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伤痕文学”

伤痕美术

《伤痕》，这个起初被意识形态惯性所压制的“觉醒的声音”，终于以一种几乎是民间运动的形式迸发出来，对当时已经开始敏感关注民间动向的官方产生很大的震动。 “伤痕文学”引发了1979年4月到1979年9月的激烈争论。1979年4月，广东文艺界开展了关于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刊发黄安思文章《向前看啊!文艺》，把新时期产生的描写“伤痕”的作品称之为“向后看”的文艺，认为应该“提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这场讨论虽然主要在广东文艺界进行，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批判文章中最著名的，就是1979年6月《河北文艺》第6期上刊发的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写道：

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须知，“歌德派”者，也在“歌”无产阶级之“德”时，于字里行间猛烈抨击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残余意识，并没有在笔端失去迅雷闪电。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阎纲的署名文章《现在还是放得不够》，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了棍子准备打人了。” 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言词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 “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不过此文提出了两个文艺理论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导致文艺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只要是生活真实，是典型，应该允许暴露和讽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是作者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的手段。”

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德与“缺德”》展开讨论。这一版转载了《歌德与“缺德”》全文，并且转载了《光明日报》7月20日刊登的王若望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摘要；报道了《河北日报》7月22日发表的崔承运的文章对《“歌德”与“缺德”》提出的不同意见；发表了周岳写的题为《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的文艺短评。周岳的短评指出：

“人们有理由怀疑，也有理由发问，这种虚假的描述是为谁开脱罪责？”这篇论及当前文艺形势的文章，一句不提林彪、“四人帮”对文艺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一句不提极左路线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严重摧残和影响，相反，却以大部分篇幅，斥责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是歌德，而是“缺德”。

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篇文章同近来出现的某些论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

随后，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老作家巴金身体不适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都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几年所罕见的。” 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这是上海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大型文艺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其中有：巴金、贺绿汀、张骏祥、黄佐临、孟波、李太成、钟望阳、杜宣、冯岗、吴强、王若望、宗福先、严励、姜彬、袁雪芬、章力挥、姚时晓、丁是娥、任德耀、许铁生、吴宗锡、吴仞之、丁善德、周小燕、王云阶、司徒汉、黄贻钧、夏白、黄歌、许平、胡蓉蓉、舒巧、沈柔坚、吕蒙、蔡振华、张乐平、程十发、谢稚柳等。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大会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8月17日，《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志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纪要》 ，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也归罪给文艺界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歌德与“缺德”》所代表的保守倾向。

[page]

1979年9月初，吉林的《长春》、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和浙江的《东海》等京外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在长春市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指出，对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形势的估量并不一致。前些时候，有一股“倒春寒”袭来。有人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歌德与“缺德”〉一文等就反映了这种思潮。他们强调，要提倡作家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 、《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德与“缺德”》的谴责和批判。

一篇文章之所以引发一场波及全国24个省市文艺界的风波，显然已经超出了文艺创作方法论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关涉到三十几年来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如何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德与“缺德”》是保守思潮的一次强烈的表达，文章所引起的论争与民间对《伤痕》引发的强烈性情感性共鸣开始出现微妙的偏差，论争基本上已经跳出对文艺本身的讨论，而升华为进步思潮与保守思潮的激烈碰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胡耀邦身上清理出一个与“伤痕”争论平行的时间线索来加以判断。1977年8月25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文章，公开批评了“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 12月2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了《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其中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些理论中已经可以感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前兆。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坚决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5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到1978年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后来在“歌德”与“缺德” 之争中支持“伤痕文学”的，恰恰就是那些被平反的人，对于他们来讲，反对保守，竭力拥护来之不易的宽松与自由首先与他们自身的安危相关联。

1978年5月至1978年8月，就是小说《伤痕》被钟锡知以一种“地下”的状态在上海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的那段时间，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改变。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在当天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头条新闻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

这篇文章虽然在宏观上继续肯定马列主义和毛**思想，并且延续和深化了对“四人帮”的批判，但言辞之间已经非常明显的将批判的矛头穿越“四人帮”而指向毛**关于文革的错误路线。文章明确地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很明显，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而动摇了“两个凡是”也就意味着动摇了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章还尖锐地提出，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关于“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讨论自1978年6月起，到同年11月，达到了高潮。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人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

紧接着大讨论的风潮，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批判的矛头指向“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全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1979年1月2日,刚刚恢复工作的文联举行迎新年茶话会。这是首都文艺界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盛会。刚刚就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正式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论。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思想的解放总是从文艺界开始。胡耀邦借助毛**的“文艺工具论”存在的巨大的思想惯性，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对文艺界思想的宽容和松动，促使“伤痕文学”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改革意味，为1979年4月到1979年9月的激烈争论提供了可能性，并且通过这次争论所创造的历史语境使“伤痕”在中国当代史上的意义显现出来。

胡耀邦对于《歌德与“缺德”》争论的介入，使得上述论断更加合理。1979年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进行了了解。经过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1979年9月4日，中宣部在北京钓鱼台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文联、作协的领导林默涵、朱穆之、陈荒煤、冯牧、李季共20余人；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负责人及文艺界人士齐斌、田间、梁斌、刘春风、李盘文、张庆田、刘哲、张仲朋、张峻、尧山壁和李剑11人。

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刘哲代表《河北文艺》编辑部汇报了《“歌德”与“缺德”》问题来龙去脉。会议从9月4日至6日共持续了3天。胡耀邦6日参加会议和与会同志座谈，并作了讲话。胡耀邦在讲话中对这场争论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表态：

“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

“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

“青年人犯点错误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地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中央对这场争论的最后定性，结合1978年5月10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之前胡耀邦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这个论断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不过，基于当时全国拨乱反正的大风气，加上胡耀邦正在筹备第四届文代会，因此做出了“不过分地追究责任”的许诺，或者说是指示。李剑和河北省文联因此没有被追究责任。然而，李剑和河北文联毕竟存在着一种惯性的政治敏感，“不过分”三个字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引导出他们的“政治觉悟”。作者李剑和河北省革委文艺组长田间在这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1979年9月5日，第9期《河北文艺》编发了冯键男等人的署名批评文章，编者按说：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我们的毒害很深。为了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要排除‘左’右干扰，特别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

明确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向之后，《河北文艺》对争论做了“合时宜”的表态。至此，这场由一篇墙报《伤痕》引发的连锁不断的思想界大讨论基本平息。在此之后，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着争论，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治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那些之前渴望思想解放并且与旧体制对抗的人们，慢慢的获得了权力上的支持，他们开始放心的表现出一种进步姿态，语言也逐渐开始由申辩转变为批判。这种“胜利”的方式也暗示了“伤痕绘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