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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希基｜《神龙：美学论文集》节选——异教徒的拥抱（诸葛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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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美学论文集》节选

——异教徒的拥抱

戴夫·希基(Dave Hickey)

鲜花悬挂的枝桠，既不长也不短。

——克里希那穆提

到这里，我的论述开始收尾了，我要直抒已见，痛下一个断言，即，审美愉悦的惊喜（pleasant surprise），实际上，确实存在。其社会的、心理的和肉体的维度，在根本上是偶然的，无限复杂的，但是，除却这种时机的暧昧不明之外，无法否认的是，它们确确实实发生着。它们发生着，它们通过日常习惯性的观看等方式，为一种关于美的日常世俗话语——一种完全可解释的裁决模式，它需要的只是它的实践者，而不是通过使用典范而对西方文明符号的优先次序所进行的一次逆转——提供了基础。恰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我们照着这样的方式，开始了我们的教育生涯，我们的行为依据的是美国符号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所有简单的符号，都拥有两个主要的参照域。（1）所有我们所称呼的符号都具有指示意义（designative meanings）。它们指的是那些不同于它们自身的事物——就像语词表示出它们的指示物以及它们所描述的图画。（2）所有被称为符号的符号也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物。它们拥有具身化的（embodied）意义。它们所参照的，是这个世上与它们相像的（like）的事物——因为一个词、一种颜色、或者一个音符，它们是在与其他词、其他色彩或音符的参照中被知晓、被认识的。

奥斯卡·王尔德

没人会质疑这两个参照域的存在。任何人都不会提出一种把我们意识中这两个参照域纠结缠乱的绞线状态进行分类厘清的方法。人们争吵的，是具身化的意义和指示意义之间的相对优先权问题——是我们通过何种中介（agency）知晓了什么的问题。我们是否通过国王的画像的中介，了解了国王（相对于其他国王），或者，我们是否通过对国王的刻画这一中介，了解了这幅画作（相对于其他画作）？我们是否通过毕加索对桌子的描绘了解了这张桌子（相对于其他桌子），或者，我们是否通过他所描绘的桌子这一中介，了解了毕加索的画作（相对于其他画作）？

亚森特·里戈《路易十四肖像》1701

毕加索《台桌上的静物》1931

当然了，国王肖像的目的是赞美国王，毕加索画的桌子，其意图是宣扬他的绘画立体主义。然而，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我们不受作者意图的约束。对于那些需要两种观看方式的作品，我们在两种解读方式中进行选择。在实践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分。我们总是在这两极之间选择一种解读方式。一种偏重于指示意义的解读方式，优先考虑的是缺席的国王和虚构的桌子。另一种解读方式则偏重于具身化的意义，优先考虑的是这两幅作品本身。这两种方式都是可能的，但是，哪一种更可取？对于谁来讲其更可取？

行政管理文化（administrative cultures）必定优先选择指示意义。他们一心想着传递信息、管理记录、讲授课程，确保我们的遵从。他们的行政工作要求，对于我们（他们的被管理者/administratees）是否明白他们所说的话的意义、是否明白色彩的象征，他们应该相当有把握才行。假如我们在八边形的警示标记前停下，正如我们在红灯前停下一样，那么他们就会满意地笑了。他们那种控制我们行为的能力，得到了应验。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教育我们，因为他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而不是我们的快乐，但是这个世界却成了拦路虎。他们的权威，完全依赖于我们对官方标识的指示意义的正确解读。不幸的是，对它们而言，我们在观看等行为上的倾向性癖好，却赋予那些标识以具身化的意义，我们注重感知，而感知优先于它所要传达的讯息。

当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宣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时，他宣扬的并非印有文字的纸页的优先权，而是通常具体体现出来的关系。他提出，我们在那组成一篇文本的模式化符号的背后所建构起来的指示参照域（以及表达它们各自意义的模式化符号，以及表达它们的意义的模式化符号，无休止延续……），从根本上讲，都是偶然的，都是字面上的想象。具身化体现的关系，是身体性的，不需要指示参照，便能感觉得到。我们指派的实际指示意义，始终是可被大家争夺的，是人人都有分的。一个加了框的色彩图案，也许是一幅画，但也未必。受限制的一系列词语，可能讲述了一个故事，或者提出一个论点，但它并不必须如此。具身化的图案，邀请我们找出指示意义，仅此而已，【116】但是，不管我们被灌输得多么好，美，以及这些具体表现的模式的自身的权威性，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可以选择读它，也可以选择不读。假如我们获得授权，可以作出回应、作出判断，那么我们就这么做。

假如我们倾向于赋予美以特权，拒绝平庸和怪诞，那么，我们对待任何指示信息的严肃性，就取决于我们的品位（taste）了——取决于我们对具身化符号模式的审美感应（aesthetic response）。所以，具身化符号的肉体存在和原始的感性介入，对官僚的权威造成了一种永恒的威胁。假如我们拒绝奥威尔式的选择，即简单地根除掉我们的语言，那么，当我们的品味降低了我们的顺从度，从而出现种种问题的时候，就存在三种处理这些问题的行政手段（administrative way）。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剥夺公民选举权、废除民主政体、否认公民的偏爱选择权，来清除品味的。在商业社会，这无疑是自杀。

即使这行不通，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施行，即促进一种准-新教化（quasi-Protestant）“内容崇拜”（“cult of content”），在这种崇拜中，具身化的意义和指示意义，被认为是成反比的。这种流行的学院派选择认为，糟糕的写作代表好的意义，丑陋的绘画说明内容美好，刺耳的噪音定是好音乐。对于这种崇拜的唯一防御，只能是极个别的情况，即当糟糕的确实变成了好的，丑陋的确实变成了美的，刺耳的也确实变得悦耳了的时候。但此种情况，未知有也。久而久之，到了最后，百分之九十九的糟糕、丑陋、愚蠢、迟钝和平庸的作品，仍然本性未移，如石沉大海，被人遗忘。尽管如此，我们周围仍然遍布着这样的东西。

最后，还有最后一个选择，那就是给官僚阶层上一上品位课——用一种形象化的具体表达的巧妙方式，训练这些权力的爪牙们，教会这个政体去鉴赏品位。它创造了所谓“适宜的”表达，对英国人来讲，这种表达是有效可行的，但事实是，其实它什么也没教，什么也不能从中学到，尽管整个西方艺术史都华丽丽地、持续不断地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学到的或是教授到的东西——甚至是没有任何合适的东西——能够凌驾于审美惊喜的革命性效力之上。一个五百年历史的审美话语传统，其实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在相遇的瞬间，杂乱建构的具身化参照模式，总是具有彻底改造自身的潜力，总是具有重新塑造它们自己的过去的潜力，它们能够以全新的、令人惊讶的、完全未经许可的指示意义，来展现未来。

任何通晓美的相对性——这一道理——的公民，他们熟悉这个一贯的承诺：美在本质上具有不稳定性，在每一转折的时刻，他们必然会质疑既定的权威，因为审美体验本身总是在不断推翻权威。面对笨拙无能、不恰当的官方艺术作品，我们谴责它的丑陋，忽视它。面对不恰当的行政表现，我们对它的平庸束手无策，我们也忽视它。有少之又少的机会，我们与美得令人吃惊的官方艺术作品遭遇（也许，当我们站在一幅拉斐尔的画作前时），我们仍然会忽视其画面外（off-site）的信息，如果可以，我们把它的美保留下来（keep）。我们挪用拉斐尔的画作，赋予它新的社会意义。

拉斐尔《草地上的圣母》1507

因此我提出这个论点：人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对这个世界上的具身化符号结构，会作出自然而然的积极反应，不论这些反应是否为社会所允许。当反应被允许的时候，我们唤起其他人对这些符号的来源的注意，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与我们自己的评价相一致的受人支持的协议。所以，在这个协议存在的社群中，具身化符号的认知优先权，使美成了一种强大的价值范畴。假若，美确实作为一个价值范畴存在着，那么，具身化符号的认知优先权，或多或少保证了：我们在面对艺术时所体验到的令人愉悦的惊喜，会像一个对抗惯习（habit）和修辞（rhetoric）的障碍一样发挥作用——它通常会抢先取代既得利益、当权集团、先验宗教、形而上学道德和抽象哲学的引诱。

美的效用，就像一根合法的救生索，它拥有的能力，能将我们定位成一个居住在物理世界中的自然生物，并与其他人保持着一种生动的人伦关系。自然的和人工的客体，驻留在话语的核心。那些施于这些客体身上的意图和价值，与这些客体可以获得的任何意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物理对象，提供给我们一个关联词、一个间隙或停顿，如果你愿意这样比喻的话，而过去和未来，以它们为中心旋转着。如果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理解，就像古代的祭司理解山羊的内脏和雄鹰的翱翔一样——假若，我们既对过去非常敏感，又觉察着当下，还对未来的可能性充满警觉——的话，那么，过去，可以创造一个客体，而这个客体又创造着未来。

我所描述的存在境况，正好是合乎伦理的、具有普世性的异教信仰（paganism）——是被地中海的前基督教社会赠予我们的绚丽遗产，那个前基督教社会的偶像崇拜癖好，在基督教的西方，一直没有被抹去，甚至从未低头服从，屈居次席。这些癖好绝不可能会被消除。表达美的日常白话，正是那个异教遗产的一部分。商业和实用科学的整体修辞，同样也是这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是这个共和国的根本前提，这个国家的创建者拥抱着西塞罗的主张，即，任何政体的美德，都是由公民主体确认的——是由那单一的和集体的主体所获得的肉体安全和快乐，来加以确认的。

谈论美，会将我们卷入一个丧失了超越性的物质世界中。它的人类属性，既无可计数，又变化多端，正如罗马的诸神一样（这两者的效用也惊人的相似）。新奇、熟悉、古老、自主、稀有、圣洁、轻浮、庄严、古怪，契合，以及实用——当我们需要这些人类属性时，它们就会落入手中。这一刻，它们的价值确定了那座我们献祭其中的神殿。假如我们感觉到，我们能够自由地买入呈于眼前的、具身化了的、披裹着相似性和类同性的华丽甲胄时——并不是去拥有它，而是把它加入到一个能够把我们和我们之外的所有一切紧密贴合起来的拥抱中去，那么，对于我们的欲望，就没有任何好怀疑的。当然了，要把握世界，是很难的，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对价值珍爱有加，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认为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但其实，在那个拥抱的亲昵感觉里，美、价值和真理，都会油然而生。美是，且永远是，蔚蓝的天空和开阔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