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的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

大克鼎的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

文/葛 亮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中国文字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大盂鼎、大克鼎是潘祖荫旧藏青铜器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件，曾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1］1951年，盂、克二鼎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次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其中，大盂鼎于1959年被调拨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则长期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被誉为“镇馆之宝”。

大盂鼎、大克鼎的出土、流传情况，历来多有异说。其中，大盂鼎相关史料较为丰富，学者已基本厘清其流传脉络。［2］关于大克鼎则仍多见语焉不详、相互矛盾的记述，后出论著又往往以讹传讹，令人难以适从。在此，我们就利用现有资料，对其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择要做一辨析。

一、大克鼎的出土地

关于大克鼎的出土地，已知最早的记载，见于1930年出版的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三“小克鼎”下（第34—35页），其文曰：

此鼎出土之地……予近以询厂估赵信臣，言此器实出岐山县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克钟、克鼎及中义父鼎均出一窖中……

这位琉璃厂估人赵信臣的说法，其实已是大克鼎出土四十多年后的回忆，其中的地名“岐山县”“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

（一）大克鼎出土地“任村”位于陕西省岐山、扶风二县之交的扶风一侧，所谓“岐山县”是“扶风县”之误。

（二）“法门寺之任村”并非标准地名，而是一种便宜的称呼。大克鼎所出的窖藏，一般也随之称为“法门寺任村窖藏”。这一称呼以往不易产生误解，但近来常被不恰当地缩写为“法门寺窖藏”，就出了问题。因为1987年法门寺地宫有大量唐代文物出土，这个地宫也常被称为“窖藏”（当然并不准确）；到了2007年，法门寺内又发现了一处钱币窖藏。［3］于是，“法门寺窖藏”所指的对象愈发不明确，如果仍在大克鼎所出窖藏前冠以“法门寺”，将来恐生歧义。

（三）赵估所谓“法门寺之任村”，实际指“法门寺附近的任村”。但是，出土大克鼎的“任村”，既不是法门寺附近唯一的“任村”，也不是距离最近的“任村”。而且，“任村”并非实际地名，按照当地的称呼，其村名应是“任家”。记录下来，也作“任家村”。出土大克鼎的窖藏位于“村东南土壕”［4］，也不在“任姓家”。赵估所谓“任村任姓家”或许就是对“任家”这类村名的误解。

在法门寺周边，目前至少有五个“任家”或“任家村”（图1）。其中，大克鼎的出土地并非最近的⑤，而在①，即法门寺北偏西约4千米处。这个“任家”在清代的标准地名是“扶风县北凤泉乡训义里”之“庄里任家”［5］，目前是法门镇庄白村［6］（行政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村民小组）。②、③、④、⑤各处均不属于法门镇管辖。［7］

◎ 图1  今法门寺附近之“任家”“任家村”  引自百度地图

由此看来，大克鼎的出土地最好写作“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窖藏”，这样既能避免与“法门寺窖藏”的纠葛，又可以同其他几个“任家村”相区别。

笔者之所以不惮烦琐地说明“任家村”的地理位置，是因为它位于周人发祥地“周原”的核心区，在西周历史上十分重要。清光绪年间，大克鼎等大批窖藏青铜器在村东南土壕内被发现，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1940年，任家村西南土壕内又发现了一个西周窖藏，出土的青铜器据说有140余件，作器者的身份大多和“克”一样，是周代高等级贵族——“善夫”。［8］1976年，紧邻任家的庄白村也发现了大型西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03件，其中就有铭文长达284字的史墙盘。［9］出土器物较少的窖藏，在附近村落发现的就更多了。［10］

任家村附近密集分布的西周青铜器窖藏，说明此地曾是西周贵族的聚居区。这些窖藏青铜器，一般认为是西周晚期发生战乱，器主逃离家园前（或战后东迁前），不得已而埋藏的。而众所周知，大克鼎的第二次入土，恰也是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潘家后人到沪上避难，不得已而将其埋藏在苏州家中。为了保护大鼎，前后相隔2700多年的守护者，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任家村前后两次青铜器窖藏大发现，都与一个家族有关。清光绪年间大克鼎所在窖藏的发现人，是村民任致远；1940年村西南窖藏的发现人，是任致远之子任登肖。［11］任登肖之孙任周方，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后长期在家乡从事考古文物工作，曾任宝鸡市文物旅游局局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前面提到的法门寺地宫，就是他参与发掘的。［12］本文对大克鼎出土地的确认，即得到任周方先生帮助。

二、同出器物

大克鼎出土于一个大型青铜器窖藏，同出器物为数众多。《贞松堂集古遗文》引厂估赵信臣言曰“当时出土凡百二十余器”。1935年成书的武善树《陕西金石志》卷十“大克鼎”条下则曰：“此鼎发现之处若土室然，共得钟鼎尊彝等器七十余。”（第19页）这两条记载距离诸器出土都有四十多年，计算方式或许不同，也未必准确。

这批窖藏文物大多被古董商从任村买走，据任登肖回忆，“卖剩的东西”还被其父任致远拉到西安准备出售，因遭到官员恐吓而就地丢弃。［13］可见当时的流散情况很严重，而且很多器物可能没有铭文，后来即便找到，也难以确证其出土地。因此，目前我们只能统计其中有铭文且经著录者，得30件，加上传出同一窖藏者，则有43件。［14］

在这30件有铭青铜器中，作器者为“克”的有15件，称为克组器，计有克鼎8件、善夫（饭食器）1件、克钟5件、克镈（平口钟）1件，目前分别收藏于海内外八家博物馆。对于克组器的收藏地，各种记录或有出入，有的收藏单位也发生过变化，现将其列表如下，以便查对（表1）。其中，和大克鼎同为潘祖荫旧藏的，还有现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2件小克鼎，以及现藏上海博物馆的2件克钟。

很幸运，在克组器中，我们可以确知7件小克鼎的信息。它们从大到小，构成一组“列鼎”，是说明器主“善夫克”身份的关键证据。按照西周中期以后成形的“列鼎制度”，克用七鼎，说明他是周天子身边地位非常高的一位重臣，级别相当于在外的诸侯。而从大克鼎铭文看，周天子授予善夫克的职责是“出内（纳）朕命”，即传达天子的命令，也与其地位相合。

三、潘祖荫得鼎的时间

关于大克鼎的出土时间，旧有记载存在出入，我们需要通过潘祖荫得鼎的时间来为之设定下限。潘祖荫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三十日去世的。他收入大克鼎的时间，在其去世后不久也有了两种不同的记载。

第一种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见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陈寅生跋大克鼎拓本，跋文曰：

潘文勤公博求钟鼎古器，收藏甚富。戊子岁获得周克鼎一器，由关中运以至京。形质丰伟，殊为大观……［15］

关于陈寅生，《清稗类钞·鉴赏类》“陈寅生整理平安馆烬余砚拓”条曰：

陈寅生，名麟柄，工篆刻……寅生从潘文勤、李竹朋游，诸人所得古器，辄由寅生为之物色。［16］

可见陈寅生与潘祖荫关系较密，题跋所记得鼎年份“戊子岁”，或闻于潘祖荫本人。这一件大克鼎拓本，可能也是潘祖荫所赠。而且，陈寅生题跋的时间，距离潘祖荫得鼎只有两三年，应该比较可靠。可惜这一题跋仅见《陈干藏吉金文字》引文，未见原物。

第二种记载，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见于潘祖荫弟潘祖年所编《潘文勤公年谱》［17］。此年谱编成的年代距离潘祖荫去世也不会太远，一般认为是清光绪年间刻本。其中“（光绪）十五年己丑六十岁”下有：

是年得善夫克鼎，大几与盂鼎埒。铭二十九行，行二十字。兄属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

所谓“光绪十五年”，就比陈寅生跋的“戊子岁”晚了一年。仅凭以上两条文字记载，我们无法判断其是非。还有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呢？

通过潘佳先生所作《潘祖荫年谱稿》，我们得以将潘祖荫的活动与相关事件亲历者的日记等一手资料相对照。如为大克鼎作释文之事，见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二”条，曰：

得郑盦师书，以克鼎拓本一纸见贻，属为释文。［18］

由此可将潘祖荫得鼎的时间，限定到清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之前。

《潘文勤公年谱》提到的李仲约（文田）释文更有实物传世。姜鸣先生曾在北京琉璃厂文化遗产书店内发现一件大克鼎拓本（图2），上有李文田摹释并跋。［19］跋文曰：

◎ 图2  李文田等跋大克鼎拓本

郑盦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

此外，铭文拓本右下角还钤有“己丑手拓”印（印主待考）。“己丑”亦指清光绪十五年（1889）。由此可以进一步将潘祖荫得鼎的时间，限定到是年五月之前。［20］

同样，通过《潘祖荫年谱稿》的辑录，可知清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日，潘祖荫招呼了一大批朋友到家中饮酒。当日的参与者江标在其《笘日记》中记载：

适郑盦尚书招饮，即至米市胡同，两席已坐满……见盂鼎及新出土大、小克鼎及中师父鼎诸匋器。［21］

“匋器”当为“铜器”之讹。这一条记载非常重要，就目前所见，这是关于大克鼎最早的记载。它也把潘祖荫收入大克鼎（及小克鼎、中师父鼎）的时间，限定到了清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日之前。

那么，如果潘祖年《潘文勤公年谱》所记的清光绪十五年（1889）“得善夫克鼎”是准确的，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潘祖荫得鼎的时间，在是年正月初一日至正月十九日的19天内，即1889年1月31日至2月18日之间。

不过，《潘文勤公年谱》这一条的写法比较特别，后面还有一句“兄属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嘱人作释文这样的“小事”，在《潘文勤公年谱》中似仅此一见。

由于潘祖年比潘祖荫小了整整40岁［22］，当时应该只有十八九岁，这条特别的记载，也可能是潘祖年后来见到写有李文田等人释文的大克鼎拓本或相关信札［23］，根据释文的年份，将潘祖荫收入大克鼎的时间推定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并记下释文之事。

这样的话，所谓“光绪十五年”也只能看作下限，潘祖荫实际得鼎的时间可能更早。不过从《笘日记》所谓“新出土大、小克鼎”，以及李文田作摹本时大克鼎铭文尚未去锈［24］来看，恐怕也不会早太久。由此看来，陈寅生跋所谓“戊子岁获得周克鼎一器”可能还是正确的。

总之，目前可知的潘祖荫收入大克鼎的时间下限，是清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89年2月18日），具体的得鼎时间，则可能早到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或1889年初）。

四、大克鼎的出土时间

根据潘祖荫入藏大克鼎时间的下限及大致范围，我们再来看大克鼎出土时间的两种记载。

第一种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初见于《贞松堂集古遗文》引厂估赵信臣语：

此说又见《陕西金石志》“大克鼎”条，作“光绪十六年秋，扶风任村任致远掘土得之”。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潘祖荫收入大克鼎的时间下限，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的正月十九日，那么这两条“光绪十六年”的出土记录，显然都不可信。

前引姜鸣先生文已根据《潘文勤公年谱》及李文田跋大克鼎拓本的记载，指出“大克鼎的出土时间，应当在光绪十五年或十五年以前，光绪十六年出土说是不确切的”。据此，上博青铜馆大克鼎说明牌上的出土时间，也已经从“1890年”改成了“清光绪中期”。［25］

其实，早在1966年以前，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已根据《潘文勤公年谱》的记载，指出“此组器出土应在（清光绪）十五年前”。［26］可惜这部分《西周铜器断代》未及发表，陈先生便已身故。2004年，《西周铜器断代》由中华书局完整出版后，此问题仍未引起重视。直至新近出版的各种论著，包括大型著录书，仍普遍将克组器及同窖所藏器物的出土时间误记为“1890年”，实在令人遗憾。

大克鼎出土时间的第二种记载，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与克组器同出于任家村窖藏的，还有仲义父组器，这第二种记载便见于仲义父器拓本的题跋。

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卷十二第10页“仲义父鬲”条引“韩古琴拓本提识”曰：

光绪戊子，扶风岐山之交，出簋二鬲四。

陈梦家先生已举出此条记载，认为此说与“与潘氏得大克鼎年相合”。［27］不过《分域编》“克鼎”条仍用《贞松堂集古遗文》“光绪十六年”之说，以至同出器物的出土时间相互矛盾。

那么，韩古琴这条提识的可信度如何呢？由于《金文分域编》的内容往往是节引，我们既看不出题跋的年代，也不知道韩古琴是亲眼见到出土器物还是记录传闻。尤其可疑的是，当时的同出器物很多，韩古琴为何只说“出簋二鬲四”？另外，仲义父组器中，目前有器形或铭文著录者共15件，包括鼎11件、2件、（盛酒器）2件，并没有“簋二鬲四”。这件“仲义父鬲”的拓本及题跋情况究竟如何，见不到原件，恐怕很难确定。

关于韩古琴，现存资料较少。我们暂时只查到他名惠洵［28］，是韩克均（1766—1840）之孙［29］，清光绪年间曾在陕西任知县［30］，藏有师簋等青铜器，与吴大澂有交往［31］。

由“韩惠洵”之名，我们可以从国家图书馆藏品中找到多件经其题跋的青铜器全形拓。其中恰有一件仲义父拓本（图3，有“惠洵”印）。

◎ 图3  韩古琴（惠洵）跋仲义父拓本  国家图书馆藏

此拓本有韩古琴篆书跋文7行，其中涉及器物来源的部分与《金文分域编》所引者大同而小异：

光绪戊子夏，岐山扶风之交，农人取土得铜器甚夥，余见鬲四簋二。

两相比较，可见《金文分域编》的引文可能是节录，也可能有错误。从仲义父跋看，韩古琴并不是说当时只出土“鬲四簋二”，而是说同出铜器很多，他亲眼所见的是“鬲四簋二”。从国家图书馆藏仲义父拓本可知，所谓“簋二”，其实就是现在已知的两件“仲义父”。为椭圆形饭食器、簋为圆形饭食器，两者器形相似，很容易混为一谈。由此看来，所谓“鬲四”也可能不是误记，只是目前未见著录而已。

韩古琴当时身在陕西，且亲见部分出土器物，他对任家村窖藏的出土地点及当时情形的记述——“岐山扶风之交，农人取土得铜器甚夥”——都是准确的。可见，关于此事，他应该有一个相对可靠的信息来源。那么，他所记录的出土时间——光绪戊子（即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夏——很可能也是正确的。

若以大克鼎出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夏，加上“由关中运以至京”所需时日，对照江标于次年年初在潘祖荫家中见到“新出土”大、小克鼎的记载来看，几个时间点的先后关系及其间隔也都比较合理。

最后，我们把关于大克鼎出土时间的几条关键文献作一列表（表2），以厘清眉目。

综上所述，从现有资料看，大克鼎的出土时间或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夏，潘祖荫得鼎的时间则在清光绪十四年秋冬或十五年年初（1888年秋冬或1889年1月至2月），最迟不晚于清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89年2月18日）。

【注  释】

［1］“海内三宝”之说，似初见于潘景郑《护鼎记》，政协苏州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5年内部发行。是否有更早的来源，尚待察考。

［2］李朝远：《大盂鼎证补二三例》，《上海文博论丛》第7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0页。唐友波：《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3］汪玉堂：《陕西扶风发现钱币窖藏》，《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

［4］张润棠：《青铜世纪：宝鸡青铜器》，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据发掘者任致远之子回忆，出土大克鼎的窖藏位于“村东南土壕”。

［5］扶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扶风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舆图见《嘉庆扶风县志》卷一第15页，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4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6］庄白村旧称“庄里白家”，出处同上。

［7］在几种常见的网络地图上，①至⑤中，只有法门寺正北约7千米的④被标称为“任家村”（其余均作“任家”）。这一“任家村”现为扶风县天度镇鲁马村任家组，清代为扶风县北凤泉乡永安里鲁马任家，未有铜器出土。专门收录青铜器出土地信息的“中研院”史语所“殷周青铜器地理资讯系统”曾将大克鼎和同出器物误标在④的位置上，现已据我们的提示更正。

［8］吴镇烽、李娟：《扶风任家村西周遗宝离合记》，《文博》2010年第1期。铭文见有“善夫吉父”“善夫梁其”，或为同一人。

［9］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高玉平：《建国以来所见商周青铜器窖藏研究》，安徽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黄德宽，第57—86页。

［1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2］关于任家村前后两次青铜器窖藏的发现经过，参见：张润棠：《青铜世纪：宝鸡青铜器》，转述任周方《祖辈的记忆》一文内容，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7页；罗西章：《任家村藏宝揭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9日第2版。关于法门寺地宫的发掘经过，参见：任周方：《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亲历记》，《宝鸡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宝鸡重大考古文博纪实》，2001年（陕内资图），第77—87页。

［13］张润棠：《青铜世纪：宝鸡青铜器》，引任周方说，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14］相差的13件为“仲姞鬲”，吴镇烽《陕西金文汇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1页）及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第4册（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95页）等以仲姞鬲发现于此任家村窖藏。

［15］《陈干藏吉金文字》引，转引自陈佩芬《大盂鼎和大克鼎的第二次出土》，《文物天地》1987年版。

［16］徐珂编：《清稗类钞》第32册，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328页。

［17］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称《潘祖荫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又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18］潘佳：《潘祖荫年谱稿》，《潘祖荫研究》，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陈正宏，第252—253页。

［19］此拓本现为私人所藏，除见前引姜书外，还可参见：周亚：《再读大克鼎》，《上海文博论丛》第7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西泠印社编：《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捃存》，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中国书法》2015年第3期，第90页；上海崇源2002年、北京泰和嘉成2013年、北京嘉德2017年拍卖图录等。

［20］姜鸣：《重考大克鼎的出土时间》，《文汇报》2001年12月4日第11版。收入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加“附记”，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01—313页。

［21］同［18］，第250页。

［22］多见误作“十四岁”者，如郑重《大克鼎——从潘祖荫到潘达于》（收入郑重著《海上收藏世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等。

［23］如俞樾得大克鼎拓本后致潘祖荫函，作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62页。

［24］参见图2，其中铭文摹本作于去锈前，字数较少，拓本则作于去锈后。

［25］同［20］，第310—313页。

［2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克钟”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0页。其中“十五年”误作“二十五年”。

［27］同上。

［28］“中研院”史语所藏柯昌泗《谧斋金文拓本》“立戈罍”引韩古琴“题记”，称之为“韩古琴惠洵”。见“中研院”史语所藏青铜器拓片资料库，登录号187758-1721。

［29］见“中研院”史语所明清档案人名权威资料查询系统“韩克均”条。

［30］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二十一，韩惠洵于清光绪八年至十一年（1882—1885）任神木县知县。

［31］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录有“吴大澂致在陕西的友人韩古琴的信”（稿本，藏者不详），信中有“弟有吉林之役”云云，其时当在1880年至1885年间。长风拍卖2011秋拍有吴大澂《愙斋手临彝器文》一册（吴湖帆另题《愙斋公为廉夫书册》），见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14270293/。吴大澂于师簋铭文下曰：“右敦，出关中白河县，为韩古琴大令所得，今归愙斋。”大令即指县令。此簋今藏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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