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朋：不会开飞机的编程高手不是好的博物馆专家

提到“博物馆专家”，你会联想到什么？总是一身黑色西装，泡在故纸堆里，或是戴着白手套一遍遍地摩挲文物？似乎这个名头给人的感觉就只有四个字：严肃、学术！

不过在南京博物院，有一位不愿循规蹈矩的学者——南京博物院信息部主任张小朋。

见他第一面，就被他的穿搭震住了：灰呢子大衣的内敛气场，被一条红围巾瞬间打破；低调的蓝色衬衫，领口点缀以一个含蓄的日本京都掐丝工艺的波洛领带。56岁的他敢穿，会穿。

于是，当他气定神闲的给每个来访者泡咖啡，落座，慢悠悠地说“我最近在学开飞机”时，反倒不让人觉得惊讶了。

张小朋玩的模拟飞行，并不是简单的飞机操控游戏，驾驶者需要使用真实飞机的操控系统，并应对真实飞行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包括空气动力、地理、气象因素。每名模拟飞行员还要像真正的飞行员那样有一个“呼号”，二十年前他在CFSO（中国模拟飞行组织）的呼号是230。

而他并不满足于模拟，还上过飞机的驾驶舱，熟悉飞行仪表的操作。他的最终目标是有朝一日驾驶飞机遨游天际。

不过，在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机驾驶员前，他早已经是国际博物馆协会AVICOM执委，参与过多次著名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编程高手，博物馆安防系统专家，以及历史学者。在十几年前，“斜杠青年”这个词可能还没有出现，但张小朋却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斜杠青年”。

他并不觉得拥有这些标签很困难——年轻时玩得名堂多了，使他越发明白坚持的可贵。“玩儿就要玩的好，玩的认真。”

可以说，摆在张小朋面前的，有无数条闪闪发光、精彩纷呈的人生路，但他选择的这一条，反而听起来有些枯燥：博物馆信息化。

在这名玩家看来，典藏人类记忆的博物馆，与代表当下最先进生产力的信息技术的碰撞、火花、交融，大有门道。

玩模拟飞行，张小朋有一个先天优势：他对计算机的精通程度，至少与他的文博专业水平并驾齐驱。

很多研究认为，地理环境和文化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张小朋成长于甘肃兰州——从很多方面看，这是一座比时代慢半拍的西北省会。黄河悠悠地从白塔山前绕过，包容了他的好奇心和广泛的爱好。

实际上，张小朋祖籍四川成都，生于北京，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兰州。他的父亲开始在中科院数学所做研究，后跟随华罗庚去了中科院计算所，柳传志以后也加入了这个所。

1984年，绝大多数东部地区的中国人尚不知电脑为何物，遑论兰州。但在甘肃省计委家属楼自己的卧室里，21岁的张小朋拥有了他人生中第一台IBM个人电脑。

这个特殊的礼物远不如今天的电脑容易上手。那是IBM推出个人电脑的第二年，操作系统用的还是微软开发的DOS，没有任何图形化的操作手段，所有指令只能用英文代码发出。

但这难不倒家学渊源的张小朋，他对编程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几个月后，他就用dBASEⅡ开发出了《合成橡胶工业》杂志文章管理系统。

1987年，当中国刚刚出现计算机病毒时，他就用汇编语言编写了杀毒和免疫程序，协助四川大学计算机公共机房遏制了“小球”病毒和“耶路撒冷”病毒的蔓延。

计算机底子这么好的张小朋，当初为何选择读历史？他笑道，“家里父母都是理科出身，我偏去选个文科试试”。

能逆着风向选择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业，需要极大的勇气，而能把两头都做好，更需要极强的能力。套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语，张小朋年轻的时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个“别人家的孩子”。

如果说天赋和努力是基石，那么恩师的教诲，便是张小朋在博物馆事业上的指路明灯。

他自认，让他从略带懵懂的读历史，到真正走上文博信息化事业的领路人，是川大历史系童恩正先生。

童恩正不仅是考古大家，而且是新中国科幻的开山鼻祖。他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在80年代初被翻拍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风靡一时，热度或许不亚于今年的黑马电影《流浪地球》。

成为考古学家前，童恩正还在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当过编剧。而张小朋在兰州读高中时，在兰州《飞天》杂志上发表过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作品。遇到同样精力充沛、涉猎广泛的老师，张小朋自然心有戚戚。

更难得的是，童恩正虽贵为考古界“四大少壮”学人之一（其余三位为俞伟超、严文明、张忠培），却并没有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相反，他对新技术、新理论孜孜以求，中国第一次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在考古研究中，就是他在1977年主持的“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研究。

以往甲骨文研究有一大瓶颈：要从一片片甲骨中获取信息，就必须把破碎的甲骨拼合起来，但老一辈学者们只能凭借经验和记忆力来完成这项繁琐的工作。童恩正在80年代知道了大洋彼岸的一种计算机技术有突破性的运算能力后，很快想到，假设用从拼凑甲骨文中摸索到的一些规律来编制程序，输入电子计算机，通过曲线拟合算法，缀合破裂甲骨的速度就将快得多。

于是，童恩正邀了川大两位搞计算机的朋友一起编制了缀合龟甲的程序，结果是成功的：计算机缀合龟甲的成功率在40%上下。

这也给张小朋启发：能否将考古、博物馆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

毕业后，张小朋先后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等单位工作。90年代初，他调到了江苏省科委下属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做工业控制，又在机缘巧合下进入南博。

1999年，他以自身之力，策划领导了南京博物院第一期改造工程中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和多媒体展示系统，建立了南博信息中心。

一开始，各地的博物馆信息中心的重头工作只是将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文献资料录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到后来，随着信息革命推进，博物馆们意识到信息中心应该承担更多角色。

但那时的中国，没人知道博物馆信息中心该怎么搞，南博信息中心初建时，他自己加上徒弟，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三年后才有了4个人。

可以说，摆在张小朋面前的，是一条没有街灯的路，完全需要自己摸索前行。但所幸他身上有典型的四川人“不怕事”的性格，他从来不曾因困难而放弃过。

2002年，南博举办了一个江苏泗阳汉墓的考古成果展。张小朋回忆，这座汉墓出土器物对观众而言并不“好看”，于是他与展览团队利用南博的2楼天井，将展览营造出墓穴的效果，并在这座“墓穴”里释放烟气，模拟发掘现场。“墓穴”里的音乐则用了他在1998年邀请专家谱写的三首曲子。

这三首曲子是用南博馆藏的汉代青铜编钟、编磬、汉代单孔陶埙，以及一把古琴大师成公亮家传的古琴演奏出的。“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真正的文物演奏音乐”，张小朋至今仍为之自豪，“在我之前还没人敢这么做，怕文物损坏呀。”

90年代，博物馆信息化建设行业还是一片草莽，处处沃土也处处荆棘。90年代末期，作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专家，张小朋向上级建议尽快开展博物馆信息化工作标准的建立，随后他主持了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及信息建设标准框架体系研究，在此基础上，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敦煌博物院等单位编制了众多的文物元数据标准。

张小朋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在博物馆事业中，也总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这是他在自己的南博专家博客上写的一段话。

他总是主动求变。在他看来，博物馆的信息中心应该用技术和创意让展品“活起来”，但技术不能喧宾夺主，“观众最后记住的一定要是展品本身。”

张小朋不喜欢“器物名称—年代—出土地”三段论式的展牌，也不认可长篇累牍用文字讲解器物的方式。“我算过，普通观众在一块展板前不会停留超过1分钟。”

技术上，他最近在自学怎么拍摄电影，让展览如电影般更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从展览思维出发，他认为当下的博物馆“没有在传递历史文化信息，反而在割裂古代的信息。”

为什么是“割裂”？他随手举例。“假如这里突然地震，数百年后有人把我们挖出来，看到的场景将是几副骨架坐在沙发上，围着一张桌子。考古学家就可以判断，这些祖先当时正在谈事情，而且是围坐，所以关系还比较亲密，通过其他的出土物还有可能分析出他们主要在谈什么。”

可这些考古中发现的很有价值的一手信息，进了博物馆后，就消失了。

遗迹没有了，而文物会出于安全和保管方便，进入按质地划分的库房，只有文物总登记号、分类号记录下这些文物共同出土于哪一墓葬、互相之间有何联系，历史的信息被第一次割裂了。“假如编码丢失、错乱，这些文物就永远无法团聚。”

第二次割裂，则是在办展览时。“展览为了反映一个主题，就开始挑选文物”，他在说道“挑选”时，加重了语气，“挑选是要受到策展人个人学术修养、偏好、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无法将同一遗址的藏品全部展出，只能挑选个别的来成为展品，这就不是完整的历史了。田野考古会挖出遗物和遗迹，但展览更多是遗物，看不到遗迹”。在物的背后更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被割裂了。

他看到的各种青铜器展，也大多是这个路数：讲解青铜器的器型、名称、用途、出土地。“如果我是观众，我也困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从青铜器的来源着手设计展览，情况也许会大不同。

“青铜器可能是直接冶炼铸造得来，那么那些古代铜矿分布在哪里？可以梳理出古代采矿史、冶金史。青铜器也可能来自王室赐予，于是可以反映政治史。有些青铜器是战争或是贸易得来，那便可以反映战争史、商业史、交通史。”

以这些线索作为内容，他认为可以打破青铜器被单个儿当成艺术品展览的处境，打通“物”与“物”、“物”与“事”、“物”与“人”之间的界限。

按照这套想法，他设计出一套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互动展陈方案。方案中设想，不仅要用器物展现海昏侯刘贺戏剧性的生平、西汉贵族的衣食住行礼仪制度，还要横向比较西汉与同时期的强国罗马，给观众一个世界范围的知识背景。

技术手段是这个方案的亮点。孩子在播放海昏侯短片的大荧幕前，不仅仅看，还可以把文物模型嵌入进屏幕里，推进剧情。他们还可以与VR技术下的“古人”对话，直观地学习历史知识。张小朋为了调动起观众的所有观感，还引入嗅觉技术，让观众不仅能看到汉代熏炉，还能闻到弥漫在古代宫廷里的香薰之气。

“我没有把这个想法交给任何一家博物馆。我希望能把它单独写成一本书。”他的野心，不在于影响一场展览，而是很多很多场；不仅影响当下，更希图触发未来的灵感。

在张小朋做的许多探索里，南博的数字馆是其中很有争议的一个。

一会儿展示汉代战争、一会儿播放现代一家三口的照片、一会儿又涉及宗教和地理大发现……展览的逻辑让观众大呼看不懂。

也有专家质疑，一个历史文化为主的博物馆，搞这样的展馆是在走偏路。

某种程度上，南博数字馆是张小朋思索了人类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后的表达：

入口处的洞窟壁画代表人类的蒙昧，汉代平叛是精力旺盛的青年，两情相悦的结婚照记录的是人们必经的历程，一家三口的照片则既象征人类到达成家立业的阶段……数字馆里，充满了表达亲情、爱情、友情等人类核心情感元素。

当然，如果搭建数字馆的目的是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确实犯不着动用大量的高精尖技术和设备。

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数字博物馆，张小朋想探索的是，博物馆除了研究和展示“物”，还能否以人的情感为核心。

“礼乐制度背后，是人对权力、庄严、信仰的情感需求；衣服上的繁复纹饰，背后也是情感。情感是人类行为的第一推动力。”他一直这么认为。

情感，不仅古人有，今人也有，而且相通。今人往往不知其正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来到博物馆只是探寻往昔历史的遗迹。

张小朋希望，博物馆除了展示古代的，也要收藏当代人的情感，要为未来收藏今天。于是便有了28个展项的全部内容可根据观众自身调整的数字博物馆。

“博物馆是拿来使用的，而不仅仅是参观。”在南博数字馆里，观众不仅可以参观，还可以点评、补充、修正展项内容，更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成为实体博物馆的正式展览内容，保存自己的人生经历。

于是，观众体验数字博物馆的过程，乃至对展览内容的点评，就成为史料的一部分。这种史料更鲜活，其意义不亚于静静躺在展柜里的文物。

张小朋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的这段话，既是总结，也是寄语。

从最开始的“藏宝室”，到为社会服务、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机构；从大部分场馆收费，到大部分场馆免费；从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到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中国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有目共睹。

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博物馆信息化必然成为一股不容抵挡的浪潮，在探索的路上，势必要有人引领前行。

张小朋在采访中谈到，虽然政府、商界都对他抛过橄榄枝，但博物馆信息化事业，值得他用一生来坚持。

路虽远，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