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隐蔽的视觉霸权与身份意淫

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1895-1965）拍摄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著名作品《流民母子》（Migrant Mother，1936）被认为是兰格“个人创作的极致”（斯特莱克，Roy Emerson Stryker，1893-1975）、“最完美的经典影像”（爱德华·斯肯泰，Edward Steichen，1879-1973）。

近些年来“最XX”的滥用使中国人对这一类的修饰语变得十分警惕。不过，这件堪称“最完美的经典影像之一”的作品毋庸置疑是兰格“个人创作的极致”。而仅仅拍了5张照片就得到了这样一幅伟大作品足以说明摄影师敏锐的感受力和娴熟的拍摄技巧。

对比不太成功的另外四张照片，我们不难理解这一张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理由。相形之下，另外四张照片要么是构图过于随意，缺乏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要么画面元素过多，削弱了作为主体形象的母亲本身的视觉张力。

这种人道主义色彩浓厚的纪实摄影在中国当代摄影生态中俨然已经成为主流。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环境问题和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今天，许多中国摄影人试图用影像的方式扮演一种社会良心或者知识分子担当的角色。当然，也不乏少数以这种容易引起舆论关注和斩获奖项的方式进行投机的摄影师。

然而，在已经诞生和正在创作的海量当代纪实摄影作品中，却没有一件能够比肩《流民母子》的艺术水准。

兰格另外四张《流民母子》照片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反观自身的有效样本。构图的随意性相对来说容易克服，中国摄影师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好”，甚至过于“好”了。很多人对绘画中用于不同主题和情绪的各种构图方式了然于胸，尤其擅长金字塔式构图、黄金分割以及表现人物伟岸形象和高尚品格的纪念碑式构图。

与构图的艺术性相比，画面元素的生硬堆砌和矫揉造作才是中国当代摄影人“病入膏肓”的顽疾。

兰格回忆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时说：“这个饥饿绝望的母亲像磁铁一样吸引我向她走去……我一共拍了5张，从同一方向，一张比一张近。”可见，这组照片中不甚成功的照片更多是在作者逐渐试图靠近这位母亲，最终获得最佳拍摄位置之前产生的。也就是说，另外四张照片中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作品视觉张力的那些元素，如马灯、破帐篷、纸箱，是在摄影师获得最佳效果前不断尝试和记录的结果。

[page]

由于对纪实摄影尤其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的观念差异，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多刻意而且醉心于在画面中布置甚至堆砌各种元素。在他们看来，这类摄影的要旨在于通过充分的有指示或隐喻意义的环境和陪体设计，可以最大化地彰显作品的悲剧气氛和人文情怀，突出主题，并为阐释预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在这种创作观念的引导下，拍摄对象个体精神与生存状态最终沦落为某一个特定人群的雷同注脚。例如拍摄留守儿童，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把渴望无助的眼神，褴褛的衣服，龟裂的小手，破败的院落和学校，以及爷爷奶奶佝偻的身影作为有力的辅助元素。拍摄农民工则一定是挥汗于工地，讨要工资的无奈，简陋的工棚，与远方家人通话时的幸福而朴实的表情，以及全家大包小包地消失于春运的人潮之中，等等。

这样的作品在极具煽情色彩的表象之下，其实是作者空洞而矫情的自欺欺人。既然对于人性的深入挖掘和思考缺乏足够的智慧和信心，那么这种盛装的矫揉造作则不失为一身有效的“皇帝的新衣”。

当然，客观地讲，有少数摄影师对于纪实摄影的人文承担和摄影艺术本体的探索是诚恳的、有建设意义的。同时，由于文化传统和当代氛围的缘故，他们的作品也难免不同程度地具有过度设计和张力不足的问题。

作为中国本土纪实摄影的经典作品，谢海龙的《大眼睛》至今依然难以超越。没有刻意的苦难、破败和辛酸的符号暗示，小女孩似乎穿透时空的明澈眼神让人动容。如果说与《流民母子》这样大师级的作品有何差距，可能就在于核心主题的相对模糊。小女孩清澈、天真、略带茫然的眼神，以及环境氛围的不甚明确，使这件作品必须另文交代拍摄语境和使用场合，人们才能明确作者的拍摄动机并产生相应的情感投射。

于全兴的《贫困母亲》系列是国内此类作品中比较成功的。不过，与许多国内摄影师一样，作者精心设计了许多看似随意的细节以突出主题。在有些戏剧化的特定生活场景及光线烘托下的茫然眼神和苦难表情，留给人的震撼虽然有些痛楚却不深沉持久。

以一枚白炽灯泡为背景的这一张（见图）是其中比较感人的，但破落泥墙、刺眼的白炽灯、凌乱的稻草，还是稍嫌刻意了些。画面中的这位母亲对于生活的无望无奈也许与《流民母子》中的那位意大利裔母亲相似，但她在摄影史上镌下的身影，将远不及后者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