
中国现代雕塑开始于什么时候?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从二十世纪1920年代①;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1992年在杭州举办的“青年雕塑家邀请展”正式开始的②。
前一种说法认为,从历史阶段区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到现代史阶段,在中国文学界将五四以后的文学称之为“现代文学”是公认的,于是将这个公式套用到雕塑领域,称之为“现代雕塑”似乎也有顺理成章之意。
然而我们再套用下去,如果有人将五四以后的绘画都称之为“现代绘画”会怎样?恐怕所有的人都要摇头了。显然,套用历史发展阶段描述艺术门类虽然简便,但缺乏具体分析,忽视形态学上的定性,问题会接踵而出。其实,前些年大为推广并著书立说的“四大主义”之说,其存在的根本问题除了逻辑上的矛盾外,忽视形态学意义上的描述也是其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发展阶段角度看,现代是相对于古代、传统而言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较其特点区别在于:共同体——社会、身份——契约、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从文化角度看,现代社会的文化强调理性主义、个性自由、不断进取、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观念,传统社会的文化则强调超验的、反个性的、知足常乐的、先赋至上、情感至上的价值观③。从这个区别看,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行,水墨绘画进入现代的标志是西洋写实主义的引入,同样,雕塑的现代过程也是这样,从传统的雕与塑制作到雕塑地位的界定,中国雕塑学习西方写实主义雕塑,同样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也仅仅是在历史阶段的“现代”中进入“现代”文化阶段,而在形态、形式上,由于五四后数十年雕塑创作主要以肖像雕塑和人像雕塑为主。在西方已经盛行的现代艺术并没有得到太多追捧。
中国现代艺术发端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美术界公认的事实。这时期的绘画,其现代主义特征方面尽管体现得比较局部而且不完整,但在形态上是可以分辨出的;但那个时期的雕塑,无论是抽象还是表现等现代形态基本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现代雕塑”,不应是指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而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现代艺术”基石上的现代形态。这个形态是在西方现代艺术基础上,应该是用诸如抽象的、表现主义的、超现实的、工业金属材料的等具有形态内涵加以描述和限定的。
后一种观点认为:从1979年后所产生的现代雕塑现象“除了个别案例之外(包泡、吴少湘),我认为在1980年代中国雕塑界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主义语境,因此,我认为以1992年的青年邀请展作为中国雕塑进入现代进程的起始性标志是恰当的。④”
这里的关键词是“个别”,从现有的美术史考察,所谓的“个别”概念其实并不成立,1978年以后的中国美术到1992年前,进行着现代形态雕塑创作实验的绝对不是个别的人。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雕塑家的名字:王克平、包泡、吴少湘、余积勇、甘少城、杨重光等,还有西南地区的何力平、朱成、黄雅莉、朱祖德以及80年代后期开始实验的毕业于浙江美院的王强、宋海东、陈妍音、李秀勤等,包括还有一些尚未提及或未被发现的创作。
从实际创作看,上述所提及雕塑家在1980年代的探索也绝不是“问题意识、本体意识不突出”、“手足无措”和“被动跟随”,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比如曾参加星星美展的包泡在回忆80年代初的抽象雕塑来源时说:“当初对我的影响,实际上是现代派后期的一些东西,当时已经能看到一些亨利·摩尔、弗朗西斯、贾科梅蒂的一些雕塑,应该说当时我的东西受到了亨利·摩尔、弗朗西斯的影响。⑤”从现有作品看,包泡更多是受到亨利·摩尔风格的影响。
另一位当时很有影响的雕塑家吴少湘在他近年接受访谈时曾提到:“在快毕业的81、82年的时候,我已经在作些现代雕塑了。”他在85年就在中央美院办了第一个雕塑个展,据说当时很轰动。他还说:“我85年时的创作完全抛开了人体的纯形象,当时受的影响最多的一个是弗洛伊德的,还有是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我的波普风格作品是88年以后才开始作的。⑥”他的具有生命意识、性意识的超现实雕塑,从他自己的表述看,完全是在主动追求性和生命的表达,完全不是“被动跟随”的。吕澎在评价吴少湘雕塑作品《杂物系列——鞋》时候说,这个作品“可以被看成是超现实主义的实物。⑦”
今天回头看,1980年代的雕塑家们的现代主义追求,其精神来源姑且不谈,单就艺术形态来源说,主要是超现实主义、抽象派、表现主义,在借鉴国外艺术家风格来源上,达利、亨利·摩尔以及布朗库希的语汇使用频率最高,同时中国的现代雕塑也吸取了一些非洲木雕表现手法以及和中国原始、民间艺术的生命意识表达(如黄雅莉、何力平等人作品)。这个借鉴过程和借鉴对象与198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探索的步调基本保持一致。如果我们认同以85新潮美术为代表的创作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次集中爆发,那么同样处在美术潮流中的雕塑,即使比绘画慢半拍,也在大体上保持了追求和趣味上的一致性,只不过在数量上相对绘画要少许多。
因此本人认为,中国现代雕塑是发轫于星星美展时期,爆发于八五新潮美术至89现代艺术大展时期。
1992年的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也非常重要,可以说它是一次有意识的现代雕塑的集结。展览的目的在于“除了要与其它艺术种类一道应追求自己的当代品格之外,它还有‘补课’的任务,即获得自身的文化定位。⑧”展览同时进行的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几个方面,一是雕塑的民族性,二是雕塑与非雕塑问题,三是雕塑的语言问题⑨。这次展览的核心诉求,可以说是当代艺术(主要是绘画)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雕塑如何走到面向当代问题的道路上来。这些从当时邀请展的文件也可以得到印证。本人当时曾为此次展览撰写的文章题目就叫《雕塑,当代关怀的呼唤》⑩。在我回忆中,展览的主要目的倒还不在于展示和推出中国雕塑的现代形态,因为展览中仍然有一定数量的传统雕塑形态,如当时引起较多关注的渠晨明作品《沁园春·毛泽东1945》、班陵生作品《候车》、何勇《一个人》等都是采用传统的写实形态。
1992年在杭州举办的青年雕塑家邀请展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代雕塑的步伐,特别是当时研讨会上关注较多的隋建国、傅中望等人,日后在推动雕塑对当代问题的探索和对民族样式的借鉴方面,他们都成为了标志性的领军人物。但我们书写与评价历史应当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而且评价的标准前后要保持一致,历史主义虽不够前卫,但它仍是我们研究历史可靠而稳定的法宝。
注释:
① 孙振华《中国当代雕塑》,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② 见《质疑和答辩——孙振华和唐尧关于《中国当代雕塑》的对话》中唐尧的观点。载《中国雕塑》2010.4,P64,河北美术出版社。
③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P64
④ 同②
⑤ 王静《包泡访谈》,载《原点》,香港视界艺术出版社2007年,P139
⑥ “艺术国际”网http://video.artintern.net/html.php?id=621(2009年12月24日上传)
⑦ 吕澎、易丹《中国现代绘画史》,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P266
⑧ 孙振华《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评述》,《江苏画刊》1993年1期
⑨ 同⑧
⑩ 顾丞峰《雕塑,当代关怀的呼唤》,见《江苏画刊》199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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