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托邦堕入集中营，俄国先锋艺术最后辉煌的15年再现伦敦

2017年距离俄国革命正值百年，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推出展览“革命：俄国艺术1917-1932年”（Revolution：RussianArt 1917-1932）探索俄罗斯艺术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历史时期。随着沙皇统治的结束，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蜕变成新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剧烈的社会动荡为艺术界带来无限创作的思想与自由，康定斯基、马列维奇、夏加尔、罗琴科等艺术大师都诞生于这个时代。这场展览以1932年斯大林政府对文化压制来临前夜的俄国艺术展“15年间的苏联艺术家”为灵感，重回这段俄国后革命时期，艺术创作浸润于前卫和自由思想的黄金时代。

▲ 伊萨克·布罗德斯基（Isaak Brodsky）《列宁与示威者》（V.I.Lenin and Manifestation ）图片来源： © the State Museum and Exhibition Center

伦敦。1932年，艺术评论家尼古拉·普宁（Nikolai Punin）策划了俄罗斯艺术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展览之一“15年间的苏联艺术家”（Artis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ver Fifteen Years），展览在100个展厅中汇集了超过3000件艺术作品，这场展览以一个悬挂着红旗和苏维埃旗帜的楼梯为入口，忠实地记录了自俄罗斯革命以来俄罗斯艺术发展。而今时隔近百年之后，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这样评价这场历史性的展览：“它是俄罗斯艺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斯大林集权统治前夜俄罗斯先锋艺术最后的辉煌。”

▲卡济米尔·马列维奇《黑色方块》，1915年，图片来源：Foxtrot Films

普宁策划的这场展览中邀请了后革命时代现代派艺术先驱，如帕维尔·菲洛诺夫（Pavel Filonov）和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等，普宁特别为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作品设置了独立展厅，展示他著名的作品《黑色方块》（Black Square），这件作品而后被认为是俄罗斯先锋主义艺术的标志性作品，马列维奇以纯色块创作抽象主义绘画，探索符号与立体主义现实之间的差异，尝试消除作为具象艺术根基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以及孤立“纯粹”的符号。作为俄罗斯“至上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马列维奇的参展显示出普宁希望展示出真实历史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向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精神宣传屈服。

▲ 马列维奇在画室教授学生学习至上主义思想，1925年，图片来源：the charnel house .org

▲ 马列维奇《动态的至上主义》（Dynamic Suprematism）1915年，图片来源：Tate

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于2月11日举办的“革命：1917-1932年俄罗斯艺术”（Revolution：Russian Art 1917-1932）是1932年那场俄国艺术展览盛况再现，以普宁策划的展览为蓝本，当年展览中马列维奇的独立展厅将在本次展览中也得以重新展出，以此为"后革命年代"错综复杂的俄国视觉艺术史为切入点。展览作品还包括马列维奇的30多幅画作、抽象石膏以及建筑作品。这些作品都曾在1932年在位于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的国家博物馆亮相。

▲ “革命：1917-1932年俄罗斯艺术”在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开幕，图片来源：Russian  Embassy

1917年，两场革命横扫俄国，结束了数百年的沙皇统治，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临时政府手中夺走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一个短暂的时期里，革命的理想主义与先锋性的思考相互碰撞在一起，为艺术制造了新的未来。“没有任何的社会团体像艺术家、作曲家与作家一样紧紧跟随着大革命时期精神，他们当时的抱负与雄心——很可能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与这个国家统治者完全达成一致：不仅相信艺术可以超越其本身，而且能够为重塑整个国家助力。”《卫报》艺术评论撰稿人劳拉·卡明（Laura Cumming）在展评《当一切曾经都可能》（When anything was possible）中如此形容那个时代。从海报、壁画到工厂工人们的制服和俄国领袖托洛茨基使用的茶杯，这种精神成为一套新的视觉系统浸淫着俄国每个角落。

▲ 尼古拉·德克文（Nikolai Demkov）设计的手帕将列宁、马克斯、恩格斯等作为图案，1924年，图片来源：© Burilin Ivanovo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库斯妥基耶夫（Boris Mikhailovich Kustodiev）的《布尔什维克》里，一个象征革命分子的巨人举着红旗跨步穿越城市，人群在他脚下雀跃地迎接新的时代。康斯坦丁·荣（Konstantin Yuon）想象着一个崭新的星球放射着彩色的光线，借鉴了“辐射主义”（Raynoism）画家米哈·马尤辛（Mikhail Matiushin）笔下梦幻般的彩色条纹。这些作品描绘了人们在革命后初期感受到的昂扬的希望，这种对新时代的天真的信任压倒了警惕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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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库斯妥基耶夫《布尔什维克》，1920年，图片来源：State Tretyakov Gallery, Moscow

▲ 康斯坦丁·荣《新星球》（New Planet）,1921年，图片来源：©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Moscow / DACS 2017

新的思想在1917年之前迅速从欧洲传到俄国。当毕加索发明了立体主义，马列维奇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流派。鲍里斯·格里戈里耶夫（Boris Grigoriev）以塞尚描绘圣维克多山的手法为布尔什维克党领袖描绘肖像。后印象主义、未来主义和野兽派的空间实验等最先锋的艺术思想此时给俄国艺术带来了空前的革命。

▲ 瓦西里·康定斯基《蓝嵴》（Blue Crest）1920年，图片来源：the Royal Academy of Art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在1914年回到俄罗斯投身艺术教育。革命期间，受到莫斯科先锋艺术氛围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更强烈的几何元素，引领了20世纪初的“抽象主义”运动。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在十月革命期间出任维捷布斯克地区艺术人民委员，着手在当地创办美术学院和博物馆。然而，布尔什维克新世界里的贫穷、饥荒和政治暴力让两位艺术家很快意识到革命对于艺术自由的威胁，因此两人先后离开俄罗斯去往法国。

▲ 马列维奇《边缘群体…农民》（Marginalised … Peasants）,1930年，图片来源： State Russian Museum

▲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图片来源：the Royal Academy of Art

俄国本土的先锋艺术家不得不在失去康定斯基和夏加尔的局面下寻求发展。在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内的艺术家们，却开始面临着更加严酷的禁锢。马列维奇被迫放弃创作的无脸肖像，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以构成主义思想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A 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方案也在1920年被政府拒绝，他最后一件重要作品，目前被悬挂在国家博物馆内的形如金属鸟的人力飞行器创作于1932年。在俄国“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绘画兴起后，塔特林只能以画静物花朵躲避政府的非难。自1930年代开始，俄罗斯艺术的多元而自由的局面走到了尽头，俄罗斯的先锋主义也开始逐渐沉寂。

▲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飞行器在展厅内，图片来源：the Royal Academy of Art

▲ 普宁在监狱时拍摄的肖像照片，图片来源：the Royal Academy of Art

在这场展览的最后，是一间黑盒子式的小型放映厅名为“记忆的房间”（Room of Memory）。幻灯片播放着俄国官方存档的在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中被流放、或被迫害致死的艺术家与作家们的照片，而其中就包括为1932年“15年间的苏联艺术家”展览的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尼古拉·普宁，1949年因“谋划反苏”的罪名普宁被逮捕，最终死于沃尔库塔劳改营。

作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的策展人，他一生中保护了许多艺术藏品和重要画作，甚至为捍卫它们的价值不惜与苏联当局对抗。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娜塔莉·穆雷（Natalia Murray）是曾为普宁写作过传记艺术史学者，在接受《艺术新闻》国际版（The Art Newspaper）采访时，她引用传记的书名将普宁评价为俄罗斯先锋艺术的“幕后英雄”。

革命：1917-1932年的俄国艺术

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 | 展至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