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青松：艺术策展与思想史追问

郝青松

“策展人”在近三十年内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社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定意义上，一部当代艺术史就是一部展览史，而策展人是当然的见证人。作为艺术史，最重要的当然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但在以观念化、社会化和商业化的当代艺术时代，策展人因应时代，从艺术展示的维度改写了艺术史，因此当代艺术也被称为策展人的时代。阴差阳错，我亦跻身于策展人行列，参与了这个轰轰烈烈的艺术时代。一路走来，虽未有大业，也颇多感慨。

我硕士毕业之后留校在大学学报作编辑，编辑工作使我能够以很快的速度了解艺术生态，并介入其中。当代艺术具有显明的社会学性征，不仅体现在艺术的社会主题，而且在于艺术从自身扩展出来的的社会系统，如画廊、美术馆、艺术杂志、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文化部、宣传部等等艺术社会构成因素。身在美术学院，却又身在艺术媒体，能够自然越出学院的封闭和保守，去探寻最前沿的艺术方式和艺术精神。

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有过一篇重要的文章《重要的不是艺术》，论及85美术运动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这篇文章揭示的方法论意义广为人知，与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开放性颇为一致。但另一种价值观的意义被时代所迷失，艺术从自身出走面向了社会，却是社会的消极取向。从玩世现实主义到政治波普艺术，都以艳俗艺术的风格奉迎这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赞歌声后继续着对皇帝新装的夸耀。这构成了我对当代艺术问题的基本判断，由此延伸出之后艺术策展工作的方向和价值。

当代艺术的知识结构已经从艺术史扩展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但美术学院的教学思想和结构并未能及时应对和调整，自我教育就成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我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切入观照当代艺术，进而注意到当代艺术的政治哲学本色，从而做出“作为文化政治的当代艺术”的学术判断。关于当代艺术，众说纷纭，似乎答案就此湮没在多元叙述之中了。但是多元纷争也意味着真理的虚无，而我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作为文化政治的当代艺术。

后现代主义带来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新的文化视点，但能否真正在中国语境中与女权、人权和国家、民族问题关联起来，却值得质疑。就好像左右之争在西方和中国的反转一样，理论进入中国必须经过实践的拷问。文化研究介入社会现实的实践精神，尤为当代艺术所必须，我从文化研究中获取了面对现实的勇气和面对历史的质疑。而政治哲学观照历史中那些不可更易的基本价值观：自由、民主、正义、平等，历史或艺术争战无不为了捍卫这些基本原则。

女性艺术就是这样进入我的关注视野，并且开启了我的策展空间。一方面在中国有着名义上的性别平等话语，另一方面却是显失公平的普遍社会失衡，不仅体现在性别关系，而且更在城乡、职业、身份、财富、权力、权利等等社会关系中，归结一处：人权才是女权的底色。从2010年“别处”当代女性艺术展开始，我以女性艺术为研究对象，连续策划一系列展览，同时与展览同步写作，深化女性艺术对社会实践的反思性。譬如“别处”，就不仅仅是性别关系中的别处，而是一切弱者在基本人权缺失中的别处。

一个展览，最重要的是其展览概念的提出。展览概念是为展览主题，既要词语简洁有传播效应，又要准确介入到时代语境，某种意义上是对时代与艺术问题的回应。这也是很多策展人从艺术批评转型而来的原因。策展固然还需要处理众多艺术行政事务，但更重要的依然是要提出一个准确的展览概念。如此，跨学科视野的观照就极为重要。就我个人而言，政治哲学逐渐成为策展-艺术批评的重要精神资源。之后一系列展览概念都与此相关，如“若为自由故——当代水墨与现代处境”、“正义有个邦”等等。政治哲学的视野，使得艺术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并且修正消费主义方向的艺术社会学指向，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代语境相呼应。

策展在一定意义上从属于艺术批评。可以认为，艺术批评有两种方式：写作和策展。策展相当于批评写作的社会实践，承载了批评者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而某个展览虽然有更为具体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呈现，但都要统一在一个展览概念中。由此，展览成为策展人的观念作品。

艺术史同时也是一部艺术批评史，我们正参与其中的当代艺术史亦是一部展览史。艺术展览是艺术观的展示，更是世界观的展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艺术观，艺术史以思想史作为内在的精神基础。我对艺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思考更具体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纵观中国艺术史，可以看到文人画与传统儒释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现当代艺术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在马立诚所著《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作者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归纳为八种，即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而这些思潮同样也代表了艺术的各种观念主张，成为了策展概念的思想资源。

政治哲学代表了我在策展中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则更为重要——神学。那是我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逐渐确立的方向。

在艺术思考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历史和人类的局限性，更具体地说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东西古今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但是东西问题往往会和古今问题打架，束缚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勇气和未来。东西之争不应成为我们的限囿，无论如何，中国必须要经历古今之变。在古今之变的历史必然趋势下，东西之争是个伪问题。另一方面，追根溯源，西方现代文明与其古代两希文明一脉相承。但关于两希，我们只看到古希腊却罔顾古希伯莱，事实上，正是由古希伯莱文明发展而来的基督教文明建构了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构成了中国面向西方的探索进路，也是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过程。由基督教生成的上帝之城的观念，有效地弥补和拯救了地上之城的庸俗与罪恶——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和艺术正在经历的历史。自公元前“轴心时代”，中西之间就形成了“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的区分，这是中西思想史最大的不同。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固有局限也在此处，论现实行中庸之道，论终极倡逍遥避世，既不能直面此生又不能仰望上帝。因此在中国艺术史中，绝少能够震撼心灵的终极关怀之作。由此，出于终极关怀的基督神学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与现实关怀的政治哲学一起共同组成能够完整认识世界的知识结构，阐释了由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构成的世界关系结构。我同时认为，基督神学和政治哲学也成为当代艺术思想不可或缺的两个构成部分。

对于遗忘绝对存在已经很久的中国来说，重新唤回终极思考意味着世界观的更新，而世界观的更新必将带来艺术观的更新。譬如道声肉身、原罪、拯救、爱与宽恕等等观念都与中国传统世界观迥然不同，启示了身在古今之变旋涡之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和思想。这样，在我的批评视野和策展计划中又特别关注了当代基督教艺术的发展。在我看来，它所代表的观念方向在历史趋势上具有拯救当代艺术废墟的作用。[page]

近几年，我先后策划多场当代基督教艺术展，如2015年10月“双重建构：岛子诗歌与圣水墨艺术展”（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2015年11月“处境与关怀——爱德第五届中国基督教艺术展”（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2016年11月“但丁在中国”当代艺术展（北京师范大学四季厅）等等，并以批评写作和论坛讲座的方式深化和传播当代艺术的终极关怀理念。我为基督教艺术做了艺术史维度的分类：宣教神学艺术、神学美学艺术、公共神学艺术，其中特别关注公共神学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属性的交集。可以认为，公共神学艺术在中国是具有使徒精神的艺术，亦具先知精神和实验精神。

上帝之城的艺术之维也会深化政治哲学维度的艺术思考，譬如“娜拉出走之后，爱永不止息”当代女性艺术展。现代艺术激励了女性独立审美意识的出走，当代女性艺术则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逐步瓦解父权的社会历史结构。但问题在于：“娜拉出走之后”，娜拉如何，艺术如何？出走自有其个性解放的意义，但却不免其孤独的宿命。而在源自神学关怀更为宽容的视界中，激进主义的现代革命叙事应被反思，取而代之审美叙事和生命叙事。爱与宽容，犹如泊泊青泉，注入对立与怨恨的世间，这将在根本上改变现代世界关系，也将改变艺术世界的思想结构，带来全新的艺术创作。娜拉出走以至出走之后，都在艺术史上留下相应的足迹，由此构成了女性艺术史的现当代叙事。而希望在于，爱永不止息。

艺术也永不止息，艺术策展即是一次次的重要推动力，将艺术思想和艺术创造呈现出来，突破一次又一次艺术终结的论调。对我而言，由政治哲学和神学共同构成的艺术思想结构的艺术实践，无论是艺术批评还是艺术策展，都刚刚开始。

＊本文发表于《艺术广角》杂志2017年第3期

郝青松：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基督教文艺研究中心研究员。致力于艺术社会学、废墟艺术、当代基督教艺术等研究方向，关注当代艺术的政治哲学与神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