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林及其对侯奖的批评

吴家林《云南山里人》

这两天吴家林老师对第4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的看法引起了极大争议，我把我的看法整理一下发在这里供讨论参考。

简单说，吴老对侯奖的评论粗暴而武断，但他说出来我丝毫不觉奇怪，因为他的摄影价值观决定了他的眼界和判断。

大家知道，吴老是一位从大山里走出并且走向了国际的摄影师，他几十年如一日深潜民间，以平民视角记录和捕捉着大山深处的人间温情和感动，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人道主义视觉文本，我不想否定其重要价值（此处略去5千字），不过我也同样认为，不能将其地位过于拔高，尤其是不能在当下的语境下还视他所秉持的摄影观为无上至则。

东寺塔·昆明 2002

吴老长期浸淫偏远乡村，持的是一种崇尚爱与温情的人道主义摄影观，这可能是东方文化引以为荣的价值观，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在一个现代性的背景中来考察，那么这种温情感性的人道主义则具有了某种可疑的前现代特质，也就是说，这一观念是把乡村作为现代化、城市化的一个对立面来刻画的，乡村成了都市人用来怀旧抒情的消费符号和对象，正如马克·吕布称吴家林的作品为“治疗淫逸无度的城市病的良药” 一样，乡村成了城市人精神逃遁和心理抚慰的异乡，而中国的乡村更是成了西方他者目光中的猎奇之地（吴老的国际化与此不无关系），因为无力处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无法对具体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冷静的文化认知和思考，并以摄影独有的方式进行呈现和介入，结果是，作为现代性表征之一、本应广泛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摄影，转而对乡村无限迷恋起来，温情泛滥，大批传统摄影师和被感动的观众沉浸在一种宗教式的爱与虚假幸福中，不愿睁眼看看周围这个狗日的世界。可以说，他们完全失去了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思考能力。

吴家林   牛干巴·昆明 1998

这种滥情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艺术语言始终在这种爱的温床中翻滚破败，却无法滋长出文化反思的精神和批判现实的力量，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理性、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中始终缺位。所以吴家林这样的照片初看足可玩味提神，但看的多了，只感觉单调乏味和无力，成为了一种日益僵死的美学符号和趣味，可以说，吴老虽然身处在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甚至国际社会，但思维却依然停留于前现代农业社会，沉迷于农耕文明的趣味缅怀上，对当下整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缺乏认知和判断，更没有对公民社会和国家体制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于此意义上，我说吴老乃是没有文化的国际老农，半句不假。

吴家林  食客·云南安宁 2003

在这种摄影价值观的指导下，吴老对侯奖的三组获奖作品尤其是《新国人》和《大学城》给予了无情批评也就不奇怪了，这两组照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当代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感受力和影像呈现方式显然是沉浸于爱与感动的吴老们所无法理解的，年轻一代摄影师纵然也有很多幼稚和不成熟，但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已经勇敢的把自己投入到了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浪涛之中，直面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与之抗争沉浮，并且把自己的思考付之影像呈现，这一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比如《新国人》，这些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经常面对的日常画面，但经过作者集中呈现，一种内心的酸涩感便扑面而来，这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特定转型社会中所经历的阵痛和苦楚，有些荒诞，有些可笑，但都很扎人。《大学城》则是作为大学生的作者直接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质疑和发问，画面简单却有力。这些介入具体问题具体情境的文化思考和艺术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稀缺和紧要，但可笑的是，在吴家林看来却成了“儿戏”、“垃圾影像”，叫人怎么不唏嘘?

有意思的是，吴老所看重的新锐和前卫摄影，是黄京的作品。咋一看，吴老思维挺新，能欣赏85后小孩如此“前卫”的表达，但仔细一对比，就能发现吴老跟黄京骨子里的一致性：沉迷于自我表达和捕捉的趣味之中，拒绝面对周遭尖锐变化的现实。前者是用温情泛滥的乡愁掩盖对于城市化、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而后者是用孤独、自我、疏离将自己锁在个体的小宇宙中，拒绝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