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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怀堂美术馆藏品：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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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季佳士得香港将与日本澄怀堂美术馆一同呈献八件日本近代著名中国书画收藏家山本悌二郎私人收藏精品，透过这批稀世珍品，使我们得以见证上世纪初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

日本澄怀堂美术馆

中国书画流往日本的历史长久，从镰仓、室町时代（十二至十六世纪）至明治中期（十九世纪）有被称为“古渡品”之以南宋院画画家如马远、夏圭以及明代浙派之山水画为主的作品流入日本，此类作品虽非中国书画体系的主流收藏，却深深影响日本长久以来对中国艺术的认识，亦对日本书画艺术及收藏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明治末期、大正至昭和初期（十九至二十世纪），正值中国清末民初的动荡阶段，失去经济支柱的清室内府、原满清亲王以及高官们纷纷将珍藏向市场抛售或转移至海外。有鉴于大量东方文物流往西方，京都帝国大学历史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倡“东洋文物保存于东洋”之理念，吸引了当时许多日本政商名流、学者对中国书画进行收藏，当时在东京发展的山本悌二郎即为其中之一。而这一批相对于“古渡品”而被称为“今渡品”的珍品为中国书画收藏体系中的主流之品，不仅弥补了日本对于中国书画收藏体系的巨大空缺，更让日本人了解到更全面的中国书画鉴赏。

山本悌二郎（1870-1937），号二峯，为日本近代史上重要实业家及政治家，曾于田中义一（1864-1929）及犬养毅（号木堂，1855-1932）内阁中担任农林大臣，亦曾任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现今三井制糖之前身之一）社长

明治三年（1870）山本悌二郎生于日本北方新潟县佐渡郡（今佐渡市）的地方望族之家，在其汉学底子丰富的父亲，汉方医儒家山本桂，以及儒学者圆山溟北（1818-1892）的耳濡目染下，对书画艺术逐渐产生兴趣，初期收藏多为日本儒禅遗墨，其后兴趣转至中国书画，并深入研究。他好博览，通汉学，能作汉诗，精于鉴赏书画，广泛搜集收藏了中国唐宋以来至晚清时期的书法与名画，数量达两千余件。

位于山本悌二郎东京上目黑宅邸的玄关处悬挂着一幅出自翁同龢（1830-1904）之手的匾额“澄怀堂”，此堂号典出《宋书》卷九十三〈宗炳传〉之“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把自己的情怀过滤清澄，一尘不染，虽卧而观画，仍能游于山水之间

山本悌二郎对中国书画极为热爱，所网罗之宋、元、明、清历代书画名家作品十分全面，搜集极为严谨，每回搜到一幅作品便会请教书画专家如内藤湖南、长尾雨山（1864-1942）、罗振玉（1866-1934）、黑木钦堂（1866-1923）等，故经常会在许多作品上看到这些专家的题跋或题签。除了在日本购买已流入境内的中国书画珍品，山本悌二郎也曾亲自前来中国各地拜访藏家，以此管道入手的藏品数量亦不在少数。

内藤湖南曾在《澄怀堂书画目录》序言中说道：“海内收储之家，以赤县法书宝绘之富鸣者，近日兹多。其在日下，羣推前司农山本君澄怀堂为第一。”可知澄怀堂藏品的质量兼备。

大正十二年（1923）关东大地震，破坏力延达东京广大地区，侥幸澄怀堂之藏品逃过一劫，山本悌二郎遂将其藏品中1,176件精品收录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全12卷）之中，希望能为后世留下纪录

山本悌二郎下野后，逐渐陷入财务困难，迫使他售出部分藏品。可幸约六成的澄怀堂藏品于晚年交予其亲信，亦为三重交通株式会社董事长猪雄信行（1906-1991）所继承，珍藏于猪熊信行于东京的宅邸，所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猪熊信行已将所有藏品转移至家乡三重县四日市，故得再次幸免于战火之中。

猪雄信行（1906-1991）

1963年，猪熊信行以私人财力设立澄怀堂文库，作为欣赏、研究和保存的机构；1986年成立财团法人澄怀堂，猪熊信行将这批搜藏与自己的财产捐出，并担任首任理事长；1994 年，澄怀堂美术馆开馆，延续了山本悌二郎与猪熊信行的遗志，将这批珍品向大众公开展示，让社会大众能够一同欣赏、研究。

前文提及部分藏品于早年已经售出，现今不时在各大美术馆看到一些作品，注明是澄怀堂旧藏的，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藤井有邻馆、波士顿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得到国际注视，足证山本悌二郎澄怀堂藏中国书画的重要性。

拍品编号923

明文征明

《行书七言诗卷》

水墨纸本手卷

46 x 900 cm.

1553年作

估价：港元 5,000,000 - 7,000,000

拍品编号929

明/清王铎

《临张芝冠军帖》

水墨绫本立轴

238 x 52.4 cm.

1643年作

估价：港元 3,000,000 - 5,000,000

拍品编号924

明文征明

《空山寒涧图》

设色纸本立轴

62.9 x 36.3 cm.

1544年作

估价：港元 2,000,000 - 3,000,000

拍品编号925

明/清蓝瑛

《西溪雨霁图》

水墨绢本手卷

22.8 x 350 cm.

1645年作

估价：港元 800,000 - 1,000,000

拍品编号930

明/清王铎

《草书》

水墨纸本立轴

135.5 x 31 cm.

1647年作

估价：港元 800,000 - 1,000,000

皆我为大：澄怀堂藏八大山人书画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佳士得香港春拍与日本澄怀堂美术馆一同呈献的八件稀世珍品中，有三件是八大山人的书画杰作。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十分受日本人喜爱，并且广泛搜求珍藏，究其因缘，实与一千年来禅宗东传以及水墨画的发展存在密切关系。

南宋时期，禅宗临济宗、曹洞宗先后东传日本，获得镰仓幕府（1192-1333）的接受。宋末元初，禅宗临济宗僧人牧溪的水墨画经由来华学佛的“圣一国师”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画家学习的对象，画作被珍为国宝，称为“牧溪样”，而牧溪本人则被奉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3），禅宗又获得足利将军的肯定，成立了以禅宗为中心的五山文化，禅宗思想及文化在日本全面普及，内化为日本人“简约”、“素雅”、“笃静”的审美观念。到了明末清初，黄檗宗隐元隆琦（1592-1673）的禅宗思想与水墨画东传日本，对于日本沉寂多年的禅宗及水墨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禅宗与水墨在日本先行发展的历史因素与文化条件，师承禅宗曹洞宗第三十八代弘敏禅师一脉的八大山人（1626-1705）及其作品，从清初江西经由徽商友人传播至安徽、扬州、南京等地，受到石涛（1642-1707）、程京萼（清康熙时人）、黄思燕（1661-?）、郑板桥（1693-1765）的延誉和重视。继而在清末民初，又为吴昌硕（1844-1927）、齐白石（1864-1957）等人所服膺，东传日本受到日人的喜爱珍藏，固是意料中事。八大山人虽然足不逾江西一省，而晚年的书画名声日隆，作品犹为时人珍宝。一直到了清末民初，八大的作品都是中外艺坛名家庋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