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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哲学家、居室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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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博物馆将于5.17~5.26主办“Les Contes humains 人间男女”埃里克·侯麦回顾展，放映八部侯麦的代表作品，在大光明电影院和天山影院各放映一轮。

影展已经开放公众购票，排片表及购票方式见文末。

电博君今天和大家聊聊侯麦四季故事中的《春天的故事》。

每年春天定期重温的影片中有两部固定法国片，《将来的事》和《春天的故事》，两部影片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失魂落魄的哲学女教师，遇上了年轻有活力的朋友，在枝繁叶茂的春天探讨人生的母题。但是这两者有明显不同，在《将来的事》里，哲学仅作为背景出现，法式小清新流动在治愈的内核中，感性战胜所谓的理性。而《春天的故事》则全然不同，人物在狭小的空间里哲学地行动，以先验的认识获取“生活真美丽”的解答。

居室的烦恼

《春天的故事》肇始于“居室”的纷争。哲学老师让娜同时居住在两座房子里，但是她却并不占有任何之一，她那神经质的个性使得她无法忍受男友房子的杂乱，这在男友反复出差，居室空无一人，但是物品、书籍堆放遍地后变得更加恼人；同时，自己本身整洁的房间却被表妹和她无礼的男友所占据，于是她不得不接受邀请前往朋友家中的派对。

年轻的娜达萨也正面临着混乱的生活，她的父亲离婚后找了一个年纪比自己还要小的女友伊娃，当父亲离开原本的房子的时候，她感受到强烈的放逐，难以成为空间的主人。这正是理解故事的一大因素，两个无力掌控自己的空间/居室/生活的女人在乱哄哄的派对中相遇，她们经历了表面上的一见如故，精力充沛的娜达萨想出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劝让娜住在自己的家里，这样能使得她更有自主性，成为自己居室的主动者。

于是“房间”这一资产阶级社交与休憩的重要场所成为全部故事的见证者，人们占有了房间，就占有了生活的绝大部分，生活逐渐走向私人，人们开始更愿意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跟他人交流，居室是这一切的外化。关于这点，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有过论述，居室是“私人的幻境”，是“艺术的避难所”，在这里，商品性、使用性退居幕后。电影中，娜达萨给让娜介绍她家滑稽的餐厅，她的妈妈听信一个建筑师的话，在餐桌旁边竖起了四根木头柱子，这正是现代人致力于将使用价值从物品身上剥离的一个范例。有人认为，空间能够规训我们思考的路径，这正像是私人庭院里弯弯曲曲的小路，绕路的目的不是为了晨间锻炼，而是将植物、餐桌、水池、阳伞等物品映入拜访者眼帘（参见雅克·塔蒂的现代讽刺喜剧《我的舅舅》）。

因此，乡下的居室才是唯一的中立场所，甚至在之后娜达萨与伊娃间的争吵中，也仍旧不偏不倚。因为这个发生地不是任何人的居所，现代人的精致道德观在这里被撕扯开来，娜达萨和伊娃不再虚假地讨论哲学课的分数而是针锋相对，让娜展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情绪。与此相对，乡间的房子里只有湿漉漉的绿植，以及一推开窗就迫不及待逃逸进来的春色。

悬念

侯麦的电影是奇迹与幻影的综合体，歇斯底里、沉默不语，总有主人公在等待一个微小的奇迹的出现，《绿光》里女主角手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待绿色的光，心里怀有和《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一样的纤弱。但是，更多情况下，这些内心化的敏感或者执拗，总是围绕着一个悬念开展，甚至可以被称作“推理侦探电影”（《也许并没有故事》），这正是其精妙之处。

仍旧是本雅明的观点，早期侦探小说中的主角不是市井流氓，却是中产阶级的私人公民。物品不再被集体使用，而更多被沾染上了个人的痕迹，这是始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一种时尚观念，所有被触摸被使用过的痕迹留在了居室中，这是那些寻找蛛丝马迹的侦探小说的起源。在《春天的故事》中，最大的悬念就是项链的去向。

娜达萨怀疑伊娃偷窃了父亲本要送给自己的家传项链，于是她在闲聊中将这件事告诉给了让娜，这是第一重悬念。第二重悬念则是，让娜想要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落入了娜达萨和她父亲的圈套中——娜达萨想要让娜成为自己父亲的新女友。这仍然涉及到观众的选择，因为侯麦并未对这个事关主角的“道德故事”进行价值上的评判，观众的选择反映了观众自己的道德性格。

奇迹，或者先验

让娜始终在许多重要场景中保持沉默。这在她被人质问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同《慕德家的一夜》或者《沙滩上的宝莲》一样，这种沉默不语是对更深的质询与内省的展现。在乡间的房子里，父亲问让娜，“此情此景都激不起你的兴趣吗？”让娜解释，她在努力思考自己允许父亲触摸她亲吻她的时候她本身在想些什么。这正是影片探讨的另一个核心，先验的思想，即如何才能摒弃基于经验的综合判断。让娜在此处选择跟随数字的逻辑，也就是跟随游戏规则。对于父亲的请求她回答了三次同意，却和情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关于“3”的恒定真理，外力、缘由在此处失去了意义，让娜占取了上风。

侯麦是无比仁慈的，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我们想得还要轻松。让娜用大人惯用的说辞应付娜达萨，“即便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会埋怨你，我觉得这样很甜蜜”。娜达萨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和侮辱，她把让娜关在门外。因此故事发展到这里已经几乎和项链没有关系了，而在于项链引起的道德危机，电影角色们不再质疑事实，而是转而质疑想法和动机，这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似乎也正是意识到主题的灰暗，侯麦挥动了创作者的魔杖，施展了一个小小奇迹——项链被找到了。这次的被找到，和任何分析无关，也不能靠推理得来，它的出现依赖于偶发事件，人们的经验被旁置，留下一句感叹“生活真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