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之后-----当代艺术？后现代主义？

一，从1978年吴冠中率先提出“形式美”的问题

二，吴甲丰对“形式美”的研究

三，徐书城对前苏联艺术哲学的批评

吴冠中作品

1978年吴冠中率先提出“形式美”的问题讨论，在中国的主流话语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利逼迫，而不得不以写实主义歌颂政治和制度的美好，炫耀和赞扬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量的宣传画，遍及城乡民间街头的政治标语，语录摘抄，主题先行的政治歌功颂德题材到处泛滥之时，清醒的现代主义的提倡者吴冠中，似乎看见了这股潮流背后潜藏着的危险和忧患。

1，“文革”期间，借助批判“黑画”，打到走资派的残酷做法，危害了社会，伤害了一批人的情感，也在某种程度上，让真正的艺术隐藏在表面的繁荣和喊口号的状态之下，艺术，尤其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流派早已经在中国20世纪2,30年代的自由土壤上生根发芽，被小心翼翼地种植在中国贫瘠的土壤上，然而，由于动荡，由于政治，由于社会革命的需要，现代艺术如“决澜社”，先锋一样的人物庞熏琴，李青萍，潘玉良等，以先锋和艺术观念的先行，引领了一个时代，一个潮流。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锋在政治的洪流之中，隐退淹没，销声匿迹了-----

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次斗争中，现代派总是被首先沉痛打击和被掩盖掉其辉煌成就的，如庞熏琴放弃最初的先锋理想，选择从事实用美术的教学，如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沈从文，被迫放弃新月派的文学创作，而被改造成故宫里的文物研究者，如其他不计其数的社会改造者，在变革中被迫选择重新做人等。

政治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阴影，也是中国人最畏惧和害怕的斗争运动。“文革”一夜之间，被砸烂，被迫害，被迫劳动改造的人，在被关押期间，反思自我，改造自我，重新做人，使得有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放弃尊严，唯唯诺诺，使得人格分裂，遍体鳞伤，精神崩溃，那种人性之中的恶毒，恐怖，野蛮，残暴，使得人们经历了从震荡，到分裂，再到重塑自我的演变。

多少人选择了放弃生命，如老舍，投入后海，选择有尊严的死去，而又有多少人从心灵到肉体被折磨消散，灵魂飘逝远去，又有多少人苟且偷生，逍遥自我，选择放弃理想，还有多少人选择沉默不语，暗自神伤，“政治”这支达摩克里斯之剑，高高地悬挂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是随时危害着人的生命和戕害着灵魂的不得以的选择。

在沙场上，可以改造敌人，选择放弃政治信仰，选择放弃生命，为了信仰，有人选择牺牲生命；为了信仰，有人脱离家庭，投奔延安；为了信仰，有人决裂；革命，可以使得许多人弃暗投明，可是，思想却是无法变革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种人文理想，也是一种不得不的另类生存，不为稻粱谋，却是为了生命和心灵之中的那些生命感动，那些岁月如歌，那些点滴间不可替代的生命感应，是产生现代主义的土壤。生命，是不可替代的，是被歌颂的，也是需要付出行动的。

生命是一种灵魂观照，也是一种散淡的人生选择，而艺术又是不能被玷污和污秽的，艺术是象牙塔之中的女神，也是巴别塔上不可攀登的明灯，更是一种精神鼓舞着人类前行，也是一种生命的指引，冲锋陷阵地改变着时代。

2，在政治就是一切的时代，重压之下的思想改造，禁锢和变革是同时并行的，也是潜流之中的隐匿着生命激动的时刻。是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叛离，还是苏联老大哥的自主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突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新新生，让每一个国家选择了自主的道路，以证明自己的独立，民主，而自由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封建制的灭亡，整个世界结束各个国家的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战争，通过政治阵营的格局变动，经选择出现两种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而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 使得许多被瓜分被欺凌的弱国小国，顽强抵抗，选择自主独立，成为民族国家。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迅速崛起的现代国家如美国，则在强超级大的国力，强盛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之中，形成超越众多民族国家的高姿态，鼎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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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民主共和的制度，那种标榜的独立自由民主，像是一面招展的自由大旗，召唤着各个民族国家。“越战”之后，许多民族国家选择放弃战争，放弃民族国家的独立尊严，在制度上，朝着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过渡----卡斯特罗，金日成，毛**，一系列响当当的名字，引领着国家民族朝向着一种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态前行，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对还是错？至今历史，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正确答案。

中国的“文革”震撼世界，至今也是国际显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是否可以解决这些疑问，答案在哪里，欲说还休，总是觉得如鲠在喉，无以言语。

与法国社会革命一样，处于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社会强制性地切断了新社会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和血脉纽带，是一种政治化的强制，使得一批年轻人不得不选择离开城市，去改造自己，去适应新制度的建设。一种与封资修割裂的强制行动，使得新时代的青年，远离故土，去适应新时代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前途。

是20世纪中期的政治社会变革，从整体上彻底地改造了中国社会，改造了社会之中的人，改造了社会的一切。“ 革命”，“变革”，是社会最大的主题，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命题。青年人，总是去适应社会，在变革之中，去改造自己的脆弱灵魂，改造自己的心灵，升华自己的生命躯体。

“现代性”由此开始，从一个政治制度的起点，与旧的社会制度产生决裂，开启了新的社会篇章。新的时代，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去改造自己，去选择新的自由道路。

3， 现代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困难的转折之路。从旧时代向着新时代，从近代向着现代转型和变革，这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现代主义是一条荆棘遍布的道路，也是一条无从退却的选择之路，痛彻骨髓的那种不得不选择，使人斩断与历史的纠结，开启新的道路。在难以看清未来的方向和道路上摸索着，实践着，潜行着。

人们习惯于古老的传统，习惯于自然的选择，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变革，使得一切都震荡起来，机器，自动化，电灯，脚踏车，手表，车轮，机械的革命变革了小农经济下的自然和谐温情之美，而以速度效率和节省为原则的机械社会里，使得人们远远地将习惯的社会规约忘掉，以现代的社会标准要求社会的机器零件，新闻报纸的传媒时代，其工作效率，质量与产品要求，大大地改变着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电灯，小汽车，电报电话等等都使得社会大大地前行了一大步。

现代文学是以徐志摩，郁达夫，丁玲，张爱玲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月派诗人的代表作品为先行的标志，《像丁香一样的姑娘》，《莎菲女士的日记》，《沉香炉》等是一种弥散在上海滩之上的灵魂游荡，心灵激荡，生命讴歌。

现代主义流派和艺术，是野兽派，达达主义，是抽象表现主义，也是像林风眠，刘海粟一样的激荡社会的人，是摇旗呐喊的主义伸张，是撼人心魄的行动和主张， 也还是一种清零飘逸和孤芳自赏的人生选择。

潘玉良，李青萍的现代主义作品，值得歌颂，是一种心灵的激荡，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对社会生命变革的一种真实记录。无论民间传说也好，野史也罢，一切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值得记忆和书写的艺术历史。

现代主义强调和提倡的是一种奋力前行，是一种抛弃旧形式，选择新形式的选择。更是一种生命的决裂，是一种对旧制度的思考，一种对新形式的向往。决裂，叛逆，新生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也是一批热血青年选择的人生道路。　　

现代主义是一种社会的必然，是一种重生和新生，也是一种前行和无可替代。但是，政治上的正确，意识形态上的突出，还有社会革命的迫切，使得现代主义短暂地在中国潜行和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即刻消失在现代革命的滚滚红流之中了。

诸如《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的新式样板戏，改造了中国传统京剧的样式，锤炼出一种现代京剧的唱腔模式和舞台样板，更是在一种革命政治下，像江青一样的红色旗手摇旗呐喊，加以改造之后的新型剧种和新型文化形态。

《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将“五四”运动以来的婉约艺术形式变得更加纯粹和更加单纯化，语言变得更加样式化和政治化，那些资产阶级的“小情调，小沙龙”趣味迅速地被替代，被跨越，“政治”元素在思想领域的改造中，被一种简单的教条和样式迅速取代，这样的时代产生出来的是比“喊口号”，“举手表态”等更纯粹地接近政治，更接近自由狂热的政治行动。

艺术以不再婉约的形式，而以接近政治意义的口号，标语，大字报，“打倒某某某”，来传递现代主义时期的“前卫”，“先锋”，红色；艺术以一种先锋的样式，戏剧舞台的单纯化，模式化，人物的脸谱化，戏剧化，以夸张的艺术样式，接近一种艺术的政治表态行为。

被加以提炼的艺术形态，语言样式的锤炼，艺术语言的单纯化，男女性别的被抹杀，社会家庭角色的模糊化，情感色彩的被过滤和被简单化，使得那时的艺术样式变得那样的单纯动人，撼人心魄，同时又变得那样率真直白，大胆夸张，不拘形式，“才子佳人式”的封建意识形态下的酸腐味道，被政治化的纯粹提炼，意识形态的被提升被夸大，艺术样式的戏剧化和模式化。政治化使得传统艺术被抛弃和被扔在各种角落之中，现代主义的言语形态和选择被提纯成新的政治意味，新的艺术元素，新的艺术旋律和新的表达形式。

现代主义从20世纪2,30年代的被觉醒，音乐，诗歌，文学最早传递出现代主义的精神之后，中国在20世纪6,70年代又迎来了现代主义的巅峰。尽管，历史在1978年拐了一个弯，但是，在彼时彼地的政治气候之下，在一种政治的高压制度下，艺术各种样式的糅杂和混合，口号式的语言风格，上山下乡的曲调模式，样板戏的戏剧样式，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构成了具有中国政治时代特色的现代主义风格和样式----一种新的艺术形态，新的艺术符号。

艺术被一种政治教条化，简单化，模式化之后，形成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单纯模式，提炼后的符号模式，政治波普化的艺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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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的《大批判POP  ART》

王广义的《大批判》，蔡国强的《收租院》和陈箴的《圆桌会议》等象征性地传递出一种语言符号的样式和转译符号，也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形成一种政治波普的新语言，其叠加的符号，文革时期的电影片头式的重现，政治符号化的提炼，纯粹符号的叠加和商业化的模具面孔，使得王广义的《大批判》变得像安迪@沃霍尔的商业广告一样，非政治非商业非艺术，而成为一种当代艺术的样板，语言系统和思维模式。王广义---中国的安迪@沃霍尔，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解放下的产物，也是一种商业模式下的艺术突破和政治时代的新符号语言建构。政治符号的样式，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艺术之间语言的提炼和呈现，也是一种新形态的语言突破和重建。

蔡国强的《收租院》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一个与旧时代彻底决裂的时代。旧时代的元素，语言和精神模式被改造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新的语言元素，新的结构模式，新的样板。政治波普终结了真实的政治时代的荒诞和虚无，但是，也表达和再现出一种新的先锋意义的语言象征。

不能说王广义的作品是抄袭或者转借，但是，与美国商业时代的艺术代表安迪@沃霍尔不同的是，这是一种中国特殊政治时代的表征和象征物。

正是这种象征和借用，转移和挪用，使得王广义被西方认同为是后政治时代的代表，甚至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什么是中西方冷战之后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就是进入现代主义阶段之后，政治的分割，断裂，文化的重建和社会需求，共同的价值标准体系的建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断裂和衔接，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使得民族国家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得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坍塌崩裂，历史鸿沟和历史文脉不复存在。

全球化带来的一体化和价值体系异质化，使得西方与中国，使得东方与西方，使得民族国家和自由经济国家变得一体化，这样带来的价值分裂和意识形态的同一化，使得中国的当代艺术，使得中国千年禁锢的社会意识形态被打破，使得政治堡垒下的自由意志得以呈现，使得艺术样式多元和繁荣起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价值标准的建构和确立，依赖的是制度的重建和修复，依靠的是民众意志的确立和表达。什么是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判断，什么又是自由意志的呈现，需要依据的是社会制度变革之中，人对“自我”的确立，和对人的价值判断标准的独立。

可以说，中国政治时代的终结和市场经济的完善，使得后政治时代的判断与表达顺畅起来，也使得艺术样式和语言风格，更加提炼和单纯化。后政治时代的艺术，变得先锋和另类起来，也使得价值标准断然区别于过去时代的延伸。

完美，和谐，统一被新的价值标准替代和涵盖，但是，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分裂，打破，重组和再建构，形成一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价值标准。中国“文革”的政治观念，使得中国迅速进入现代主义的分裂，重组和完善之中，新的价值尺度，新的社会标准，新的观念和信仰变成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新价值判断。后政治形态和话语语境，使得大量现代主义作品被新的样式建构出奇葩一样的后现代主义形式语言，样式结构和语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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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的《析世鉴》

从徐冰的《析世鉴》，谷文达的《联合国》到吕胜中的《招魂》，实际上演绎出来的是一种后结构主义时代中国人对待传统价值的重新认识的态度，选择和传递。古文字，汉语是中国的文化价值符号，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象征物，而人的头发是取自父母，来自宗族传统的血脉传承，用来组成联合国的人权独立表达，是一种转借和挪用，还是象征和寓意，借用还是假借，剪纸来自民间民俗传统文化，但是，大红色，民间寓意的转移，已经使得那种来自民间的意味减弱，而变成一种假借和挪用，一种来自民间民俗的文化传统在新的空间结构之中，在新的符号组合和新的语境之中，变得新颖和具有现代主义的意味，变得夸张和分裂，变得重新具有了一种语言的丰富性和样式的单纯化，使得一种中国元素被无形之中夸大了其意义和象征意味。

谷文达的《联合国》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莫言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重组和再现，是一种将封建主义意识下的性意识彰显的艺术创造，而现代艺术的红色使用，如包泡的怀柔山水间的红色绽放，是一种夸大的现代主义，还是张扬的后现代主义，是文革记忆的重新再现，还是现代主义断裂之后的思考？如果说红色是政治时代的象征，则《大红灯笼高高挂》预言着的则是一种新的后现代结构的故事叙述的重构，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是寓言性的文学作品，可是其中暗含着的意义描述则隐藏在模糊的语言，转借的意义和对未来含混不清的表达之中。现代主义的暧昧表达，玩味，含蓄不如现实主义那么直接明确，但是，在梦境一样的呓语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对真实现实的超越，剥离和对未来世界的预言和暗含着一种象征与寓意。

格非的现代主义小说，苏童对苏南小镇的回忆，是现代主义文学超越现实主义之后的腾飞，无论是当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还是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都是从古典向现代进步的文学变革，使得一个时代变得隐晦含蓄，使得一个时代变得魔幻超现实，使得一个时代变得主题游离。事实上，中国的现代主义，存在于文学的潜流之中，也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建构出千年帝国时代结束之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不得不适应外来的世界潮流变革和世界大局势的变动带来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我呈现。

无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无法解读，还是民众不可理喻的调侃或者揶揄，当代艺术家作为先锋的知识分子担当了历史的觉悟者角色，也在一定意义上启蒙着愚昧的众生和群氓。中国当代艺术家，是一种先锋人类，更是一种思想的先行者，在意识层面更多地体味着与芸芸众生不一样的制度变革，新型意志和先锋态度的决绝。如果将艺术家简单地混同与民众，或者简单地混同于群氓，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先锋的意志，也在某种程度上化解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严肃和强压。如果说先锋艺术在今天丧失了原有的先锋性，那是由于商业减弱了艺术作品的冲击力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扁平化趋势和趣味化的形态降低了当代艺术的政治强度，削弱了其对意识形态的冲击意识，减弱了一种不可以言说的述说乐趣。

当代艺术，实际上如溪流，时时可以改变行走的通道和方向，时时可以更改样式和符号，但是，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核，是无法改变的和无法削弱的。如果说早期现代主义时期的潘玉良，李青萍让人记住的是身世坎坷，艺术道路曲折，不如说，那是中国的现代主义是在强大的几千年封建制度的重压无可变革的沉重道德压力，使得女性现代主义艺术家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为艺术的标准，不得不屈服于道德价值标准之下，来背负起道德的标准十字架，来隐藏自己的艺术信仰。中国的现代主义停留在20世纪2,30年代的主流社会之中，20世纪6,70年代的社会政治变革，改造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改变着普通民众潜意识之中的那些道德价值判断。

中国的当代艺术就像是中国黄河长江之外，那浅浅的溪流，缓慢，曲折，不知拐了多少个弯弯，才走到今天的汇集溪流成为江湖，艰难地行进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艰苦执着于理想，顽强地坚守着现代艺术的价值底线，不被顽固的帝国概念，被陈腐的旧时价值体系和标准吞噬掉，或者不被一种顽固的价值体系抹杀掉，存在着，生长着，茁壮着，是让人惊喜和骄傲的，说明，中国千年帝制下，中国仍然保存着现代主义的火种和秧苗，没有被扼杀，没有被掳掠，没有被消除，中国的现代主义在诗歌，文学，音乐中较好地保留着原初的萌芽，如徐志摩的现代诗，如林徽因的绘画，如陆小曼的文学性表述，如慢板的行歌，如泣如诉的哀怨，淡淡地消散着一种旧式没落的哀愁，又在潜隐着的魔幻之中诞生着如张爱玲的小说《锁金屑》，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茹志鹃的《百合花》。

现代主义不是翻译，或者古文的白话化，而是一种源自于精神深处的彷徨，忧愁，哀伤，精神分裂，情殇，与自我的彰显，意义的表述和寓意的暧昧。精神的婉转，文字的华丽，仅仅是其形式和外表，内里的忧愁，自恋，伤感，外在的阴柔，书卷气和神秘与距离感是现代主义的精神象征。

现代主义的作品如李金发的雕塑，李叔同的书法，戏剧和音乐，林风眠的绘画一起构成中国现代主义史上的灿烂局面。讴歌也好，打成毒草也罢，现代主义早期的艺术形式和精神样式，早就突破了传统价值底线和道德标准，成为开启一个时代的新典范和语言系统。

不论是何燕明的现代主义诗歌，张光宇的现代漫画，庞熏琴的包豪斯理想，实际上都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值得讴歌和赞颂的时代象征，或者时代精神偶像。如果说中国的当代艺术起源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春风吹醒了江南岸，事实上，暗含着现代主义意识和思想的起源来自20世纪中国2,30年代的现代主义萌芽。那些现代主义的先驱们，潜藏着的人文理想和改造现实的宏大志愿，改变着现代中国的格局，改变着中国20世纪6,7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形态现状，使得中国真正意义上跨入一个现代中国的时代，而不仅仅是政治时代的简单投射，或者技术理性价值判断上的现代，思想的变革和行动，使得中国跨越古代社会，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