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锋 活动 | 一场关于“棘手”的谈话

Ni Jun 倪军

Reading 读书, 2012

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

50 × 60 cm

2019年5月16日至6月30日在偏锋新艺术空间举办的展览“倪军：一个棘手的个案”是一个围绕倪军四十年绘画工作的当代艺术个案研究展。作为一位从70年代末期开始就受到扎实的美术学院教育的艺术家，倪军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海外生活之后并没有急于抛弃具象绘画传统，而是有意识地在本土和全球多重现代性的纠缠之处展开工作。他的“棘手”有着诸多珍贵并有待被正视的价值。

2019年6月12日，在展览策展人于渺的召集下，艺术家倪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杨肖就“棘手”中的价值进行了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泰康空间研究员胡昊、泰康空间策展人刘倩兮、艺术家蒲英玮、艺术家于瀛和写作者刘白芊也作为回应人参加了对谈。以下是对谈的部分节选。

    曹庆晖、杨肖、于渺等 x 倪军 ：

时间：2019年6月12日上午

地点：北京偏锋新艺术空间3层会议室

研讨会现场 

（左起：于瀛、于渺、曹庆晖、杨肖、倪军、刘白芊）

杨肖：倪军老师，我们刚才在展览的文献部分看了您在1973年至1979年之间做的这个珍贵的剪贴本，一个少年能够耐心地剪贴那么多图像，很令人惊讶，而且很多与政治领导人有关。您能否谈一下对于70年代历史的感受？您那一代在对待这段历史上与上一代人有很大的差别。可能这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而是不同代际的问题。您是在1979年进入美院附中，并没有受过文革的冲击。在您对于70年代的叙述里，我也感觉不到那种创伤。您能谈谈吗？

倪军：感谢杨老师的一番话。我今天对于70年代的看法是基于我前面20余年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以美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为出发点，而是对于整个20世纪全球史的整体关系的一个个人认识。我有一次跟长我十岁的一位大哥聊天，我说你简洁地告诉我，你怎么评判你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文革？他用了一个词回答：悲愤。我一下就服了，就是悲愤，他们那代人对于不能上大学至今耿耿于怀。而我经过美国这么多年到今天，试图以一个文化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史，以及给一代一代人带来的影响。我在美国那么多年，读了大量英文的东西，我才能够从意识形态，就是共产国际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中国近百年的变化。所以好像听上去显得我对70年代很肯定，其实是一种客观，我把文革和大跃进看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代价。不要以为美国没有代价，美国也有很大的代价。

于渺：我再跟进一下杨肖老师的问题。您从来没有在中国体制里全职地工作过，对于体制的复杂性没有切肤的体认，包括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

倪军：这个事怎么办呢，我也特想在体制里。上次我特意去了虎门硝烟的博物馆，出了那个馆，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啊，被外族欺辱得太惨了，一直到今天，我自认为对美国人个性的那种霸道以及欺软怕硬的性格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非常认同于渺老师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就是“renewed nationalism”。

于渺：我是说您从1989年到2001年期间有长达12年在美国的经验，我发现一些老一代艺术家包括您在回国后焕发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也许民族主义不恰当，应该说是一种重新获得的民族主体性吧，一种现象，不置可否。

倪军：我非常认可于渺老师的这个判断。我是从我们整个民族的视角来看当今中国与各国的关系问题，也多少带入我的作品当中，但由于我并不是职业搞外交或者社科研究的，我可以比较不太精确地去做出画家的情绪性的表达而已。

曹庆晖：今天上午没想到这个展览看了这么长时间。策展人于渺老师为倪军老师做的板块结构的梳理很耐读。国内策展有基本的一些国内策展的套路，这个套路我自认为还需要熟悉，但是这个展览却完全没有按照套路走，有种惊喜。倪军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王水泊说过他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当中，倪军老师是最不是导演但是又特别像导演的那么一个人。我感觉倪老师画的后面不光是一个形象的营造，其实还有一种思考，这种思考还不是一般的作为艺术家的思考。倪军把画作为一种载体。我相信倪老师要是没有出国的话，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种，就是像他们这些同学，包括像小东和喻红老师，他们身上好像有一种那种写生天性的东西，他们一直保留这种技术流、技术状态，其实很多人看的差不多还是这种技术。倪老师好像在回避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甚至有点刻意地回避这个东西，刻意地把这个东西从自己身上摘出来，他画画好像如此地随意，如此地不当回事。但是就是那张大风景，我一看不得了。那张画能够四两拨千斤，画得不厚，而且一遍就上去了，笔触和塑造的关系当中，转得很好，就是很畅的方式，他画的小灯影也特提神，应该就是一个很快完成的作品。他后面是有功夫、有内力的，但是他又不炫耀这个。怎么说呢，他一直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自己当成不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在中国，很多艺术家特别是美院的老师是要往前推的，往前推到一个相对的极致来证明我是一个艺术家？而倪军不是，他的语言有自己的味道，你得坐下来，跟他聊，然后回味这个东西，才会发现这个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于渺：而且必须在现场面对作品，看图片是远远不够的。

曹庆晖：对，倪军的独特是在很多关系当中衬托出来的。他本质上好像不太像一个以画画为业的艺术家，画画也好像很日记体，很随意，似乎有一搭没一搭的。不把这个东西看得太严肃，但是似乎又没有把这个东西轻而易举地放出去。之所以于老师觉得他是一个棘手的个案也许与他这种温和的尺度有关。这个尺度之下所画的议题也不怪异，没有暴力、没有性欲，不猛啊，无非就是画画瓶瓶罐罐、人物，似乎就是学院教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平面空间寻找绘画的可能性，其实空间很大，可以无穷尽，他有这个定力，也有这个信心。他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是对绘画的这种形式他一直没有自我消解，没有自己解构，反倒好像这就是粗茶淡饭，就按这个方式吃，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

于渺：如果学院里的写实教育是一种learning, 每个学院出来的艺术家都需要一个unlearning的过程。你说呢，倪老师？

倪军：是的。我先回应曹老师，谢谢曹老师的评价。我只是一个创作者，靠直觉工作和生活，从小就是由着性子来，还没有思考得那么有理论性，但是被曹老师一点，就觉得好象戳到我骨头缝里，特别精准。1993年12月画了毛泽东在曼哈顿那么一张作品之后，自己内心决定放一放，放多少年不知道。结果一直到1999年的秋天，大约有6年的时间我只用了钢笔、圆珠笔、铅笔简单地勾过一些稿子。我从美院附中开始，其实就纠缠于杜尚和达达主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本质上我这个人是一个达达主义者，喜欢破除偶像，不认权威。一到美国我就去了费城，去看杜尚的那些东西，很激动，然后就研究他这个人，又读他的传记。这6年就是于渺老师说的unlearning，其实就是“去学院化”，在我自己身上去学院化。我和其他那几位同学关于学院这个问题是有差异的。我刻意、有意地在纽约经过了一个“去学院化”的过程。那么至今，在我那几位好朋友和同学身上，我依然看到，其实他们的画无论怎么画，都像是从某个教室里面抬出去的东西。有些人走点表现，走点变形，或者直接扭到了纯几何抽象或者机器绘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进步。我在纽约思考了很多年，难道进步非要是这样来进吗？进步就是跟自己原来的写实功力这个东西要做一个决裂吗？不长的6年期间，我没事一个人就坐着地铁到了大都会博物馆，进去一个人反复琢磨柯罗，一会看马奈那张耶稣下架的那一张，一会又是马奈的鹦鹉、柯罗的一些风景，还有就是中国的宋画，包括吕纪的花鸟。我就决定我愿意在马奈、柯罗、库尔贝以及宋画的基础上，取那个好品位good taste。所以2001年举家回到北京之后，我选择了瓜果梨桃，我个人低调地称之为瓜果梨桃，其实我个人的潜台词是说这是富贵的品位。那么刚才曹老师讲的就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我就是假装，我以假装来调侃同行，调侃这个圈子，貌似很普通，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但是我在这里面揉进我的情怀，揉进我的评判，揉进我其实也有一些对别人的批判，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十多年，滚到了今天这样。

研讨会现场（左起：胡昊、蒲英玮、刘倩兮）

蒲英玮：我提个问题，我们刚才看到您的剪贴本上的拼贴，其实您对于图像或者是图像中的意识形态特别地敏感，而且这种敏感肯定延伸到今天，但是这种图像性似乎在画面中没有直接的体现。所以我好奇，这种意识形态对整个世界的观看，跟您去面对画布想要去描述一个世界观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倪军：好尖锐。在我的工作室，于渺老师作为策展人看到了我25岁，就是在中央工艺美院1989年的毕业创作叫《上兵伐谋》，我非常感谢当时我的指导老师袁运甫先生对那个题材的认可。那张画可以说是集中了我从70年代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于历史、对于《孙子兵法》，还有对于老庄哲学等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思考。因此那张画上古今中外有登月、有苏联、有阿富汗，有萨达特、埃及等等、基辛格、麦克阿瑟、毛泽东、周恩来，然后上面用四种文字写了“上兵伐谋”。

Ni Jun 倪军

Tender is the Night 夜深沉，2007

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

80.2 × 100.7 cm

青年时期的倪军

于渺：展览中我最终没有选择那幅大画，而是放了一张更加微妙的小画。两本书，一本封面用英文写着“China”，另一本用中文写着“美国”。

倪军：那张小画浓缩了我关于这个世界局势的思考。90年代初，我又画了一系列的政治人物，就是冷战结束，这些西方的大佬政客重新划分世界。所以因此那张画的题目英文叫Great Deception，就是“巨大的欺骗”嘛。刚才问得很尖锐，今天你这条线哪去了，这条线怎么就没了呢？我把我对政治的评判，把它泛化、弥散化，就是我把它揉到了静物、风景、人物和人脸里边，我觉得都是政治。

Ni Jun 倪军

Super Powers 大国博弈, 2007

Acrylic on canvas 布面丙烯

30 × 30 cm

于渺：于瀛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个展览应该叫做“熟男之爱”，是吧？

于瀛：哈哈，对。当时跟渺姐开的这个玩笑就是说看完之后，整个感觉像一个熟男喜欢的东西。因为我对您之前的作品特别了解，突然间半年没见，感觉突然间出现了很多宗教氛围的这种东西，就是在展厅一楼“自我的状态”中展的这些作品。之前我觉得没有那么直接，比方说《圣经》的文字直接出现在画面上，这个是我意料之外的。您虽然是有受洗，但是我一直觉得您可能是更像一个文化上的基督徒这样的感觉。这些非常宗教氛围的这种东西，我很难一下子去把握它，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去画它？

Ni Jun 倪军

A Study of Sergiu Selibidache 研究一个罗马尼亚人，2019

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 

80 × 60 cm

倪军：第一次听到“文化上的基督徒”这个词，很有意思。我首先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读《圣经》不够，礼拜也几乎没有。那么为什么出现了作品上面的《圣经》的文字，就是读来读去很多书，时不时地还是被《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打动。老是在脑子里回想的就是“我的恩典够你们用”这句话，我们往往觉得我们匮乏这个，匮乏那个。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很多的东西是足够我们用的。这个事实大家往往是忘记了。从这个角度思考，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我们今天叫车，我们今天吃东西，其实都是方便得有点过分，我是这样觉得的。

Ni Jun 倪军

Conrad 康拉德, 2019

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

60 × 80 cm

Ni Jun 倪军

Mackerel and Salmon (White background)马鲛三文（白背景）, 2019

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

60 × 50 cm

Ni Jun 倪军

A Poet 诗人, 2019

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

80 × 60 cm

倪军现场导览

 倪军展示个人档案

展览延至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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