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发布对谈实录

首先欢迎大家，我是中间美术馆的馆长。我们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特别荣幸能邀请到孙歌教授和我们一起来abC书展，来发布她的新书。这个新书之所以和我们有关，是因为在2018年的1月，我们邀请了孙歌教授和酒井教授在中间美术馆进行了一次关于亚洲性的对话。在这个对话后，我们将他们的演讲集结成了一本小的出版物。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本非常小的出版物，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一个是出版物得到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喜爱和反馈，更重要的是，在去年10月来自柏林的独立艺术理论出版社，Archive Books，他们的主编PaoloCaffoni，来我们美术馆参观，看到这本书，马上就问我，我们能不能再次在欧洲出版这本书。那对于我来说，这样一个合作邀请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在亚洲非常迫切的想讨论亚洲性，这其实关系到我们认知的框架的问题，而这在亚洲学者或者亚洲的实践者中或许也有一些共鸣。所以他在发出这个邀请后，很快就行动了，做出了这个对话的中英文两本书。作为今天对话的开始，我想首先请Paolo来介绍一下他为什么想出这样的一本书，在欧洲和北美的艺术界来讨论亚洲性，他们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首先，向大家道个歉，我会用英语发言，可能不太好懂，可能会有人翻译我的讲话。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打断我，提出来。

我想感谢孙歌教授提供机会把这本书再次出版，我在去年10月第一次读到它的内容时就非常激动。我立刻向孙教授建议，向欧美读者出版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不仅在亚洲很重要，在欧美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决定出版中文和英文部分的原因，因为在欧美也有说中文的读者。在我们的出版中，我们发现我们出版的很多学术著作的参考文献是由艺术家或评论家完成的，这些人多有美国大学的教育背景。在出版这些著作时，恰逢重要的历史时期，如反殖民主义、社会性别研究、女权等，而我在这些时期，并没有在美国接受教育。但出版社的作用是吸收和记录这些著述。我们开始讨论这些著述的分布情况及其意义。由于这些著述分布于环太平洋以外的地方，我们还讨论为什么他们的代表性不足，以及我们如何评论这种情况。我们接着意识到，出版社的作用实际上是开启不同著述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本书的出版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所以我也认为，我们在北京开启对话很重要，不是在柏林、伦敦或其他城市。

“亚洲性”这两本书是由中间美术馆这样一个美术馆机构出版的。我们已经决定出版一个系列，“亚洲性”是这个系列的第二本。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去年出版的该系列第一本书的封面。这本书有三种语言版本，柏林的一位著名书评人对它进行了点评。书的主题有关柏林市中心的民族博物馆的修建。修建民族博物馆有很深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反映了德国的殖民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环太平洋文化圈。历史博物馆一边面向西方，一边面向东方。新馆的独特之处在于体现两者的结合。我知道这涉及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历史，这段历史现在已经成为了回忆。新馆的外形和以前坐落于此的一座城堡的外形类似。一战前，普鲁士时期的柏林人对它有很深的印象。这也是政府选址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书用到了博物馆的一些东西。第一件是一句引用，它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教授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引言部分。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翻译的。第二件也是一本与翻译有关的著作，但视角完全不同。第三件是一本韩裔美国艺术家的著作。我认为这本书很有帮助，它专门提到了与读者的关系问题，还涉及与读者的距离的问题。最后一件作品与孙歌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有关。

我对您在《何为亚洲性？》书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从现在开始的人类史也许必须要依靠对亚洲历史经验的内在理解，依靠‘亚洲性’但不是‘亚洲人‘的思考，才能够创造出新的局面。” 您能对此和在场观众阐述一下吗？

亚洲性不是从欧洲，北美，非洲，这样的空间里面产生的。我要说亚洲性产生于亚洲。这个空间是实体的，但是人员是流动的。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存在纯粹的东西：纯粹中国的，纯粹德国的，纯粹美国的这样的实体性社会。我们中国内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有大量的亚洲人。与我合作的这位酒井教授，就是一位在美国，长期讨论有没有亚洲这种问题的日本人。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这个我待会儿再谈。那么，在这样一个人员不断流动、混杂的世界上，我们仍然还要追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由于人员的流动，真的是大同了吗？空间，在这个流动里面真的失掉了意义吗？这是一个用眼睛，用耳朵都没有办法确定的问题。我们在场的中国朋友都知道，我们会把一些，在白人世界里，完全用白人方式想问题的中国人，叫做“香蕉”。它皮是黄的，但是心是白的。那么这样的亚洲人他不具有亚洲性。但是Paolo他是个德国人，当他看到了我和酒井教授对话后，他在第一时间有了亚洲式的反应。他刚才已经讲了，什么叫亚洲式的反应：就是在柏林，西方的艺术和非西方的艺术会被分别处理。其实在美国这个现象更严重。我们大家如果到美国大学里去，你会发现美国大学有一个部门叫做东亚系。东亚系基本上是亚裔的教授教亚裔的学生，还有少量的美国白人群体。那么东亚系做什么工作呢？它为美国学界主流的理论，提供地域性资料。可能很多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讨论亚洲性的问题。实际上，自从西欧后来到北美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化过程，开始推向全球后，经历了几个世纪。这几个世纪中，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不平等的格局。这个格局呢，是一种霸权性格局。这个格局我不用多解释，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显示出来，这个霸权性结构内在的结构方式。那么，这样一个结构，背后有一个空间的格局。但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流动的人，大家都不一定都认同所在空间的逻辑。所以在欧洲出现了Paolo这样的策展人，在北美出现了酒井直树教授。

那么我们再去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应该有什么样的格局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近代以来，全世界首先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只熟悉一种思考模式：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中心，你就要比别人强。其实今天中国仍然面对着这样一种思路的挑战：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要用同样的思维想问题？我在谈亚洲性的时候，是想试图来倡导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中心。在现如今，这似乎还是一个乌托邦想象。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让人类有一个可持续的，更人性化的未来，那么这样的关于世界的设置才是合理的。可是，这样的逻辑，从迄今为止以殖民打造出来的文化形式中，也是很难生成的。因此我们观察到，在西欧，和北美，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在冲击这样的唯一的思维方式。Paolo先生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西方和非西方的艺术分开来？那么，在北美的酒井教授提出来的是，这世界上真可以用亚洲，欧洲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吗？我提出来的问题是，这个世界首先要用亚洲和欧洲来认知这个空间，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几个世纪以来，全球的殖民过程和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但同时我们不能在这样的空间感觉里被霸权所俘虏，所以，我们要提倡一种新的，从亚洲的风土里面才能产生的那样一种原理性的思考。这种原理性思考，就是一种亚洲性。亚洲性的内涵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元的，但是不会统合成，一个唯一整体，按同样的标准去要求的，一种复杂而丰富的局面。所以多元化的世界，是没有前提的。但如果这样，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岂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仍然不是。我们没有一个唯一的前提，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人，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他生来就是等质的。在质量上，他是相等的，但他不是重置的。在内容上，他不可以相同。在这样一个思考的框架里，我们就知道，每一个有特征的文化，都可以向别的文化开放自身。当相互开放，相互理解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一个基本的潮流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是亚洲性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的那一天。我先回答Paolo先生的话到这，他也许还有其它的话要说。

我想继续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刚才所说的内容有关，涉及到我为什么想把这本书带到欧美读者面前。我注意到在书里有一句话这样讲：一旦欧洲、非洲和美国以亚洲方式思考，亚洲原则就不会以亚洲人民通常所想的那样运作。

其实关于什么是亚洲式的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成为共识。我们看到目前全球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哪个区域的，最主要工作实际上是批判性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基本知识状况和感觉方式还是附庸于强权的欧美式，主流的感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传递像Paolo先生试图做的工作一样，它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让欧美的人知道还有另外的一种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亚洲式的风格。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美国的一些经验，因为，我遇到不止一位美国教授，多数是亚洲人，有中国人，有日本人。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你现在研究的这一种思想，它是后殖民吗？或者它是后现代吗？我用什么理论可以理解它呢？那时我对他讲，我说它既不是后殖民，也不是后现代，你要换一种思路去理解它。这些完全美国化的亚洲裔教授就回答我说，那我没法理解。所以我的结论其实不是一个理论的结论，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经验的，就是你对于未知的事物有没有好奇心？其实现在非亚洲地区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好奇心，最缺少好奇心的是发达国家的主流知识分子。因此，亚洲性我可以先简单地说，它首先表现为对与你不熟悉的事物的好奇心和接下来的希望理解它的愿望。而去理解它的时候，不要把它拉到你自己熟悉的那个认识框架里来。我刚刚说，每一种特殊性都要对其它的特殊性开放，说的就是好奇心和尊重问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尊重别人的本能，这和国籍，和文化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了，那么我们可以命名，这是一种亚洲性。也许有一天，非洲知识分子会出来说，我要命名这为非洲性，那我完全可以。因为，这本来是人类应有的状态，但是很可惜，它被全人类一直在压抑。现在我们以亚洲的名义要让它复苏。为什么？因为亚洲有几大不同的文明，几大不同的宗教。它们之间没有办法统合为一。这就是亚洲的特点，也是亚洲生产真正的多元化思想的风土。因此我愿意用亚洲性来给它命名。

谢谢您精彩的论述，也谢谢翻译。我想要根据孙教授所说的内容进行补充，尤其是普遍性这个问题。在欧洲这样的空间里，我们没有批判性话语，普遍性这个词几乎没有用，不可能在当下思考什么是普遍性。我认为缺乏了解工具和途径。我非常感兴趣在会议结束时，两位教授之间进行的对话，孙歌教授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提到了酒井直树教授在讨论中的贡献。她说酒井教授正试图解构，而她自己正试图建构。这对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

我想没有亚洲性的思考的话，重新建构普遍性是很危险的工作。因为到目前为止，对普遍性只有一种理解，那个理解就是概括。我不需要解释大家都懂，对吧，说你这件事是特殊的，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是知道它，而且这样做。别人不能共享，要共享怎么办？抽象，然后越抽象概括性越强。所以，抽象的普遍性就占据了很高的位置。我们在欧美学界近年来观察到的倾向，是大家都不去谈这样的普遍性。那是因为在欧美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的脉络里，这样做政治不正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情况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样的普遍性，我们只能把它视为人类思考的初级阶段。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要先学会概括才能跟别人交流，所以妈妈们都会训练自己的孩子：你要把这件事情要说清楚，然后你才能顺利的上小学。我们说，那种抽象的普遍性是人类在幼儿园时代的产物。很不幸的是，它恰好在欧洲的幼儿园时代里和强权的殖民过程结合了，然后就变成霸权性思维。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要把它还原为幼儿时代的必要的思维训练。

同时，我们要做另外的一件事，就是建构。我们要建构的是另外一种普遍性，和我刚才说的这种幼儿园时代的普遍性是不一样的。另外的普遍性是成人的普遍性，每一个成人都知道，地球比自己大，人类是自己一个人操纵不了的。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不会要求别人跟着自己走。那么这种时候的普遍性是什么？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的媒介。我刚刚讲过亚洲会要求多元里的每一元对他人开放。不要按自己的逻辑把对方拉到自己的地方来。那么，这样的状况如果出现了，我们换一个说法，它就是一种新的普遍性。新的普遍性，有一些基本的特征。我先给大家举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假如你有一个朋友告诉你说，我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感觉都是普遍的，我没有任何特殊，所以我是最开放的。如果说有人这么讲，你会跟他交朋友吗？对，我也不会。我会觉得这个人要不然是在撒谎，要不然他没有任何人性，因为所有的人性都是特别的。我们在世界上看不到普遍的具体存在，那是一个抽象的产物。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要让抽象的产物，退回到幼儿园时代的思维训练的步骤中去，我们要建立成人的相互理解的普遍性。首先我们要承认，普遍性非常重要。但是，它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靠特殊性才能使自己获得意义。在这样一种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遍性的媒介作用下，每一个特殊性之间可以发生连接。而连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和别人一致；不是为了我们大家都习惯的求同存异，而是相反，是为了让每一个特意的状态，变得更为饱满。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成为丰富的人。唯一的办法是承认你自己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悖论。认为自己能够独占鳌头的人，通常是最平凡的。普遍性也是一样，当我们谈普遍性的时候，我们要看它能不能作为媒介使得众多的特殊性都变的丰富，饱满，同时开放。这个时候，所谓的普遍性才有意义。但是，它重要却不能高高在上。它既不是前提也不是结论，可是它不可或缺。所以我讲到这儿大家大概知道，我所建构的普遍性，和Paolo、酒井他们希望批判的简陋的普遍性之间其实是不矛盾的。这个解构和我的建构其实是同一个工作的两步。就像人类一定要从幼儿时代走向成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