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的古埃及文石刻收藏

潘祖荫的古埃及文石刻收藏

文/潘 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一字东镛，号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历官工部、刑部、礼部尚书，至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卒谥文勤。潘祖荫累官四十余载，迭掌文衡，为晚清重臣、学林领袖。平生好古文字之学，喜收藏善本、碑版及青铜器，所藏甚富。其学术旨趣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埃及学学者研究曾关注到晚清学者重视古埃及文字的一些史实，但未注意到潘祖荫亦曾委托驻外使节收集古埃及文石刻资料这一重要事件。根据叶昌炽的记载，潘祖荫曾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笔者与潘裕达先生（潘祖荫五世孙）于2008年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张荫桓致潘祖荫的两封信札。此后，先后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潘祖荫旧藏古埃及石刻拓片实物。经比对，两者为同一石刻，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全本，且拓片与张荫桓信中所述完全吻合。因此结合相关文献，还原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过程原貌，能充实潘祖荫收藏活动的研究，也为近代中国埃及学的起源研究提供参考。

一、现存潘祖荫藏古埃及文石刻

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明确记载了他的老师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史实，《语石》卷二“欧非两洲二则”中云：

埃及古文，尚在腊丁之先。潘文勤师贻书海外，曾摹得两石。以拓本为范，用塞们德土埏埴而成者，不爽毫发。《晋书·戴逵传》，称逵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元碑，其法正合。其文有如鸟兽者，有如亭台者，又有如云气者，皆古之象形字也。文勤以示门下士，各有考释。亦如明人之释岣嵝碑，但滋聚讼而已。黄仲弢学士得拓本一通，系刻之石椁者，西人斐尔士所藏。……此可为宇内最远古之刻矣。［1］

根据叶氏的记录，我们可知：第一，潘祖荫为收集埃及古文，专门写信给海外的朋友，“摹”得两块石刻；第二，石刻的制作方法，是用拓本作为范，用水泥（“塞们德”即英语Cement的音译）制成；第三，潘祖荫爱好此物，让门下学生观赏并请他们尝试考释；第四，黄仲弢［2］有一份从西方人那里得来的古埃及文拓本。由此可见，潘祖荫至迟在1890年逝世前，就已经目的明确地请人从海外带回两块复制的石刻。

为此，我们希望通过实物调查，来研究潘祖荫收藏的具体是什么。经调查，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分别查到了相关记录，并目验了两处所藏的古埃及文拓片实物。基本情况如下：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05488:1，图1）

著录为：“卡诺普斯（Canopus）碑圣书体象形文（前239年）。翻刻石或曾在端方处，后归潘祖荫，再藏苏州同乡会。”拓片一张，尺寸为124厘米×77厘米。封套左下有“柳风堂石墨”朱文印，拓片右下有“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藏”朱文印。碑文为圣书体文字37行及希腊文两行半。碑文左侧有刻款，据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数据库著录：“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绪十五年二月南海张太仆得之美利加华盛顿城博物院，寄赠吴郡潘大司空鉴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誉记。”验之原件（图2），除“吴郡潘”三字模糊，隐约可辨外，与著录吻合。

◎ 图1  潘祖荫藏翻刻古埃及卡诺普斯碑圣书体拓片（部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图2 潘祖荫藏翻刻古埃及卡诺普斯碑左侧彭光誉刻款释文

（二）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各地3552）

著录为：“古埃及文希腊文及埃及文石刻。”从题名可知国家图书馆著录时只认出三种文字书写，未能确定此碑的内容和名称。内容附注项：“尾彭光刻跋”（当为“尾彭光誉刻跋”），拓片共3张，尺寸分别为：124厘米×77厘米、96厘米×75厘米、94厘米×35厘米。三方拓片，首页较大者为圣书体象形文字部分（图3），内容及尺寸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本同，左侧刻款较北大图书馆藏本模糊。右上钤“周□祥访古记”白文印，右下钤“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背贴签条，上书“埃及古石刻 同治五年出土”。第二页为希腊文字部分（图4），圣书体文字半行及希腊文76行，经比对，可与圣书体部分缀合，属同碑分别拓印。第三页为世俗体文字部分（图5），74行，右下钤“安访得”。

◎ 图3  潘祖荫藏翻刻古埃及卡诺普斯碑圣书体拓片（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

◎ 图4  潘祖荫藏翻刻古埃及卡诺普斯碑希腊文拓片（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

◎ 图5  潘祖荫藏翻刻古埃及卡诺普斯碑世俗体拓片（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

对比两件圣书体部分拓片，两者相同，左侧都有刻款：“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绪十五年二月南海张太仆得之美利加华盛顿城博物院，寄赠吴郡潘大司空鉴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誉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较为清晰。考清光绪十五年（1889）潘祖荫任工部尚书［3］，“大司空”当指工部尚书；同年，张荫桓以太仆寺卿出使美国［4］，彭光誉以刑部郎中为参赞［5］。在张荫桓书信、日记中也记载了相应内容，且日记中记载字数确为“五十四”字，可知这条刻款是真实可靠的。收藏过程及细节，详见下文“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字石刻始末”一节。

卡诺普斯碑，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命名为“卡诺普斯法令”碑（Decree of Canopus）。中译本《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为“坎诺普斯法令”。最早于1866年4月15日由三位德国考古学者在今埃及东部三角洲?ān al-?ajar al-Qiblīyah［古埃及塔尼斯（Tanis）］附近发现，故又名“塔尼斯法典”，其后1881年、2004年又发现了两个完整的复本。该碑先后递藏于埃及的布拉克博物馆（Museum of Boulaq）和埃及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Egyptian Antiquities）。它是用两种语言、三种字母写成的法令。碑阳上半部分刻古埃及文圣书体37行，下半部分刻希腊文76行，碑右侧刻古埃及文世俗体74行。最早由德国学者Reinisch和Roesler以德文释读（Die Zweisprachige Inschrift von Tanis, zum ersten Male herausgegeben und uebersetzt, Vienna, 1866）。碑文内容是公元前238年3月7日，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三世欧列格特（Euergetes）的王后和女儿去世时祭司们颁布的太阳年置闰系统。该历法系统直到公元前25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成功改革亚历山大历之后才被废除。据研究，碑文底本是希腊文，古埃及文圣书体和世俗体是根据希腊文翻译而成。其刻立时间早于罗塞塔石碑约一百年，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文献，为解读古埃及圣书体和世俗体文字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是传世早期希腊文文献中较长和较重要的一种，许多学者认为其学术价值仅次于罗塞塔石碑。同时，它也是古埃及历法研究的重要文献。［6］

国家图书馆藏的这套拓片，是国内目前仅有的全套卡诺普斯碑碑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拓片，也是国内仅有的一个复本，弥足珍贵。

二、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始末

上文提到石刻刻款上写明“光绪十五年二月”张荫桓得于美国，然而对其获得过程论述不明。除了现存拓片，结合各种文献，可以还原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收藏过程。考现存潘祖荫日记，找到三处有关埃及古文石刻的文字，分别是：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丑，得刘芝田信埃及古文。［7］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戊辰，樵野埃及不到。［8］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己巳，仲韬交到樵野寄石三方。［9］

刘芝田（？—1892），即刘瑞芬，字芝田。安徽贵池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受命出使英、俄等国，授太常寺卿，迁大理寺，留任为大使，改驻英、法、意、比等国家。清光绪十五年（1889），刘被召回国任广东巡抚。清光绪十四年（1888）写信并附埃及古文时在出使外国任上。

樵野，即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经李鸿章保荐，充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弥亚）和秘鲁三国公使。清光绪十六年（1890）回国，以太仆寺卿人总理衙门大臣。清光绪十五年（1889）寄信并附埃及石刻三方时在出使三国公使任上。

由上引日记文献此可知，潘祖荫分别于1888年、1889年先后得到两位驻外公使寄赠的埃及古文实物。

关于张荫桓寄赠埃及石刻一事，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诸家致潘伯寅、潘绂庭书札》中，发现了张荫桓写给潘祖荫的两封信，和张荫桓转寄潘祖荫的陈季同写给张荫桓的信，主要内容就是张祖荫受潘祖荫之托，搜访埃及古文、寄赠石刻的原委。原信较长，兹节录与古文字石刻有关者。第一封张荫桓致潘祖荫的信，写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二月十九日：

伯翁先生大人阁下：

客春辱钧恉属觅埃及石幢拓本。适有秘鲁之役，未及拜复，曾托舍亲仲约转达清听。然此一年间遇西人之颇知考古者，辄为物色。客腊始有愿代购全本者，亦即函告仲约转达。窃愿得当报命也。

顷上月十一日，奉客腊六日赐书，敬承垂注，感蒙无极。知镜照本已由刘芝使购寄。西人实不谙拓搨之法，荫桓现购之本恐仍是镜照，且闻法廷近将此镜收回，不准出售。而经手之法人不负所托，购得一本，缺三图。其人必欲补足然后见寄。其意可嘉，然恐须之时日。

美博物院有埃及石碑，掌院与荫桓有交，允照制一石相赠，而不允拓。初疑所制必不洽，前日望看，直与原石无异。大小三块，高三尺四寸，阔三尺二寸，有碑额，中作圆珠形，旁绕两绦，下缀两长柄刀，圆珠之上为鸟翼，碑额极奇者也。碑文数百字，类鸟篆。其二石则希腊文，此碑之释文也，皆不可识。兹将三石用木枋镶好，另装木匣寄津沽文报局黄花农转呈。到时□鉴纳，即望嵌置尊斋壁中。慎勿捶拓，或用棉花轻按，以手拓之，不致损坏。此碑系石膏和灰制成，一捶则碎矣。掌院者允代装完固，舟车无碍。此石到后，其言验否，尚祈示知。此石同治五年法人浚苏彝士河所得，美照制一模，故可分赠。

此外拓本甚不易得，有西人缩制埃及石幢，戏为拓之，奉寄一纸。

……

晚生张荫桓谨状。己丑二月十九日，美使馆。［10］

张氏在此信中明确说明了以下情况：

第一，张从清光绪十四年（1888）春接到潘祖荫信，托其“觅埃及石幢拓本”，到次年（己丑）二月间，“遇西人之颇知考古者，辄为物色”。可见潘氏专心于埃及古文，张氏也颇为用心。

第二，张已从潘处得知，刘瑞芬为潘祖荫购寄“镜照本”埃及古文，而张也购置了“镜照本”等到配齐寄赠潘祖荫。

第三，张与美国博物馆馆长友善，馆长相赠1866年法国疏浚苏伊士运河所得石碑的复制品，美国有该石碑的翻模，用“石膏和灰制成”，张荫桓令从官“识数语于旁”。美国博物馆馆长将此碑等三方石刻妥装木匣。张寄津沽文报局黄花农转呈潘祖荫，并叮嘱从天津运到北京，需要小心谨慎、船载夫挑才能保万无一失。

第四，西方人没有拓片的习惯，大多是影印“镜照”，或者翻模复制。送去的复制品，质地疏松，再三嘱咐潘祖荫小心捶拓，免于损坏。

这封重要的信件二月十九日寄出，据上引潘祖荫日记，迟至七月二十四日才收到：“戊辰，樵野埃及不到。”而张荫桓寄出的三方石刻，于次日二十五日收到。

考张荫桓日记，更详细记录了美国博物院所赠石刻前后的过程。清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十三日第一次提到博物馆赠埃及石碑情况：“饭毕至博物院观所赠埃及石碑，高三尺四寸，为埃及文，另二石则希腊文，大与碑同，特无额，小则长方形，同治五年出土也……”［11］（下述碑的形状和字体，与信同，略）

同月十七日“属参赞往博物院就掌院所赠埃及石碑题识五十四字”［12］，这与张荫桓致潘祖荫信中所说“令从官识数语于旁”有54字，及现存拓片情况完全吻合。

同月二十一日“申初赴博物院，所刊碑侧之字仅得其一，尚须数日乃竣”［13］，发现刻款速度很慢。

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博物院所赠埃及石三块，装固送来，即转托鸟约旗昌附船寄沪，并买保险”［14］，张荫桓方完成刻款、包装，从纽约寄往上海。

三月二十二日，张荫桓关心碑文内容，将“埃及石碑从英文译出，该国祠官颂国王多尼微第三及王后毗连力奇功德而立……”［15］（后详述该碑文的内容，从略）

到了八月初二日，张挂念寄往都下的埃及石刻，等待潘祖荫的回音。“四月托旗昌所寄衣物二十六件，已于六月十三日到沪，暂储金利源栈。埃石即由沪局转寄津局运京，此时亦必运到，有无损裂，须候都中来信。”［16］

简言之，张荫桓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十三日，得到美国博物院所赠埃及石刻复制品三方，同月十七日开始在石碑上刻款，十九日写信给潘祖荫说明情况，三月十八日寄出，潘祖荫最终在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先后收到书信和石刻。

第二封张荫桓致潘祖荫的信件，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二十四日的残信，略云：

（前缺）殆见所未见。每册长三尺，阔尺余，得之旧藏家。译说廿三本，每图弁以字马。如查某器，即对马检某。说辛皆法文，都下同文教习丁韪良颇通汉学，或可倩之考证。此□镜照本，尊恉谓海外实有拓本者，或即此种。不识芝田所购同否。荫桓连日披阅，叹诧不置。统候归国奉呈……晚生张荫桓顿首。三月廿四日。

大概是说张得到某种古物“镜照本”，寄赠潘祖荫过目，或与刘瑞芬所得相同。而潘祖荫以为海外当有拓本。上一封信和后一封陈敬如的书信同类内容，此信中有“译说”字样，笔者估计仍是埃及文的影印件。

结合张荫桓前后数年日记，我们能发现张荫桓对对古埃及文字特别留心。从清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参观法国卢浮宫时起，张荫桓就留心古埃及文字：“十八日乙亥晴。敬如导观博物院，法之故宫也……又所藏埃及古文字一室，中有类鸟篆大篆者，上古文章朴茂，理或然也。徘徊逾时，未及遍览，遂至大清公所啜茗，灯后往观珠宝场，真伪莫辨。”［17］这比张在上引第一封信中称清光绪十四年（1888）春收到潘祖荫的来信，望他代为寻访还要早一年，很可能是张荫桓出使之前在京期间潘祖荫就请他留心。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离京出使前，与潘祖荫多有来往。［18］此后足迹所至，或于博物馆，或于外国使者、友人处，留心古文字遗迹。

第三封陈季同［19］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初四日寄给张荫桓的一封长信，是回复张询问法国埃及石幢的调查情况，阐述了他对埃及古文与中国古文的认识，访得八张缩印的埃及文和德国人收藏的两张，希望转赠潘祖荫一份。

使宪大人阁下敬肃者：

前接手谕，询埃及石幢事。按埃及石幢有数十种，一种之中又有前后左右之文，散见群书不能枚举，亦不能收聚……已前赴购时仅见五六十种，除大小雷同及破碎笨劣外，尤佳者只此八种耳……二十余年前，英人于希腊得古断碑，上分三层，首为埃及上古文，中为埃及中古文，下为希腊古文……是碑近存于英，不甚传。而德则因此人而传，故有印本。觅得两纸，谨以献公。敬求以一纸分寄潘大司空，未知得蒙赏鉴否……陈季同谨上。五月初四日。

原文甚长，略去陈氏发挥文字学看法及谈公务者，《张荫桓日记》第397—399页“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条将该信基本照录。由此可知，张荫桓受潘祖荫之托寻访古埃及文，除亲自留心外，还委托陈季同等驻外同僚一起办理，并将陈季同的信转寄给潘祖荫。这三封信归在一处，估计由于都是有关收集古埃及文而为潘祖荫有意编排在一起。

又考叶昌炽日记，有三处记载潘祖荫出示埃及古文：

据此可知，潘祖荫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十一月初六日首次得到刘瑞芬寄赠古埃及文后九天，招饮门生，分享同好。清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二月二十日，又出示了摄影缩印的埃及古文，潘祖荫日记中也有记载，但没有述及同观埃及文字，只是开列了请来校书的名单［21］，都没说明这次展示的古埃及文来源。此后清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五月二十七日，潘祖荫展示了黄绍箕所赠、从张祖翼处求得的美国斐尔士藏埃及古文拓本，这正是本文开头所引叶昌炽《语石》中所提到的。

三、结论：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综上可知，潘祖荫一共有三种古埃及文：第一，清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初六日，收到刘瑞芬寄赠的埃及古文；第二，清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二十五日，收到张荫桓寄赠的埃及石刻三方；第三，清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二十七日前，收到黄绍箕所赠美国斐尔士藏埃及古文拓本。潘祖荫的埃及古文收藏，已经有了石刻、影印本、拓本三种载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学界对晚清以来的埃及学史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总结，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一文认为，端方是开始搜集埃及文物、研究埃及学的前驱：“……上述的有关记载，严格说来，还谈不上埃及学的研究，只能说是中国人对埃及学的初步接触和介绍。在20世纪以后，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清光绪年间，政治家、金石学家端方精金石学，收藏古刻碑文。1905年端方去西欧考察政治，1906年回国，途经埃及，他随行带有中国的墨拓能手，用宣纸和银朱在那里拓了不少名碑，并购置了原石，总数40多件，最大的有木乃伊像、埃及王像等，都高达六七尺。”［22］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至少可上溯十年，即潘祖荫主动托人寻找搜集古埃及文的清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或许可以说，以潘祖荫古埃及文石刻收藏为中心的学人对古埃及文的搜访和研赏活动，就是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注  释】

［1］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7页。

［2］黄绍箕（1854—1908），字仲韬，或作仲弢，号漫庵。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编修。历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湖北乡试正考官、翰林侍讲学士、京师大学堂总办、京师编书局监督兼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

［3］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2页。

［4］同上，第1324页。

［5］“是役同行者：……刑部郎中彭光誉，号小圃……”（清）张荫桓撰，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4页。

［6］参考《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坎诺普斯法令”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2007年版，以及Birch, et al. Records of the Past: Be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ssyrian and Egyptian Monuments. 2nd ed., S. Bagster, 1875. vol VIII, pp.81-90等。

［7］（清）潘祖荫撰：《潘文勤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四年（1888）稿本。

［8］（清）潘祖荫撰：《潘祖荫日记》，苏州博物馆藏清光绪十五年（1889）稿本。

［9］同上。

［10］《诸家致潘伯寅、潘绂庭书札》，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索书号：17797），第18—29开。

［11］（清）张荫桓撰，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371—372页。

［12］同上，第373页。

［13］同［11］，第374页。

［14］同［11］，第380页。

［15］同［11］，第381—382页。

［16］同［11］，第414页。

［17］同［11］，第159页。

［18］同［8］。据载，张荫桓与潘祖荫最后一次会面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十四日。

［19］陈季同（1851—1907），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77年，以翻译身份随官派留欧生入法国政治学堂学“公法律例”。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在巴黎居住16年之久。

［20］叶昌炽撰：《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21］同［8］。

［22］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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