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画廊业核心毕打行奇迹还能走多远？

位于毕打街的毕打行，属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揉合艺术装饰元素。

每年5月某两、三天，在香港中环毕打街，你总会见到本已挤得水泄不通的行人路上，排起一条长长的人龙。高峰时间，人龙可长达五十人以上。他们当中大部份来自外国，但亦不乏中国人脸孔。人龙在等待的是毕打行的电梯。

毕打行那狭窄得仅能让一两人通过的门旁，是Abercrombie & Fitch。Abercrombie & Fitch 的门口要比毕打行大上三四倍。左右两旁各守着一个门神。他们是外国彪形大汉，穿紧身恤衫、拖鞋，以迷离而不乏英伟的眼神扫视人群。他们的身体散发着香气。有几个正在排队的人闻了直咳嗽。

第一次出现这奇景，是2011年的事。至于最后一次又将在何时？当然未来谁也无法确定，只是估计这不会太遥远──毕打行作为香港画廊业核心，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首间来到毕打行的画廊，是位于3楼的Ben Brown Fine Arts。时为2009年。“毕打行可说是全中环唯一适合经营画廊的地方。”香港Ben Brown Fine Arts总监Andreas Hecker说。“主要是因为天花板够高（约3.8米，比一般大厦高约一倍）。另外，我不是说香港人懒，但是他们较不愿意上山（前往荷里活道），当然你也很难要求他们去更遥远的香港仔或其它工业区。最好的地点始终还是中环。”

Ben Brown落户後，接下来在2011年1月，毕打行7楼迎来了高古轩（Gagosian Gallery）。同年5月，汉雅轩也从皇后大道中5号迁进4楼。汉雅轩位于毕打行的面积约900平方英尺。当时市场估计尺租约150港元，与中环IFC写字楼平均尺价160港元相约。换句话说，汉雅轩月租达13万5000港元。当时画廊主人张颂仁直言，新租金较旧租金贵一倍，然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转移阵地。理由亦与 Ben Brown Fine Arts 相同。“早就想入来了，无奈旧租约未满，如此高楼底空间，在中环几乎绝无仅有。”

协同效应　制造共赢

在三家重要画廊进驻下，毕打行开始受全球艺术圈注目。这让后来Simon Lee Gallery在2012年4月迁入，又多了一个原因：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正如Andreas所言：“多间画廊汇聚一堂，令毕打行成为全香港看艺术的最佳地方。它甚至比博物馆更好─因为这里的画廊质素甚高，展览许多都属博物馆级。”

事实上，毕打行也确实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这些爱好者好一部分是在香港工作的商界人士。与许多地区例如上海、纽约等不同的是，香港并没有许多博物馆或公益艺术机构管理层来访，这是因为香港始终是一个商业城市，艺术的所谓蓬勃，目前基本上也只限于市场。

Andreas认为，毕打行其它商户如经营高级钟表的Independence - The Art of Horology，以及经营服饰的The Armoury，亦对画廊有一定帮助，因为他们的客户群有不少重叠的地方。上述种种原因，令香港的Ben Brown Fine Arts成功吸引不输给伦敦总店的人流。这对于逛画廊未成风尚的香港而言，可算是一项奇迹了。

毕打行画廊的参观者，除本地人外，由于一些旅游书已把它列作艺术旅游景点，是以当中也有不少是国外游客。至于买家，除香港本地人，还有不少来自台湾。虽然外界许多人认为，国外画廊在香港落户，主要是为了内地市场，然而事实上中国大陆藏家，时至今日仍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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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指，台湾藏家已接触当代艺术一段日子，总体而言知识要比内地藏家丰富得多。“但内地藏家学得很快，我想短期内中国有质素的收藏家将会增加不少。”有趣的是，Andreas透露，他们的香港画廊亦有不少欧洲客人。欧洲藏家要买作品，为何不在伦敦总店，而要跑到香港？“因为有时候某些作品无法在伦敦取得。”Andreas解释。“2011年我们做过Miquel Barceló的展览，但在伦敦上次展出是何年何月？我已经不记得了。”Andreas说，较之於在伦敦，许多时候艺术家更愿意在香港展览。那是因为香港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新鲜的城市。艺术家也非常希望得到崭新的经验，所以他们在香港办展览，要比在西方雀跃得多。当然这些优势，是在香港经营分店的国际画廊共享的。然而毕打行六家画廊汇聚一处，可直接导致人流增加，彼此分享藏家群，因而更易获得新客源。

类似於毕打行的画廊聚集点，要数干诺道中五十号的中国农业银行大厦。那里的画廊虽然只有两家，但因为是白立方（White Cube）和贝浩登（Galerie Perrotin），吸引力并不逊色。“但你不会从中国农业银行大厦顶楼一直走下来看艺术的。”Andreas对中国农业银行大厦，不以为然。“毕打行不同，你会从七楼看到三楼。当你想去Simon Lee的时候，必须先经过Ben Brown。透过橱窗，你或许会感兴趣，於是也顺道进来了。这些机会都是在中国农业银行大厦不会有的。”

“更不用说，毕打行位於热闹的街道，而中国农业银行大厦面前只是高速公路。加上我们的旁边就是中环地铁站。人们步出地铁站，来到毕打行，看过六家画廊，到底还会不会想看其它呢？”言语间，不难感到Andreas对毕打行的欣赏与自豪。他说，毕打行的情况，有点像昔日的阿拉伯的巴刹（Bazaar）。

同一行业的商贩汇聚一处，彼此互相提携、帮忙，创造共赢局面。有时候Andreas会与邻居Simon Lee的亚洲总监Katherine Schaefer把展览约在同日开幕，藉此提升人流。

“不是每个展览都适合同日开幕，但间中一次也不错。”艺术门（Pearl Lam Galleries）新任国际总监Althea Viafora Kress 说，她与乐曼慕品（Lehmann Maupin）合伙人Courtney Plummer及香港高古轩总监Nick Simunovic亦早认识，分属好友。

“这不是偶然。”Althea笑道。“我们都是前卫的人，属于同一社群，对艺术亦拥有类似的信念。Nick的妻子我也认识。我们的出生地很近呀！”Courtney则把毕打行比喻作纽约的雀儿喜区。当然前者只有六家画廊，而後者则是超过三百家画廊的居所，但共享人流的协同作用，仍然生效。

同一块饼的竞争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他们也是竞争对手。毕竟毕打行的六间画廊，都在争夺同一个客户群。

最明显的例子是，每到艺博会时节，画廊重头展览全部堆在同一天开幕，直接让潜在客人逗留在每间画廊的时间大幅减少。

Andreas直言，他甚至宁愿反其道而行，发电邮提醒客户不要在艺博会开幕前天，即最多人涌进毕打行的时候来临。“有些藏家，你知道他们是『不能排队』的。他们不会愿意这样做。我常跟他们说，如果要来，随时都可以来。我们这里常备香槟，没必要特意与人推挤。”

特别是在香港，当来自世界不同城市的画廊聚集一城，代理的国际级艺术家却大同小异，你也做村上隆，我也做村上隆，竞争便更加激烈了。也是因为这一点，当贝浩登在香港寻找落脚点时，曾希望选址毕打行，但终于因某画廊向业主提出反对，没有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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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坦言，Ben Brown 2009年来港时，经营方针本来是把高质素的西方艺术带来香港。回顾其2009年开幕展览，展出的是沃荷（Andy Warhol）、李希特（Gerhard Richter）与毕卡索（Pablo Picasso）。但如今这方针已经行不通。“当你有白立方和高古轩的时候，带来赫斯特（Damien Hirst）已没有意义。”时移世易，Ben Brown也不得不调整策略。于是香港分行的角色，从单纯输出西方艺术，改为同时输入亚洲、特别是香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香港画廊出售，甚至反过来带到伦敦藏家面前。

2012年5月，香港Ben Brown为今年28岁的中国大陆新进叶凌瀚首次办个展；同年7月在伦敦办了当代印尼艺术联展；今年3月香港Ben Brown首度为当地艺术家Kitty Chou办个展，紧接着4月亦是当地画家Simon Birch，办的同样也是首次个展。

Andreas接受访问时，香港Ben Brown正在展出艺术家Not Vital的作品。虽然他是瑞士人，其雕塑却深具中国风味。事实上那些作品都是他在北京草场地的工作室制作的。“我们希望这些展览，可以为Ben Brown创建一个同时受东西两地影响的形象。”Not Vital的创作，某种意义上与香港，特别是毕打行非常匹配。

香港是有名的东西交会之所，而毕打行则是中环已经难得一见的战前建筑，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加上艺术装饰（Art Deco）风格的梁瓦，是香港殖民地历史的见证。

时代的沉淀　建筑的魅力

位于毕打街12号的毕打行，建於1923年，现为泰记隆有限公司持有，属政府古物古蹟办事处列明的二级历史建筑。大厦由巴马丹拿建筑师行（Palmer and Turner Architects）设计，与邻近的华人行和皇后戏院同于1924年落成。最初为苏锡忠所有，两年後即转让给建筑商人伍华，1962年由中国大陆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已故商人霍英东与汤约翰以500万港元买入。据测量师估值，现时已升值至约9亿港元。建筑楼高七层，正门设有拱形门廊、有柱式骑楼及雕刻装饰外观，与同时期世界大城市如上海及芝加哥的主流建筑，大同小异。

自建成以来，毕打行一直作商业用途，二战前主要为外资公司分行办公室。其中着名的有如德国公司 Jebsen & Company（租用时期为1926至1992年），它曾进行多种商品的欧亚贸易，当中包括蓝妹啤酒（Blue Girl beer)。日占时期大部分租户撤离，其後日本与中国公司相继迁入。Andreas笑言，自己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

然而也有画廊家特意因为这段历史而来，那就是艺术门主人林明珠（Pearl Lam）。其香港分行于2012年5月在毕打行开幕。“为甚么我会选择毕打行？因为我是香港人，而毕打行是香港硕果仅存的旧式建筑。”她说。“因为我对艺术的定义是『传统的演进』。对我而言，中国艺术是中国传统的延伸，而不是借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所以我总是选择能表达我这种思想的旧建筑，作为画廊地址。即便在上海亦然。”与此同时，库哈斯（Rem Koolhaas）为今年3月新开幕的香港乐曼慕品画廊设计室内装潢时，也特意把中间的柱子原样保留，不加粉饰。剥落的柱身，突出了毕打行久远的时代感。

但有没有人不喜欢毕打行的历史，甚至认为它是个负面元素呢？出乎意料之外，答案是有的。那便是毕打行的业主。由于香港政府规定，列为一级历史建筑的物业，若要作任何改动及修改结构，须获政府批准，导致物业发展潜力会受影响，亦令物业的转售难度增加，进而影响估值。所以，当古物咨询委员会建议为毕打行评为更重要的一级历史建筑时，业主反而要求将物业从评级名单中剔除。Althea说，她之所以认为毕打行重要，正在於它提出一种与时代主旋律相异的文化意识。“我来自纽约，那里充满『用过即弃文化』（disposable culture），楼宇反覆盖了又拆，拆了又盖。……香港也一样，现在已经很少旧建筑了。像毕打行和半岛酒店这类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建筑物，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讨论。”

台面下的隐忧

已在毕打行分别经营了25年及17年的中环人聚脚地China Tee Club以及复古中国时装品牌“上海滩”，也於前年撤走，换成去年开幕的美国Abercrombie & Fitch。原因也是因为钱：Abercrombie & Fitch愿意缴付700万港元月租，租用毕打行12700尺的店面。

金额为上海滩原来租金大约二点五倍。林明珠说，Abercrombie & Fitch的高调商业行动，把整个中环地段的舖租提高。“我不够幸运，租约签在Abercrombie & Fitch之后，所以租金也相应增加。”汉雅轩的张颂仁、Ben Brown的Andreas以及乐曼慕品的Courtney均认为，现时毕打行的租金实在太高。“租金太高，你就不能办新进艺术家展览了。”Andreas说。“因为即便所有展品卖光，你还是得亏本。

”“可是这里是『香港中的香港』，又有甚麽办法呢？”Courtney 说。林明珠和Andreas也说，虽然租金高昂，但并非不能理解业主的立场。Andreas甚至说得坦白：“如果我是业主，可能我也会这样做。”然而业主却似乎不太理解画廊业对毕打行的价值。犹记得去年，毕打行千不选万不选，却选在艺博会期间进行楼梯翻新工程。这不仅令公众难以在大厦移动，连画廊运送艺术品也变得非常困难。另外，毕打行的门口非常小，导致大型作品无法出入、展示。虽然画廊已多番向业主反映，然而目前并未受理会。

Abercrombie & Fitch的出现，也令画廊家非常困扰。“那些男模特儿的香水，在大厦上面也闻得到。”说到这里，林明珠直呼oh my god，称整座毕打行都因为Abercrombie & Fitch带来的影响，投诉不断。艺术门画廊附近，便是男模特儿的休息室。每逢换班时间，男模匆匆出入，脚步在画廊门外隆隆作响。林明珠形容，他们就像下课时从课室冲出的学生。

部分画廊则苦于被Abercrombie & Fitch的大声量音乐骚扰，当中甚至有画廊家向业主发出超过一百五十封投诉信。当然，对方付出的租金这么多，你怎能赶它走？如果它不走，便是画廊走。有画廊透露，已开始研究，是否能够迁往其它场所。毕竟毕打行虽然很不错，但在许多意义上，并不是完美的地方。何况自从Abercrombie & Fitch开幕后，情况还每况愈下。只是迁，也真不知迁到哪里。

有消息指，中国农业银行有意收回干诺道中五十号租出的空间，作银行办公室之用。倘消息属实，不仅是毕打行的画廊家要为场地头痛，即便是白立方和贝浩登也要发愁。“早晚会有其它更合适地方出现的。世事便是如此。”一位画廊业主道。

每年5月在毕打行门口出现的奇景，还能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