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与历史之间: 记忆的场所

Photo of a barricade on Rue Voltaire, after its capture by the regular army during Bloody Week that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Paris Commune. 在Rue Voltaire上的路障，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前的“血腥一周”期间被正规军所占领。

Photo of Hôtel de Crillon of Paris during or just after World War I. 巴黎的克里雍大饭店，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争刚刚结束之时。

Photo courtesy of Le 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in May 1968.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的街景，显示了大罢工期间学生和工人的抵抗，这场政治风波最终导致总统戴高乐将军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将议会选举提前到同年6月23日。

Photo of the graffiti during May 1968, words read “sous les pavés, la plage”, which means “under the paving stones, the beach”. 拍摄于1968年5月的巴黎街头涂鸦，文字写着“在铺路石之下，海滩”，在这里，文字成为了一处“场所”。

在此选译的文字来自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 1931- )。他主持编辑的《记忆的场所(Lieux de mémoire)》共三卷，收录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首卷出版于1984年。它探讨了法国的国家身份之形成，同时创造了一种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方法。本文节选了诺拉对这个项目的综述文章《在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开篇部分。诺拉将言之凿凿的历史与脆弱嬗变的记忆区分开来，以极其“散文”的方式，重新审视一个民族对自身的认知。

历史的加速度：让我们试着去掂量这个短语除却作为比喻之外的重量。从当下到历史性过往的愈演愈烈并且不可挽回的滑落，对于任何以及所有事物都有可能消逝的通识——这意味着某种平衡被打破。曾在传统的温存中、习俗的静默中、对古老祖先的重复中存活着的经验的残余，已被彻底而坚决的历史观所取代。自我意识萌生于那些过去所发生的，是为了满足和成全那些已然开始的。我们如此频繁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所剩无几。

我们对于记忆结晶并隐匿其中的记忆的场所(lieux de memoire)的兴趣，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个转折点，在那里，与历史分离的意识伴随着记忆已被撕裂的觉悟——然而这撕裂的方式引发了对记忆附体的场所的追问，在那里某种历史性的延续仍旧魂魄不散。记忆的场所存在，是因为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emoire)已不存在。

试想农耕文明的消失所标志着的不可撤销的决裂——集体记忆最为精纯的矿藏成为历史研究的热门对象与工业发展的巅峰同时发生。而如此彻底的记忆的崩溃，只是全球范围内趋于民主和大众文化的浪潮中再普遍不过的例子。在那些新近成立的国家中，殖民侵犯所激起的独立思想冲击着那些在种族学意义上沉睡已久的历史性社会。相似地，这些国家内部的反殖民化进程也影响了种族学上的少数族群、家族和部落，在此之前，它们只拥有记忆的贮蓄，而不占据历史的资本。长久以来确保集体继承的价值观得以传播和保存的社会已行将就木，无论它曾依靠教堂还是学校，家族还是政府;同样，那些铺设了从过去到未来的顺滑通路、或示意未来应从过去中有所继承的意识形态也已日暮穷途——无论它曾服务于反动、进步、或者甚至是革命。毋庸置疑，我们已看到了我们的历史性的认知模式的剧烈膨胀，在媒体的助攻下，它将亲密交织于集体遗产之中的记忆，取而代之以记载当下事件的朝生暮死的底片。

因此，“历史的加速度”迫使我们直面这残酷的领悟——记忆与历史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记忆是社群的、未受侵犯的、被所谓原始或无政府社会所体现、也被它们如同秘密般严守;而历史，则是我们无可救药地健忘的现代社会在发展的驱使下组织整理过去的方法。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整体的，独裁的记忆——它从不自省、权威而强势、自动自发并且不知疲倦地自我实现，它是没有过去的记忆，不断地再发明传统，将自己祖先的历史与英雄史诗、万物起源以及神话的时代囫囵地连结。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记忆，事实上不过仅剩下被筛选和归类后的历史的断壁残垣。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在越来越笃信发展的权力、能力、甚至义务的现代社会愈发加深了。今天，这种距离已经被拉扯至千钧一发的极限。

历史对于记忆的征服和屠戮有一种类似启示的效果，仿佛身份认知的古老纽带已被截断，我们不言而喻的经历被某种事物所终结——记忆与历史的等同。法语中用同一个词汇来指代真实发生的历史和将其人工渲染并条理化的意志操纵(在德语中被区分为 Geschichte 和 Historie)，这是一个常常受到指摘的语言的弱点。但仍旧，它传达了一个深刻的现实：裹挟着我们前进的过程与我们对于这过程的再现属性一致。假如我们能够活在记忆中，我们又何必神化记忆的场所。每一个姿势，甚至最日常的，都会被体验为仪式性的重演——对于行为与意涵的最初关联的古老而常新的实践。然而依赖间接并且远距的捕风捉影，我们在历史的领域中而不是记忆的。我们可以试想，例如那些被驱逐流放的犹太人，虔诚地奉行每日传统的仪式;他们作为“记忆的人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毫无用处，除非他们被迫呈现于现代社会之中。

记忆与历史，非但不可等量齐观，现在看来是本质上的对立。记忆是生命，由活着并且依此记忆之名而建立的社会所承袭。它保持着恒久的演化，暴露于铭刻与遗忘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自觉其连绵不断的畸变，对于操纵和挪用毫无抵抗力，倾向于长久地蛰伏和周期性地复苏。而历史是重建，是对于已逝事物永远有待商榷并且永不完整的重建。记忆是始终确凿无疑的现象，是连结我们与那些不朽的“此时此刻”的纽带;历史是对过去的再现。记忆，尽管它动人而神奇，它只容留那些与它相适配的;它给养着那些虚焦的、远景或微距的、全球性的或个别的、具体或象征性的回忆——它响应着每一种传达的路径或现象学的屏蔽、对所有审核以及投射机制做出反应。历史，作为一个智力和现世的产物，召唤分析与批判。记忆在神圣之中注入眷念;而永远淡漠的历史又让它再度消散。记忆，对于它所捆绑的族群之外的一切一无所知，如同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所说，有多少族群就有多少记忆，记忆天生是多样而又具体的;群体的、复数的，同时又是个体的。然而当历史声称自己拥有全球范围内的权威，它属于每个人的同时也不属于任何人。记忆植根于实体的事物，植根于空间、举动、图像和物件;历史则恪守时间线的延续性、专注于进步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记忆是绝对的，而历史只能产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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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羽辰(b.1989,中国山西)，201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研究生院，现工作、生活在纽约。

近期展览：常羽辰：蛇与其他(否画廊，纽约)，北美版画双年展(波士顿大学)，迷信 (旧金山艺术家书中心)，光州双年展世界之屋视频放映(光州艺术馆，首尔)，马爹利关注未来英才计划入围展(今日美术馆，北京)。她的作品曾被芝加哥Joan Flasch艺术家书收藏馆、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