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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的“新浪潮祖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阿涅斯·瓦尔达生平拍摄的最后一部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又叫《听瓦尔达说》)在第22届上海电影节进行了五场特别放映,开票仅几分钟就宣告售罄,一票难求。
这位永远顶着一个蘑菇头,童心未泯的高产女导演,一生拍摄了近40部电影剧情长片、纪录片和短片,获得了包括威尼斯金狮奖、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等各类大奖。
不仅如此,她还在摄影、装置创作上的造诣都很深。这部《阿涅斯论瓦尔达》就是瓦尔达对自己一生创作生涯的回顾,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大师班。
纪录片开场,瓦尔达就提出了自己电影创作最重要的三个关键词:灵感、创意和分享。
其中,“分享”被瓦尔达放到了很高的位置。“我最害怕的是没有观众。如果我的电影在电影院放映,台下却空无一人,那对我会是一场噩梦。电影一定要能与观众对话、交流。”她说。
所以,和一些作家电影“曲高和寡”不同,瓦尔达的电影作品中,虽然也很强调“自我”的表现,但她总能通过话题、色彩的运用、拍摄手法的创新等等,调动起观众的观影乐趣,引起共鸣。
比如,即使是剧情片,她也喜欢穿插大量的纪录影像,在真假虚实之间刻意制造出摇摆。
《阿涅斯论瓦尔达》
再比如,即使沉重的社会话题,在瓦尔达的镜头里,也总是以轻快和天真的基调来呈现。
《阿涅斯论瓦尔达》
这种风格在她1970年代的代表作《一个唱,一个不唱》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影片讲述了两个妇女为了争取避孕权、堕胎权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明明是“苦难人生”,寻求身体解放、追逐女性权力的道路也并不轻松,但瓦尔达让她们在街头唱歌,用明快,甚至戏谑的音调将他们的诉求和抗争表达出来。“没有爸爸,没有教皇,没有国王,没有法官,一切我说了算!“
《一个唱,一个不唱》
拍某类题材电影很容易陷入套路,变得常规化,但瓦尔达的作品总能另辟蹊径,不按常理出牌。
拍摄于1962年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五至七时的克莱奥》是瓦尔达的成名作,讲述了漂亮的女歌手克莱奥因为一张癌症诊断书,产生了恐惧,她游荡在巴黎街头,不断向陌生人诉说她生命中的片段,借此驱散焦虑感。
不同于以往关注女性世界的作品,《五至七时的克莱奥》选择直击女性的内心世界,将女性对丑陋和死亡的恐惧赤裸裸地摆在了观众面前。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
同样是女性话题,在瓦尔达1980年代的代表作《天涯沦落女》中,又是另一番呈现。
“流浪女”莫娜背着行囊,“空降”到了一个小镇,她拒绝嬉皮士的爱意,也拒绝哲学家夫妇的收留,冷漠地,甚至粗暴地对待这个世界。
《天涯沦落女》
在影片中,瓦尔达索性不交代莫娜的来龙去脉,她从哪里来,要去往哪里,要做什么,只是呈现莫娜的生存状态。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女孩对世界的冷漠,实际上是在探讨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和尊严。这部电影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一致好评,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最佳影片金狮奖。
瓦尔达不高,矮矮小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很大的能量。她不仅拍生活,也敢于在政治上表态。
她走进卡斯特罗,走进寻常的古巴老百姓,拍摄了一部用两千多张静态照片拼接的纪录片《向古巴人致意》;
《向古巴人致意》
“越战”时期,她和多名新浪潮导演集体创作了反越战影片《远离越南》;
《远离越南》
在黑人维权运动正酣的60年代,她只身一人前往美国,扛着摄像机,跻身黑人游行的队伍,拍摄了记录黑人运动领袖休伊·牛顿的纪录片《黑豹党》。
《黑豹党》
对于瓦尔达的影迷而言,最动人的还是她作品里呈现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的尾声,瓦尔达送别了挚爱一生的爱人,导演雅克·德米,送别了陪伴自己的爱猫。
猫咪死后,瓦尔达将它葬在了被绿树环绕的森林里,泥土表面铺满了五彩斑斓的贝壳,最终呈现出一个心的形状。
一群小朋友前来参观,小男孩说:“猫咪去世,本来应该是令人伤心的事,但我看到这个‘墓地’,却感到很快乐。”
瓦尔达回到了她热爱的海滩。坐在印有她名字的椅子上,给观众留下一个顶着蘑菇头的背影。
“有一天,我们终将化成一缕细纱,随风离开。”她说。
纪录片最后,白烟弥漫。
柏林放映结束一个月后,2019年3月28日,瓦尔达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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