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徳庆：一个行为艺术家的控制与失控

打卡365天

台湾裔美国艺术家谢德庆凭借一己之力几乎断了行为艺术的后路，起码把他之后的行为艺术家逼到绝路了。

谢德庆1950年12月31日生于台湾，1974年以跳船的方式偷渡到美国，1978至1986年陆续做了他著名的五次“一年行为表演”，接着从1986年12月31日开始了“十三年计划”直到1999年12月31日，然后又在新千年的第一天宣布不再做艺术了，往后只是让自己生活着，或者活着。

6月28日，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开始展出“谢德庆：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完整再现他的代表作品之一《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打卡”）——谢德庆在持续一年的时间内每隔一小时打卡一次、一天打卡24次。

实际上《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打卡”）是他的五次“一年行为表演”的其中一次，这一系列的行为艺术意图以肉体极限来审视存在与监视、生产与控制、纪律与服从。《一年行为表演 1978-1979》（“笼子”）是该系列的第一个作品，谢德庆在纽约的工作室里建造了一个约3.5×2.7×2立方米的木笼子，将自己监禁于其中一年，过程中他从不交谈、阅读、写作、听收音机或看电视。从“笼子”里出来几个月后，谢德庆创作了《一年行为表演 1980-1981》（“打卡”）；之后是《一年行为表演 1981-1982》（“户外”），他靠一个睡袋露宿街头一年，过程中不进入任何遮蔽处。第四件《一年行为表演 1983-1984》（“绳子”），他和行为艺术家琳达·莫塔诺(Linda Montano)在腰间用一条长约2.4米的绳子绑在一起一年，却互不触碰。接下来的《一年行为表演1985-1986》（“没有艺术”）宣告此系列的结束，谢德庆在这一年里不谈、不看、不读艺术，不进入画廊或博物馆，只是正常生活。

《谢德庆1986-1999》（“十三年计划”）是谢德庆最后一件公开的行为艺术作品。从他36岁生日（1986年12月31日）开始，到49岁生日（1999年12月31日）结束，在这十三年中，他仍然创作但从不发表作品；2000年1月1日，谢德庆为此计划的结束举办了一场公开报告，内容只有几个字：“我活过来了。我度过了1999年12月31日。”

1978年之前，谢德庆的作品够“狠”。他把自己泡在粪桶里差点窒息；拼命吃直到呕吐；用半吨的石灰板压着自己以至于压断锁骨；以及真实实施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60年《坠入虚空》(Leap into the Void)的那一著名的假跳，导致摔断了双脚。这些“狠”是很常见的，即使到现在的中国，经常有行为艺术还在耍这种“狠”劲，而在中国大陆的行为艺术茁壮成长的2000年年初，“狠”更是家常便饭，似乎不干出点耸人听闻的事情就是失败。

但谢德庆的意义不在于“狠”，反倒是克制。他的艺术不是出于激情，而是来自对激情的剔除，用把自我放到自我设定的极端规则中囚禁起来，通过限制来呈现某种本质。

在UCCA的这次展览中，那些早期只有“狠”的作品被他剔除了，只保留了上述六次行为艺术，而它们也被压缩为方案文献、照片、影像和道具，其意义不在意提供某种美学，而是呈现其纯粹的观念。

看到谢德庆的作品文献的时候，首先引人注意的正是控制感。“打卡一年”中，每小时准点打卡后他都自拍一张照片，这些照片被剪辑成了一段影像，影像塑造了一种时间感：他从光头逐渐变得长发触肩。这些都是精心控制的，比如他一直有刮胡子而没有去理发，他穿着——起码在打卡、拍照的时候穿着——一件灰领式的制服，胸前缝着“41180—41181 HSIEH”，最简洁地表示出了这个计划运行的时间和作者。为了准点打卡，谢德庆给每个小时定上闹钟，防止出错，每天的打卡表都有编号和证人签字，打卡机上贴着封条，盖着封印。整个计划有人证、物证，一切无懈可击，完全是一件已经结案了的艺术史完美案例。

但最终引起我注意的却是那些失控的地方。比如有几次没有打卡，包括打早了或晚了一两分钟，自拍的照片也经常有曝光不足，或者虚焦的时候。这些失控的情况也被严格的纪录了下来，打卡表上备注着很多次没有打卡是在睡觉，却没有更多的解释。但是在这些事实背后实际上有着多种可能，是闹钟没有把人闹醒，还是他自己扔掉闹钟继续睡了，或者只是过于频繁的运作让闹钟坏掉了。不管是何种原因，这些失控或者控制之外的因素反而使整个经过更加可信，尤其是更加可感，使谢德庆的工作不仅仅只是一个观念。

如果继续观察展出文献中的细节，还会发现更多。比如在“打卡一年”的时候，谢德庆的签名是“Sam Hsieh”（山姆·谢），但是到了1981年九月实施“户外生活一年”的计划时，签名则变成了“Tehching Hsieh”（谢徳庆）。从1981年4月11日打卡结束到同年9月底开始实施新的计划，这短短的五个月发生了什么使他更自信地强调了自己本来的身份？作为生活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与少数族裔艺术家，这种自我“正名”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值得讨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谢德庆的案子并没有了结。

不过谢德庆并没有阐释过他的作品，他并不对别人如何阐释他的工作负责。就“打卡”这一作品而言，在今天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了的中国社会语境中，获得了一种社会批判的属性，似乎是在暴露某种资本主义的异化。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中国大陆杂志介绍过谢德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在1983访美后写的《我所见到的美国现代艺术》中对谢德庆“打卡一年”的描述是：“一件是一年之内，保证每一小时在特定卡纸上盖一个印记，三百六十五天，时时不可间断，这一年的卡纸就是他的创作”；“虽然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但从艺术评价的角度看，实在是不可理解的”。由于缺乏上班打卡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阶级”的经验，谢德庆的行为艺术在当时确实很难被理解。而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行为艺术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甚至有一段时间成为了圈内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谢德庆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他自己的认知，在中国大陆2000年左右的行为艺术热潮中，作为当时新艺术实践推动者的艺术家邱志杰说谢德庆“几乎是一个圣人”。

在谢德庆完成了他的五次“一年行为”之后，那种自我在场、自我体验的行为艺术因被他推到了极限而已经被他终结了。之后的行为艺术转向了身份、身体等更具体的社会问题，变成社会及艺术系统中的一种策略化的行动，也就是说，变得更聪明、机智、有趣，也更有社会意义与知识意味。但却很难使人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