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年的“印象派泡沫”有那么大吗？

对西方美术品的购买热，在催生泡沫的同时，也培育出日本对西方艺术的鉴赏兴趣和环境。图为摆放在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内的罗丹雕塑名作《思考者》原作。 供图｜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

一直以来，我们都喜欢将中国和日本作对比，而将中国当下的经济和日本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历史相对照，二者似乎非常相似：高速增长后陷入停滞。当时，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的中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1990年前后日元的汇率从170到80，再从80到140，目前中国的汇市也如过山车；中国经历了信贷的疯狂增长以及房价的快速上涨，这与当年的日本也很像。

就连艺术品的购买也极其相似。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高度经济泡沫时，日本土豪购买西方艺术品的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创下西方艺术品成交天价：1990年，日本纸业大王斋藤了英以8250万美元购得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这一价格稳坐世界最贵艺术品宝座14年。2015年11月9日，刘益谦以1.704亿美元竞得莫迪里阿尼作品《侧卧的裸女》，这一成交价在世界艺术品拍卖价格成交榜单上位居亚军，仅次于以1.794亿美元成交的毕加索作品《阿尔及尔的女人》（O版本）。

今日中国富豪购买西方艺术品的热情不断高涨，尤其是最近几年，从王健林到王中军，再到刘益谦，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买家怀揣各自的目的，形成对西方艺术品的围猎式购买。面对富豪们的这一“壮举”，人们争议不断，而在参照日本的前车之鉴时，很多人的问题是：中国将会重蹈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的覆辙吗？

对于日本当年购买西方艺术品（尤其是印象派及后印象派作品）的“前车之鉴”，我们了解的只是皮毛。这场西方艺术品的抢购热潮，到底缘何发生？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热潮退却后，带给日本怎样的影响？反观中国，这些新富在加入新一轮的西方艺术品购买热潮时，有怎样的审美取向？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1890年，提奥（Theo）四处为刚刚从圣雷米精神病院出院的哥哥梵·高寻找安身之所，印象派画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竭力推荐加歇医生—他也曾是医生的病人。加歇医生喜欢与艺术家相处，于是提奥将梵高送到加歇医生在奥维尔小镇的家。

梵·高对加歇医生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在写给提奥的信中，他说：“我想我们还是不要指望加歇医生了，他比我看起来还羸弱……两个盲人手牵手，不是向沟里走吗？”

两天后写给妹妹威廉敏娜（Wilhelmina）的信中，梵·高对加歇医生态度大转弯，“我发现加歇医生是一位真正的朋友，甚至像我另一个兄弟，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1890年写给妹妹的信中，他谈到为医生画肖像的事，“我为加歇医生画了一幅肖像，画中人物表情忧郁……哀伤但文雅，画面清晰，好的肖像画理应如此……我们应该长时间地凝视，甚至在百年之后，我们也许会渴望审视他。”

在写给高更的信中，梵·高将加歇医生这张“敏感的脸”形容为“我们这个时代令人伤心欲绝的表情”。但谁也没能帮上梵·高，完成《加歇医生肖像》之后的1890年6月，梵·高自杀。

《加歇医生肖像》存世两幅，上图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但这一版本的真实性一直被质疑。下图则在1990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日本商人斋藤了英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这一价格稳坐世界最贵艺术品宝座14年。

“我的原则是得到我想要的，不管花多少钱”

实际上，《加歇医生肖像》存世两幅，其中一个版本的作品经历很平淡，完成后一直由加歇家族保管。1950年代与加歇医生个人收藏的后印象派作品一同捐赠给法国政府，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但这一版本的真实性一直被质疑，比如，梵·高在其通信中描述画中有“一本黄色封面的书和开着紫花的毛地黄”，但奥赛那件没有书。此外，加歇医生和他的儿子保罗都是业余画家，经常临摹后印象派画作，有研究者认为这件作品可能是医生临摹的。

另一件《加歇医生肖像》则命运多舛。

1897年,《加歇医生肖像》以300法郎卖给梵·高的妹夫，之后多次转手。1911年被法兰克福施塔德尔（Städel）购得，一直保存至1933年。1937年，纳粹德国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没收了这件作品，是德国摆脱所谓“颓废艺术”运动的举措。后来，作品辗转至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之手，通过其代理人卖给阿姆斯特丹收藏家弗朗兹·科尼希（Franz König）之后，转手至收藏家齐格弗里德·克拉玛斯基（Siegfried Kramarsky）手中，二战期间避难到美国纽约时，克拉玛斯基将这幅画带到美国，这件名作经常被大都会博物馆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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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高完成这件作品百年之后，克拉玛斯基家族将它送进了拍卖场。

1990年5月15日，星期二，纽约佳士得。梵·高的《加歇医生肖像》被视为近十年出现在拍卖场上的最重要作品。“起拍价2000万美元！”拍卖师以一次100万美元的进阶叫价。落槌那一刻，成交价已高达8250万美元。全场哗然。这一价格是之前梵·高个人作品成交纪录的两倍，也创下当时艺术品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梵·高作品1980年最高价572万美元）。这一价格稳坐世界最贵艺术品宝座14年，直到2004年5月5日，被1.04亿美元成交的毕加索作品《拿烟斗的男孩》打破。

第二天一早，这件天价作品的买家浮出水面—时任日本第二大造纸商—大昭和制纸名誉主席斋藤了英骄傲地对外宣布，这件梵·高的作品是他的了。成交价是他预计的两倍，但他说：“我的原则是得到我想要的，不管花多少钱！”两天后，斋藤了英又在纽约苏富比以7810万美元买下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煎饼磨坊的舞会》共有两幅，一大一小，大幅现藏于巴黎奥赛美术馆，虽然斋藤了英购得的小幅只有大幅尺寸的一半，但研究表明，小幅比大幅更精致。

短短两天，斋藤了英豪掷1.606亿美元（约合当时256亿日元），购买了当时艺术市场最贵的两件作品。而对于当时的印象派绘画而言，两件作品的正常价格均不超过5000万美元。在当时的西方，如此高价被视为荒唐可笑、无缘无故，完全是扭曲市场的价格。因为斋藤的购买，两家拍卖公司的单场拍卖总额均达到高峰，苏富比拍卖总额为2.86亿美元，佳士得为2.68亿美元。

雷诺阿《煎饼磨坊的舞会》 布面油画 131×175cm 1876年 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在日本的房子里看雷诺阿和梵·高真好啊！”

当时，日本当权派高度在意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看法，这种敏感程度甚至达到耸人听闻的地步。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极端狂躁，投机热潮一直延续了5年，物欲横流、价格飞涨，局面已经无法控制。1980年代，一些日本公司疯狂地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加利福利亚圆石滩高尔夫球场寻找商机，想向世界证明—“我们也能做到”。对于另一些公司而言，这是一种向世界表明日本已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日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借此一洗二战之辱。

深受战争影响的斋藤也有个人的伤痛愤恨和要洗净的“血耻”。斋藤1916年生于静冈县，大学学习商业和法律后应征入伍，战争期间一直在中国，战后回国接手家族生意大昭和制纸，1961年当上公司总裁。在就职演说中，他赤裸裸告诉员工：“我们必须贪婪地攫取利润！”19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斋藤乘此良机迅速扩张，当日本的资源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时，他直接从美国进口原料，甚至将大昭和的分支开到了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与此同时，他在静冈县建构自己的家族统治系统，将公司总部设在富士山脚下，他哥哥成为家族王朝的管理者，他儿子是议会的一员，其他家族成员也在公司董事会任职。不过，从一开始斋藤就暴露出决断事务的专横跋扈、反复无常，而对于财务他也总是随心所欲。到1960年代，他开始将大昭和纸业资金用于个人艺术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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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印象派画作是日本进入国际视野的重要方式。“浮世绘的异域风情深刻地影响了印象派绘画，日本因此与印象派有了一种亲近感。”日本战后文化研究学者陈星告诉Art289记者。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马奈（Édonard Manet）1868年创作的《左拉肖像》中，就有浮世绘的背景，而在莫奈1876年完成的《日本女人》中，艺术家甚至把妻子打扮成日本女人模样。在梵·高1887年创作的《唐居伊老人肖像》和《花魁》中，背景都有日本浮世绘的影子, 《开花的梨树》《雨中桥》则直接临摹浮世绘大家歌川广重的作品。

陈星介绍，早在一战后，日本商人和实业家就开始收藏国内画家的洋画和西方现代艺术作品。最著名的当属日本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松方幸次郎自称对艺术是门外汉，但希望让没有能力去欧洲的日本年轻人看名画真迹，因此开始以私财购买美术品。1920年，松方幸次郎提了一瓶1808年产拿破仑白兰地去拜访莫奈，买下18幅莫奈画作。1923年，莫奈第二次白内障手术后，松方幸次郎曾去病榻前探望，直接从莫奈那里购得多幅画作。

从1916年至1923年，松方幸次郎以巴黎为中心，在欧洲收集了数千件美术作品。然而，1927年的金融恐慌使他的收藏梦大受挫折，藏于日本的画作因债务被抵押，保管在英国的因仓库失火而损失，庞大的藏品渐渐流失，仅有400件保存在巴黎。直到1959年，法国政府才将散落在巴黎的370作件品还给日本，其中包括莫奈的《睡莲》。同年，作为归还条件的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成立。

1982年，日本第二大银行住友银行指责斋藤的大昭和纸业经营不善，要求他出售个人艺术收藏以缓解公司债务压力，让斋藤感觉颜面尽失。然而，斋藤并未被打垮，他在静冈本地社团的身份以及执于一念的坚定，让他最终掌握公司实权。1986年，斋藤对住友银行的干涉置之不理，与此同时，解雇了在银行监督下设置的公司董事—他哥哥，“大昭和制纸之王”顺利回归。

斋藤重新掌管公司时，再次陷入债务泥淖：因好高骛远的扩张计划，公司当时的欠债已经高达464亿日元。正是在公司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时候，他一次就任性地购买了两件最贵的艺术品。

“在日本的房子里看雷诺阿和梵·高真好啊！死后打算一起带入棺木，让两件名作陪葬，和我一起变为尘土。”竞投这两件作品后，75岁的斋藤了英随口这么说了一句，一时引发了全球印象派艺术爱好者的唏嘘、骚动和指责，斋藤旋即收回这一说法，说这只是一个笑话，目的是为了避免后辈缴纳昂贵的遗产税。斋藤将两件名作锁进保险箱，远离大众，尽管他作出含混的承诺，“大约十年内”会展出作品。

梵·高 《花魁》 布面油画 105×61cm 1887年

“空前绝后的印象派收藏热潮”

“在日本的房子里看到雷诺阿和梵·高的作品，成为当时很多日本富豪的共同理想。”陈星告诉Art289记者。当时，富起来的日本人很重要的一项消费就是到欧洲旅游，脱亚入欧已经深入骨髓。当时日本富翁一如今天的中国土豪，四处投资采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艺术品投资。20世纪80至90年代，日本实业家和企业在全球艺术市场掀起了收藏印象派画作的热潮，1987年是这波狂潮的起点。

日本艺评家山口裕美撰写了《当代艺术的力量》《艺术斗士》《观光艺术》等6部与日本艺术和艺术家有关的相关书籍，她还和很多日本财团保持密切关系，让她对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艺术品购藏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2015嘉德·典亚古董艺术博览会期间，山口裕美做了“日本经济与艺术市场的峰谷成因与表现”为题的讲座，介绍日本泡沫经济后的艺术市场。她说：“泡沫经济期间，日本经历了空前绝后的收藏印象派名作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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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日本画商真田一贯组织了18名年轻富有的日本企业家和他们的家人飞赴美国，开始了一次艺术学习和购买之旅。一趟下来，这些门外汉变成了疯狂的艺术品爱好者。当年苏富比秋拍，这些人买下了近半印象派画作，其中最贵10幅中的5幅都是日本人买下。《名利场：1850年以来的艺术品市场》作者戈弗雷·巴克（Godfrey Barker）介绍：“在此之前，日本人在苏富比和佳士得的购买仅限于毕沙罗、雷诺阿、西斯莱的三流作品，价格在100万美元以下。”

1987年3月10日，起拍价500万英镑的梵·高作品《向日葵》在竞拍中扶摇直上，最终以远远超出估价的2250万英镑成交，创下当时梵·高作品的成交天价，买家为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董事长后藤康雄；1988年11月28日，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在伦敦佳士得以2090万英镑买下毕加索名作《杂技演员与年轻小丑》，与其竞拍这件作品的，也是一位日本买家；1989年11月，日本艺术商龟山茂树以2068万美元拍下德库宁作品《互换》，拍而未付（以2600万美元成交的毕加索作品《镜子》也是如此）；西武百货公司则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名作《睡莲》；地产大亨鹤卷智德购买塞尚的《水中倒影》也花了五百多万美元……

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飞涨，泡沫膨胀，富人多了，购买艺术品的人也多了，艺术品的价格自然跟着飙升。西方艺术品，尤其是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在日本人的狂热购买下，价格疯涨。与1988年相比，苏富比在1989年的拍卖总额增加了61%，而佳士得增幅也高达49%。到1990年，财富的聚积对全世界的艺术品价格产生了影响。“日本收藏者通过他们的交易商来收购，而且品位特殊，喜欢印象派、后印象派，还有1900年到1950年期间的现代艺术品。”

Artprice估计，1987年到1990年间，拍卖会上40％印象派作品落入日本买家之手。日本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场上吸进了价值约138亿美元的艺术品，占世界艺术品交易市场的30%以上。“在日本藏画的仓库看到了大量世界名作，泡沫经济时期对日本来说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山口裕美介绍，从1986年至1990年，日本艺术品投资额从700亿日元成长到6146亿日元。1989年，富士银行和世尊信用卡两家公司开始展开绘画担保贷款业务，作品价值的80%可以融资，由西武百货评估，仅半年时间融资金额就达到500亿日元。

1991年随着泡沫经济瓦解，绘画成了不良债权。金融机构Lake当时增设绘画担保贷款业务，曾经担保约六千幅作品，从1991年到1997年的6年里，Lake努力变现绘画作品，但到1997年依然有一千四百多幅作品囤在银行仓库中。

塞尚《大浴女》 210×251cm 1906年

“在日本还没来得及露脸，又回到欧洲”

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在其《对冲基金风云录》中分析：从1990年到1994年，以“艺术100指数”衡量的主要市场艺术品价格下跌了52％，19至20世纪雕塑的指数则跳水60％。在他看来，“拍卖机构和经纪人总是想方设法制造一种假象：优秀艺术品的价格永远不会下跌”。

惨剧发生在20世纪晚期的日本，余震波及全世界。最著名的当属《皮埃雷特的婚礼》，毕加索“蓝色时期”作品，引发了1980年代日本工商业巨头投资名画的疯狂热情。1989年11月30日在巴黎比诺什-戈多（Binoche-Godeau）拍卖公司出售，买家是日本房地产商、投资银行家和Autopolis赛车场老板鹤卷智德，他以5167万美元购得这件作品，成为当时最高价成交作品。此外，毕加索、莫奈、梵·高、夏加尔（Marc Chagall）、雷诺阿的作品都有收藏。

1993年，鹤卷智德的 Nippon Tri-Trust 陷入经营危机，濒临破产，其固定资产和艺术品落入赛车场修建承包商间组公司之手。后来，间组遭遇财政危机，作为抵押贷款，作品成为Lake信贷公司的抵押品，Lake信贷公司以低于原价25%的价格转让。然而，即便这样的折扣，也没能将这件作品在日本销售出去。Lake信贷只得将《皮埃雷特的婚礼》与其他500件画作一起出售给通用资本，总售价为两亿美元。目前，高价收购的作品用作银行抵债，束之高阁，保管在中央三井信托银行的保险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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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作品通过欧洲流到日本，又经过日本流回欧洲，就像一个轮回。这幅画在日本国内还没来得及露脸，就又回到欧洲。”日本在欧洲购买的这些作品都是在非常高的高点上入手，最后又以非常低的价格回到欧美市场。

英国经济学家、商学教授、《身价四亿的鲨鱼》作者堂·汤普森（Don Thompson）描述，在当时，1/3的拍卖行买家来自日本，日本黑道用高杠杆资产抵押贷款购买艺术品。当日经指数崩盘时，东京资产价格跟着暴跌，堆满几个仓库的西方艺术品释放在交易冷清的市场上，日本买家不见踪影，纽约买家忐忑不安。斋藤了英这位77岁的商业巨头得到应得的惩罚。他最后一次露面是被拍到正蹲伏在警车后排，尽力在镜头面前隐藏那张曾经傲视一切的脸。依照申诉，他被拘的理由是贿赂政治官员，这一事件发生在他购买两件天价艺术品时。

斋藤的公司在日本中部有大片土地，大部分是为他的纸厂储备木材，为捞到快钱，斋藤1990年决定在日本宫城县的公司土地上修建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及一个居住区。但这片土地被官方指定为林地，经地方检察官透露，斋藤贿赂当地官员100万日元，以获取“特别规划许可”。一旦“许可”被批，这块土地的市值就是单纯林地的44倍。很多日本人认为斋藤罪有应得，他的盛气凌人、浮夸的作派，成为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坏到极致的代表。一家鳗鱼餐厅的老板向法庭提交一份指控斋藤的案件，指控斋藤以他的财富作为手段，引诱他的妻子。外界再次将他的形象定义为一位无赖商人，他认为自己可以凭钞票买到想要的一切。购买了梵·高和雷诺阿作品之后，斋藤拥有日本最高的税单。

1991年，他的个人所得税高达310亿日元。他没有抱怨，甚至炫耀这份税单，扬言自己担心不能保持这份纪录。“我可不想变成纳税榜单的第30名，甚至更后，我想至少排名第10或者15，因此，我已经在思考如何才能弄到更多的钱，保持这一排名。”梵·高和雷诺阿的作品深藏在储藏室里，价格远低于当时斋藤付出的价格，不过，高尔夫球场已经建成，斋藤将其命名为“仙台文森特高尔夫俱乐部”。

斋藤生前表示他会考虑将作品捐赠给日本政府或博物馆，但从1996年他去世到现在，都没有确切的消息表明这两件作品的具体藏所和拥有者。实际上，斋藤了英去世前，两件作品就以“担保抵押品”的名义抵押给富士银行。安德鲁·德克尔（Andrew Decker）发表于Artnet的文章透露，通过苏富比安排的私下交易，《煎饼磨坊的舞会》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收藏家，据说这件作品现在在一位瑞士收藏家手上。

2007年有报道披露，《加歇医生肖像》1997年就已通过苏富比，以私下交易的方式，转让给奥地利出生的投资基金管理人沃尔夫冈·弗吕特厄（Wolfgang Flöttl，他也曾经手1.55亿美元成交的毕加索作品《梦》），凯莉·托马斯（Kelly Devine Thomas）在《Art news》上透露作品当时成交价为9000万美元。其后，据说弗吕特厄因财政危机，被迫将此件作品转手给匿名藏家，画作至今仍未露面。《加歇医生肖像》忧郁的表情仿佛是对斋藤命运的无情嘲弄。

梵·高《唐居伊老人肖像》 92×73cm 18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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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艺术沦为银行抵押品

山口裕美介绍说，日本泡沫经济始于1986年，在1990年崩溃之前，它的成长率高于中国。虽然日本的泡沫经济只持续了4年时间，但它产生的后遗症影响日本整整20年。2014年统计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490.8兆日元。这一数字与1992年的490.1兆元基本持平。这被理解为约二十年间日本经济没有增长。经济增长停滞的这20年被日本经济学家评论为“消失的20年”。

这次收购热潮后，日本手上持有的印象派作品多达上万件，总价近百亿美元。这些作品大多成为日本银行中不良贷款的抵押品。据山口裕美介绍，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导致大部分藏家现金流紧张。绝大多数艺术品由托管银行保存，大部分藏品以担保抵押方式抵押给银行，银行需要现金回流，会把这些作品送至欧洲拍卖行拍卖，从而改变了作品的命运。汤普森这样描述当时情形：当日本市场1980年后期崩盘时，银行没收了二十几个高额贷款户的艺术抵押品，第一家银行很快将艺术品送到国际拍卖市场抛售，其他银行试图跟进，但为时已晚。在1991年的苏富比印象主义专场中，流标作品比例高达41%。伦敦著名艺术商艾弗·布拉卡（Ivor Braka）说：“问题不在于买家出价太低，而是很多拍品根本没人出价。”艺术市场指数从1990年的100点跌到1993年的45点，直到2001年才开始回升，但直到2005年，印象派及现代主义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

“在这次抢购浪潮中，被购画作不问出处、价格和真伪，一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甚至印象派之前的巴比松画派等大量欧美作品流入日本，然而，其中虽不乏精品，也有三四流作品，甚至有个别赝品的存在。”在山口裕美看来，夏加尔也是三流画家。1998年6月9日，8位著名国际艺术品鉴定专家联合指出：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画廊里珍藏的《向日葵》并非梵·高原作，是赝品。直到2012年，才有专家认定该作为真。

《向日葵》现藏日本东京青木儿美术馆，这里永久展示的作品还有高更的《阿里斯康道路》以及塞尚的《苹果和餐巾》。在陈星看来，日本对西方艺术品的购买热潮固然有负面影响，但也培育出日本对西方艺术的鉴赏兴趣和环境。

2015年9月19日起，展期长达1年的莫奈大型巡展登陆东京、福冈、京都、新潟四地，展出作品九十余件。在日本，雷诺阿真迹有67幅，莫奈真迹有100幅，收藏在33家美术馆中，其中14家藏有“睡莲”。一个偏远的美术馆，拥有莫奈或其他大师的真迹，在日本并非罕见，新潟县立万代岛美术馆，就拥有莫奈的《哥伦布的霜中平原》，而复制的“莫奈的庭园”更是遍布日本。

国立西洋美术馆是日本专门收藏西洋美术作品的美术馆，共收藏4400件西洋绘画、雕塑作品，质与量都是亚洲最高水准，其中包括鲁本斯的《丰饶》、雷诺阿的《阿尔及利亚风格的巴黎舞女》和罗丹的《思想者》。从东京站八重洲中央口出站，往前走5分钟就是石桥美术馆，它是在著名的普利司通轮胎创始人石桥正二郎的个人收藏捐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石桥美术馆所藏印象派作品，从莫奈、雷诺阿到梵·高、高更，都是上乘之作，藏品近两千五百件，其中有梵·高的《蒙马特的风车》、莫奈的《雨中的贝利卢》以及雷诺阿的《加缪的阳台》和《乔吉娅小姐》。

由仓敷企业家大原孙三郎于1930年设立的日本第一所以西洋美术为核心的私立美术馆—大原美术馆也拥有很多印象派作品。这里收藏了埃尔·格列柯的《受胎告知》、莫奈的《睡莲》、塞尚的《大浴女》、毕加索的《摘苹果》、莫罗的《雅歌》、夏凡纳的《幻想》、雷诺阿的《浴女》、高更的《塔希提岛女子像》、德加的《身着红衣的三个舞女像》、波拉德的《栏杆上的猫》、马蒂斯的《画家的女儿》……

“非常遗憾的是，在日本泡沫期间，大家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印象派、后印象派上，反而本国的绘画作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当时日本艺术家作品得到重视的话，就是另外一番局面了。”山口裕美说。山口裕美总结，日本美术史的走势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在泡沫经济鼎盛的时期，日本迎来了空前的收藏热潮，在此期间主要收藏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作品。泡沫经济末期对后印象派作品的收藏也比较常见。泡沫经济结束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引领年轻一代时尚消费导向的“PARCO”文化，引发了对本土艺术的关注。2000年，由村上隆发起的超扁平（Super Flat）展作为导火索，引领日本进入“超扁平”和“Micropop”阶段，其中也出现了奈良美智这样的艺术家。“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以后，我认为日本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重振期，这是一个刚柔并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