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天：19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

郑胜天(1938.1—)别名郑圣天，出生中国，现居温哥华。华裔加拿大学者、策展人和艺术家。195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曾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圣地牙哥州立大学客座教授、梁洁华艺术基金会秘书长。

自2002年起担任英文当代中国艺术学刊“YISHU”(典藏国际版)的总策划，兼任温哥华当代亚洲艺术国际中心创会理事、 温哥华美术馆亚洲馆总监、上海“艺术当代”编委。近年策划的重要活动与展览有“江南 - 现代和当代华人艺术展览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温哥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艺术”( 温哥华，多伦多，温尼帕)、“上海摩登”(慕尼黑，基尔)、2004上海双年展、“中国生意”(温哥华)、“转世”(多伦多)、“艺术和中国革命”(纽约)等。

今天谈论80年代，我可以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中开始说起。80年代我在美国游历后回到浙江美院任教，见证了85新潮时的各种运动，包括“新空间”展览等等。可能至今都有很多人觉得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产物。但从中国油画的发展之路来看，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条线索，其实都对80年代的中国艺术进行了照应。但起初齐头并进的两条线索，在后来的时事浮沉中经历了诸多变局，现实主义逐步成为主流，现代主义则走向没落。

中国现实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契斯恰科夫的“契氏体系”。“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推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契氏体系”也成为了艺术教学的“官方体系”。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与苏联美院学生素描作业展后，“契氏体系”被引入中国，到1955年文化部召开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向全国推荐介绍了“契氏体系”。时值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体制与先进经验”，“契氏体系”也顺理成章的也成为了中国艺术教育的不二法则。其实“契氏体系”（也有人叫“全面因素素描”）不过是艺术教学的方法之一，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也不过是艺术创作的方法之一。在中国出于某种目的需要，“之一”后来变成了“一统”。

1980 年代的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

浙江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新空间”展览

虽然1952年契氏体系已经进入了中国，但在1955年，苏联苏里柯夫美院教授康斯但丁·麦法琪叶维奇·马克西莫夫被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执教于中央美院的“油画进修班”，当时称为“马训班”，却是对中国油画影响更加深远的事件。从这个班培养出的艺术家名字我们就能很直观地知道这件“油画进修班”的影响力。靳尚谊、詹建俊、侯一民、秦征、魏传义、冯法祀、汪诚一、谌北新、王恤珠都出自这个班，所以这个班也有“院长班”别称。而后来的画家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陈逸飞、刘小东等人的艺术都离不开马训班学员的精心培养。马克西莫夫影响中国半个世纪油画创作，影响一个国家美术史，中外都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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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等领导人与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师生合影，1958

郑胜天1981-1983年在美国和欧洲进修考察

当时不仅苏联教授来到北京传授现实主义，中国也派了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这批人后来成了现实主义的主力，全山石担任了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齐牧冬和周本义分别成为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建系元老，邵大箴、奚静之夫妇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界的泰斗级人物，李天祥、肖峰、张华清和郭绍纲后来曾分别成为中国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的院长。现实主义的影响深远，不仅随后的文革期间，现实主义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甚至到了1980年代初期，最出名的一些作品包括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还是和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作品，其主流地位几乎延续至今。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现代主义启蒙最初是从浙江美院开始的，重要人物包括倪贻德、林风眠、方干民等一批艺术家。

郑胜天 生日女孩 1982

郑胜天 城市 1983

讲起倪贻德先生，很容易联系到1932年他与庞薰琴等人组织的决澜社，决澜社应该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真正自觉的现代主义社团，以表现新艺术形式在3年间先后举办了四次画展，向当时沉寂、庸俗、衰颓的画界构成了冲击。虽然决澜社后来解散了，但倪贻德先生还是将现代主义的思想带入到浙江美院的教学中，让现代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但很遗憾，在文革初期，倪贻德先生便遭迫害去世了。

谈起现代主义，另一位旗帜性的人物便是林风眠。林风眠20世纪初到西方艺术之都巴黎去学习，目的在吸引西方艺术文化的优长，带回中国。一方面使国人得以了解近代发达起来的西方文化;一方面使古老的中国艺术接受西方的刺激，重振创造力;又一方面，是有志使新艺术思想与表现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以开创现代中国艺术。他自己的创作，也循着这个方向，以西潮沃土，探索中国艺术新生命的开创之路。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徐悲鸿被奉为当时的主流，但林风眠依然如一只孤鸿，在断断续续的教学生涯中，将现代主义的种子培育成材，他的学生，包括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苏天赐、席德进事实上都用行动实践了他“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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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民

方干民 中山先生授嘱图 油画，1936

方干民 秋曲 油画 1931

另一位与我切身相关的老师是方干民。他也是早期留法学习的艺术家，从他早期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分鲜明的现代艺术痕迹。他还曾与1929年创办“长风西画研究会”。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国立艺专任教，他努力追求进步，甚至尝试改变画风，学习苏联历史画的风格，创作了《毛主席和斯大林》等画像，还给南京军事学院创作了一些作品，他是主观上积极想向社会现实靠拢。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他在50年代亲自写的自传，他其中写道：“无产阶级的胜利肯定了历史，它明显地要求我们每个人往同一个方向前进，当人们发现时代的真理，谁还愿意落后？”可悲的是方干民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积极表现都未得到承认。我记得我们在学校时，学生们普遍看不起他，认为他不会画画。文革中他受尽红卫兵的虐待和侮辱，他朝向写实画风的努力也只是得到更尖刻的嘲笑。有幸方先生熬过了文革十年的磨难，不像倪先生在文革早期就去世了。我们从他晚年的风景写生中，还能体会到现代主义的余韵。

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师生制作的毛主席巨像

倪贻德、林风眠和方干民是现代主义老一辈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其他值得关注的还有吴大羽、关良、庞薰琹、常书鸿、张光宇、刘海粟、奚静之、胡善馀、秦宣夫、周碧初、关紫蓝等一大批的受现代主义影响的艺术家。作为忍辱负重的一代人，他们已经离开人世，他们遗留的作品慢慢开始在市场上得到重视。但是我们对他们现代主义的探索，和艺术成就直到现在也没有展开充分的研究和承认。二十世纪艺术史上“没落的现代派”，其地位应该被改变。

这里我想提一下我的老师董希文，我是1961年到中央美院学习，董希文是我的老师，董希文的老师是方干民，所以我觉得现代主义的传承在中国没有中断。通过董先生以及很多和他提同辈的艺术家其实也现代主义的影响继承了下来。其实中国现代主义的传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以及很多批判，最终很难坚持以及运用到实践中。但是在中国艺术家之外，一些外国艺术家因为机缘巧合能够传承中国现代主义血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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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哈萨克牧羊女 油画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智利的何赛·万徒勒里（JoseVenturelli），1952年他到北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大会，会议后，他作为副秘书长留在中国，一住就住了十几年。他是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后来参加了和大的活动，推动了智利和中国建交，智利也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艺术家。他在这段时间对当时的艺术界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虽然没有到中央美院教书，但中央美元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室，他在工作室里画画，很多老师学生前去观摩，他也会在美院展览馆展出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是1962年他应切格瓦拉的邀请到哈瓦那去创作的《西恩·富戈斯》的壁画，这个壁画现在还保存在哈瓦那。

万徒勒里 西恩富戈斯 壁画、哈瓦那 1962

富戈斯是古巴三大领袖之一，格瓦拉，卡斯特罗和富戈斯。但富戈斯去世较早，革命成功不久就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丧生，格瓦拉因为和万徒勒里是好朋友，就邀请万徒勒里到哈瓦那，花了两年时间创作了两幅壁画，《西恩·富戈斯》是其中一幅，画完后，万徒勒里很兴奋回到北京，就在美院展览观举行了一个展览，把素描稿陈列出来。

当时美协举行了讨论会，北京很多美院去参加，特别是工艺美院，张丁副院长带领一批老师学生去参加座谈会，据袁运甫回忆：“我清楚地记得60年代初，万徒勒里的壁画在美协展出时，我们很受震动”。张丁在会上动情地发言：“他语言壁画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肯定会在我们国家绘画的宗教壁画传统之后而再度兴起并发扬光大，但他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壁画形式”。万徒勒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当时参加会议的工艺美院师生专门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叫《复兴中国壁画的建议书》。当时就是将万徒勒里当做一个把革命的艺术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一个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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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万徒勒里在文革期间流亡瑞士，1988年万徒勒里又来到北京，他希望在北京留下一幅壁画，因为这里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城市。当时在美协的的帮助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决定给他留一个墙面，很可惜过了两天他就突然去世了。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万徒勒里的资料，很巧的机会发现了他女儿的联络方式，他女儿叫何岭，在北京长大，说一口正宗普通话，是北大附中的学生，文革是红卫兵，学医后来回到智利做针灸医生，前年我到智利圣地亚哥找到她，她告诉我很多万徒勒里的故事，也看到了很多他在北京创作的作品。我觉得这样一位艺术家，虽然是外国人，但在中国居住活动很长时间，他的献身说法，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艺术家都有直接的影响，也深刻地刻入了当代的集体记忆。作家铁凝曾经称万徒勒里的作品是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结合，黄燎原也说：“聂汝达是我最热爱的诗人，给他做插图的万徒勒里也成了我第一个热爱的版画家”，2005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给万徒勒里的壁画展，但万徒勒里生前主要是外交部接待，活动也是外交部组织，美术界对他来说，了解并不是很多。我们应该从美术史的角度重新评价万徒勒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1956年7月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的大型绘画和版画展览在北京开幕。展出138幅油画及258幅版画。

另外对中国很有影响的还有墨西哥。1956年在北京上海都举办过盛大的墨西哥展览，一个是绘画一个是版画展览，因为在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想要在外交上打开被孤立的局面，特别是要发展和亚非拉美国家的关系，所以55年后，中国举行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艺术的展览。墨西哥是最大规模的，当时展览有几百幅作品，周恩来也去参观了。这个展览对中国影响很大，现在去访问老一辈的比如袁运生那一代人，大多数人对这个展览记忆犹新，并对他们艺术生涯起到了影响。

1957年出版的展览作品选，并刊载墨西哥全国艺术阵线主席阿奎列的文章《墨西哥绘画运动》。

袁运生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除了作品，墨西哥艺术家在那段时间也有亲自来访问中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西盖罗斯，西盖罗斯曾经做过墨西哥共产党的书记，也是非常出色的壁画家，他在1956年在展览之后和夫人来到中国，参观了很多展览会和机构，还专门去了云冈石窟。我在几年前访问了接待他的王琪先生，王先生现在已经98，但记忆力非常好。我做了很详细的录像，他回忆了西盖罗斯当时到中国详细的情形，西盖罗斯到中国会见艺术家做了一个座谈会，他这个人讲话谈到，认为中国盲目的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一定是合适的。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学习，而且他说应该像一切过去的历史流派来借鉴来创作新的革命时代的艺术。所以西盖罗斯是美协用内部文件形式印发给大家，成为当时很重要的资料，在师生间传阅。像董希文先生非常推崇墨西哥壁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提到中国的艺术应该走民族化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三化结合起来。他的观念和墨西哥壁画运动的方向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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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巴曾为潘天寿画像

罗马尼亚艺术家博巴于1961-1963年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油画训练班。

此外还有罗马尼亚的画家博巴，今年初我接到一封布加勒斯特的朋友给我发的邮件，让我去一趟布加勒斯特，说博巴的夫人去世了。博巴大约是10年前去世的，他曾经在61-63年通过中罗两国的文化协定，到中国美院办了一个短期油画训练班。这个油训班恰恰和我们刚谈到的50年代的“马训班”遥相呼应。据说“马训班”影响很大，文化部决定进行第二次苏联画家的训练班，流程都已经订好了，各个院校都选拔，但正在筹备中间中苏断交了，切断了一切文化科学技术的联系。所以文化部就从其他的东欧国家挑选艺术家，当时中国和罗马尼亚有文化协定，从罗马尼亚选艺术家到中国访问，就是博巴。地点设在杭州，因为考虑他的风格比较现代，不太适合在北京。

博巴 风景

他夫人去世后留下很多材料，我把当时博巴和他的中国学生的通信，以及在杭州的家信拿回来，在整理过程中很有感触，这样一位专家在60年代教了2年现代主义绘画，因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潮流，艺术形式上也是现实主义为主，所以无论从教学大纲，还是创作方法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机会。但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文化协定，让当时的浙江美院成为一块“飞地”，在那里可以进行现代主义的实验，所以博巴在那两年，教出了一批各院校的老师。我是把博巴称为一个能够连续中国现代主义文脉的人，比如后来杭州有他的学生，金易德、徐平原老师，他们的学生又是张培力、王广义、耿建翌。另外一位博巴的学生夏培耀回到四川美院担任了系主任，四川美院在80年代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油画家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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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运请 （1934-）

除了国外来的艺术家，也有少量的学生在50、60年代被送到东欧国家学习，实际上除了苏联留学生，有大约十多个人在50、60年代期间到东德、捷克这些东欧国家学习，他们学到的技术思想和苏联的有所不同，我这里介绍三位。梁运请先生，是董希文的助教，也是我的老师。在德国学壁画当时首次把欧洲的壁画制作技法介绍到国内来，1997、98年建立壁画系后他曾经当过系主任，对教学贡献很大。另外一位舒传曦老师，1955年从华中艺专毕业后，被派到东德的莱比锡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回国以后在浙江美院版画系任教，他的素描完全不同于苏式，不画明暗重结构，强调分析理解，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法，影响到很多院校，很多院校纷纷效法。后来舒传曦兴趣转到中国画，把这种方法带到水墨画。还有一位是全显光，他是鲁艺的，他早年从云南贫困的家庭到鲁美，后来被派到莱比锡艺术学院，回国后先被分到中央美院版画系后来鲁美执教。但他的风格不受重用文革期间甚至离开母校避难，但全显光坚持不懈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教学有广泛贡献，还是一位出色的发明家，有很多产品创新，是很有成就的老师。上海大学的一位学者王新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新中国艺术教育中的德国学派研究》，他在文章中写德国学派是将中国艺术传统在教育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流派，他们的教育体系体现了融创中西的理论，尤其是前者，在新中国苏式教学一统天下的情景，打开了符合艺术本真的广阔的教学空间，为艺术教育提出了可能性。国内现在有些学者愿意研究苏式以外的，从东欧来，或者其他国家来的艺术家。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方面。

舒传曦（1932-）

我们知道在文革结束后，实际上第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运动就是壁画引发的，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刚才介绍的50、60年代墨西哥壁画影响相关的，当时一个事件是张丁院长，在北京新的国际机场创作了壁画，那些壁画无论风格题材都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框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袁运生《泼水节》，生命的赞礼，在社会上引起争议，非常有影响。袁运生无论写作访谈都反复提到墨西哥壁画对他的影响。

在这以后，西方的当代艺术开始进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一些西方学者曾经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改革开放后完全受到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但这个说法比较片面，这是我刚刚为何要提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也是在这两条脉络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西方当代艺术的语境不过是激发他们的一个诱因，我们知道在80年代初，有一些西方当代艺术家开始进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4年的劳森伯格，他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他的个展，是他国际巡回展中的一站。当时这个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影响很大，最主要的方面是他们看到当代艺术的媒介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绘画，而且应该去突破，使用装置现成品。劳森伯格的展览给大家一个面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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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生柏格于1992年访问中国

安迪·沃霍于1982年访问中国

还有一些艺术家来过中国，比如大卫·霍克尼，南溪·格蕾丝很多西方有名的艺术家曾来到中国，但是他们没有留下详细的纪录，霍克尼曾经写了本书关于他来中国的日记，但是其中谈到艺术的方面比较少。更加著名的一个例子是1982年安迪沃霍尔来到中国，经过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香港的一个商人叫肖永丰，他在香港建造了高层的俱乐部，希望由当代气息，就从纽约买了当代艺术的原作，当时找了杰弗里·戴奇，他介绍沃霍尔到香港参加他的俱乐部的开幕式。到了香港后肖永丰问沃霍尔要不要去北京，沃霍尔说“why not？”他们就来了。沃霍尔到北京大约呆了3天，随身带了一个摄影师，留了很多照片，但是关于访问的资料非常少，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也没有北京艺术家和他见过面。其实劳森伯格的访问只是走马观花，他当时来了中国也只是和很少的艺术家见到，在中央工艺做过一个讲座，对外界影响很少，有关报刊没有报道。

1985年凡罗斯科教授（Roman Verostko）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西方现代艺术系列讲座

此外，比较有影响的倒是有两个活动。一个是80年代在杭州举行的，凡·罗斯科（Roman Verostko）对现代艺术史的讲座。因为我从83年从美国回来，学校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因为资料缺乏而十分欠缺，我们的美术史只能讲到印象派，印象主义以后就没有资料或知识能够讲授。我就请了凡罗斯科到杭州来做为期一个月的讲座，讲西方现代主义。这个教授本来是一个神父，在神学院教美术史，后来还俗了，他为了中国的这次讲学做了非常丰富的准备。我们还专门为他做了幻灯机、他在浙江美院举行了一个学习班，邀请了全国各个院校的老师来参加培训班，所以前几年费大为在UCCA做得对85的回顾曾经把这个事件给列做85期间很重要的事件，因为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对西方当代艺术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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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赵无极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绘画讲习班

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活动就是赵无极的学习班，大约也是在同一年，罗斯科教授之后，赵无极是中国美院毕业出去的，所以他一直有心愿，回到杭州来教学。1985年在美院的邀请下赵无极回来办油画学习班。短期训练班在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形式，但是很有效果，赵无极的这个学习班，也是从各个院校来几个老师，当时湖北就派了尚扬，他们来到杭州等赵无极的到来。当时我担任油画系的主任，负责这个班，可是赵无极一到学校听说要教这批老师就非常不满意，立刻表示不愿意教老师，他认为老师的思想和风格已经比较定型，比较难接受新的事物，教起来效果不好。当时情况很为难，因为文化部和领导已经决定要教老师，而且他们在杭州已经等了很久，后来我想出来一个方法和赵无极协商，把我当时教的一班学生混进去，进行了一个混合的班级，既有老师又有学生。赵无极同意了。所以这个班变得非常大，除了各个院校的老师，还有浙江美院85届的学生，像耿建翌魏光庆都是这一班的学生。所以赵无极学习班最大的影响在于，头一次在60年代以后能够在美院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来传授绘画理念和手段。赵无极虽然教的不是抽象画，但他切入的角度以及他的观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当时的校园内外，都是非常震撼。

1988年浙江世界美术研究会出版《世界美术信息》

当时在杭州也为了传递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出版了一份刊物，叫做《世界美术信息》，经常把国外的信息带过来。当时在杭州85前后，整个气氛是比较活跃的。张培力、宋陵组织的一个“池社”，借美院展览馆举办的相当大的一个展览，叫“新空间展”，展出了一些作品包括手术椅这样很重要的作品。美院出去的学生，比如黄永砯在外地非常活跃，参加了各种社团活动，这样就慢慢形成后来我们称之为“85运动”的一个潮流，当然我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在上海、南京、西南、北方都有相应的不同的活动萌发，也有很多展览出现。1988年高明路、栗宪庭在黄山组织了现代艺术的研讨会，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头一次聚集在一起，这个会议主要成就是筹划了第二年的“89现代艺术大展”，所以80年代的整个形势和面貌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单一的形式。栗宪庭曾经在一个访谈时说过：“80年代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一定程度我也同意，有理想主义是一部分人，但大多数人只是对现实做出自发的反馈，他们都有改变的要求，除了年轻前卫的，包括传统水墨的画家大家都在这个时代有改革的要求，如果要对80年代做一个概括，我倒可以借用现在流行的一个名词，我觉得80年代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年代，我觉得上世纪50.80年代是充满正能量的，80年代的正能量，表现在人们的怀疑和叛逆。争议和辩论，投入和专注，希望和追求，正是这些能量在空间中的流动，让那个时代非常具有活力，我以为这才是1985年回顾的最终要的价值。

85新空间展览现场 1985年 杭州

张培力 手术椅 油画

从现实来说，80年代的艺术界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市场这个巨大的力量。艺术家没想过画一张画能有经济效应，绝大部分的艺术家纯粹是为了自己内心创造欲望，相反他们可能要承担经济上的许多损失，比如没有时间去干别的，还要在自己狭窄的空间里创作，这种精神实际上是在任何地方的艺术家都应该有的，因为艺术从开始就不应该是为商品而做的，当然最后成为商品是艺术品的一个结果，但是他创作的动机不应该是商品。这是我现在怀念那个时候，现在碰到张培力王广义吴山专他们这些艺术家在一起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更加单纯更加简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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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能看到“85三十年纪念运动专场”里的很多作品我都很亲切，虽然作品不多，但是看到他们的作品和看到他们本人的感觉很像。上个礼拜，我去深圳OCAT做的耿建翌的展览叫做“小桥东面”，他现在做的装置性的作品，也主要受他早年在河南郑州学画的过程启发引起的展览，很有意思。OCAT请我去做了一个关于耿建翌的演讲，这次看到他的双面作品，很有感触。因为几乎所有那个时代从事绘画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画完一张画后没钱买新的画布，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旧画拆下来在反面继续画，因为画创作完了，就没有任何用了，也没有想到将来会拿去卖，有的画甚至画两层、三层。所以我们回顾85时期，需要看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一些实际状况，比如说，当时艺术家因为他们没有市场，他们对艺术品所有权的观念没有，拿去展览就从来没期望拿回来，甚至送给别人。包括我自己很多画再也找不到了，当时也没盼望它回来，拿回来之后家里空间非常有限没地方放。后来关于绘画所有权的纠纷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状况才比较公正。

中国美术馆举行现代艺术展 1989年

这30年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回过头看，无论是星星画会，“85运动”或是“89大展”，其实相当一部分的作品在那个时期是非常粗糙，其本身质量并不高，属于初创时期成长期的作品。现在很多艺术家艺术无论语言运用，包括作品的完整度和深度都好很多。所以我们看这30年，首先很兴奋，那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当代艺术如今能走到这一步，至少国外都很重视了，无论文献展，双年展都能看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能和国外艺术家相比较。所以这个发展是毫无疑问的。

但每个阶段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回顾历史时，出现这些新历史潮流，应该从其根源分析。当时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是全盘西化，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认同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关在黑屋子里的年轻人一旦放出来，任何一朵花都是香的。所以在85年门户开放之后，艺术家就会从立体派、表现派、野兽派等序列一直学到波普、观念、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把模仿当做目标，这只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经验。1992年我记得有个展览在美国加州亚太博物馆举行，取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叫“我不想和塞尚玩牌”，因为策展人上海看到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模仿了塞尚《玩牌者》，但又取了一个题目叫《我不想和赛尚玩牌》。这反应了一个后85的心态，我不再跟着西方走了，有了对西方比较客观的态度。

黄山会议来自杭州的与会者和栗宪庭、廖雯 1988年

后来在90年代发展到21世纪，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西方的评论家对中国艺术的态度更开放，现在看到85，他们也不是从单纯的艺术价值来看，他是看到中国艺术家在80年代刚改革开放，局面不稳情况下的表达，很多作品是被当作历史资料收藏的。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情况，现在我们华人艺术家如果要放在国际大舞台上来被判断，他们需要面对一个严格的评价，作品如果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达不到一个高度的话，那可能就不会被认可，我觉得在市场上看上去挺走红的作品和艺术家不一定是特别好的，还需要从大的艺术环境来判断他的价值。

整理/刘龙 （根据讲座现场录音整理）

内容来源

嘉德讲堂：19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

主讲：郑胜天

时间：11月11日 14:00—15:30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