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塞尔｜拇指女孩或未来的年轻人

拇指女孩或未来的年轻人

2019年6月1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去世，享年88岁。

这篇访谈是米歇尔·塞尔应法国《哲学杂志》主编勒格鲁（Martin Legros）和作家兼记者奥托利（Sven Ortoli）之约所作的长篇访谈《泛托邦：从赫耳墨斯到拇指女孩》的节选。

在您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拇指一代》里，您谈到我们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此书在销售上获得极大成功，作为一本哲学著作，这样的成功是极为罕见的。在您看来，为什么这本随笔和它的女主人公会使读者这么着迷？

假如您去翻翻那些关注教育问题的书，那些有关“新一代人”教学法的书，您会发现，这类书都是从成人的观点去写的——教师、家长或部长。我相信，这样的出发点只会指引一条歧途，使人对问题产生错误的理解。这些作者一上来就占据一个权威的位置，这个或那个位置，谁知道呢。然后他们就琢磨怎样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灌输给不知道的人。这就形成了一种预先假定，结果，大量有关教育的论述都带有他们那种断然的、不容置疑的调子。他们用的是高屋建瓴的论说方式；我呢，我只是把角度转换了过来：既然一切都经过供给这道三棱镜来审视，那我就选择了需求的视角，也就是学生的视角。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孩子的“观点”去重建一整套教学法，如同一些人积极奔走的那样，呼吁孩子们自己去建立一套知识。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在考虑内容之前，首先要讨论的是人们一思考教育问题就采用的那种“权威立场”。这种立场，我认为有必要与之拉开距离。所以，从《拇指一代》一书开篇，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认为，这种拉开距离对这本书的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我的女主人公，把她定为女性不是偶然的……在我的整个教书生涯中——已经四十年，至今还在持续，我亲眼见证了妇女的胜利。事实如此：我们最优秀的学生是一些女生。今天，在期考和会试中，女性领先百分之十到十五。明天，我们的大多数医生将是女的，大多数法官也将是女的，大多数精英都将是女的。不是因为我喜欢女人才这么说——我确实是喜欢她们，不，是职业游戏很快将发生彻底改变。正因为这个缘故，在思考数字化时，我选择了一位女主人公，这与文化和世界的更为广泛的变化是同位的。

“拇指女孩”这个名字，是对那些童话故事的影射吗？ 

它跟佩罗的《小拇指》无关，跟安徒生的《拇指姑娘》也毫无关系。我把她叫做“拇指女孩”，仅仅是因为拇指。这个想法是在地铁里诞生的，当时我看到有个年轻女孩在手机上敲字，那灵巧劲儿真让我自愧弗如。不知您注意到没有？数字化到来时已经是成年人的人——这些人今天都在三十五岁以上，更多的是用食指在手机上写字，而且常常十分笨拙；相反，与数字化同时出生的一代人——他们都在三十五岁以下，运用的是两个拇指，而且动作没有半点的迟疑。就因为用两个拇指在手机上敲打短信时如魔鬼般灵巧，我的拇指女孩就有了这个名字。而我之所以把她称作“女孩”，是因为她出生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正好是个人电脑进入我们私生活的时候。这里有一种断裂：年纪更大的人，比如我，虽然对电脑的使用也是日常性的，持续不断的，但只是作为工具而已，关系是外在的，总之，就像骑自行车；而拇指一代却生活在数字建起的那个世界的内部。一个少女每天要发一百条短信，她的男性同伴则每天发五十条。我呢，当然，我也跟所有人一样发短信，可是，发多少呢？五条、十条最多了，肯定不是一天一百条！拇指女孩完全浸没在新科技里了。她和同代人一样，生活在计算机带来的世界里。她在一个世界的内部，而我则是从外面观察这个世界。我使用电脑的地方，正是她与电脑共同生活，共同思考的地方。

她的个人经历是什么？

她的肖像吧？这副肖像直接来自《人类新生》。容我概述一下……拇指女孩从未见过“小牛犊、母牛、猪，或一窝孵出的小鸡”，她对农村生活一无所知。她从未经历过战胜，至少在她自己的国土上。她的母亲生她时大约三十三或三十四岁，放在上一代，则她生孩子大概是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长话短说，她和自然、世界、生活以及父母的关系跟我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她还习惯了文化的多元性，因为她平日也遇到黑人、北非人后裔、白人和黄种人。另外，鉴于平均寿命的增长，她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都将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方式：假如她结婚，摆在她面前的会是离婚的前景。过去，一对伉俪发誓相守十年；如今他们要照着六十年发誓了。婚姻还是同样的性质吗？这种演变导致了众多后果。正如我们所见，它们不仅触及到政治，还涉及了道德或生态。关于教育这一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一本有关教学法的书里，还像上代人那样反复唠叨同样的规范和准则，是极为愚蠢的。不了解一个人的学习方法，就不可能向他传授什么。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货那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你想向他们传授什么都是无用的。

关于人和知识的关系，发生了一场关键性的变化，您是第一个竭尽全力把它揭示出来的人。伴随着数字革命，您解释说，知识“外在化”了，正如“离开”的本意，它离开了我们的脑袋，物化成一堆信息和软件。您在《拇指一代》中写道：“从我们那骨质的、布满神经元的头颅中，智慧的脑袋走了出去。我们手中的电脑盒装载和驱动的，其实是从前被我们称作认知力的东西：一个是记忆力，比我们的强上千倍；一个是想象力，配以数以百万计的图标；再一个是理性，既然那么多的软件能够解决我们连百分之一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脑袋被抛到了我们面前，成了一个客体化了的认知盒……知识已放在那里，客观的，蒐集起来的，集体的，在线的。”

我年轻时的哲学教科书里讲道，人的知性由三种认知力构成：记忆力、想象力和理性。我们曾经把它们当作思维主体活动内部的能力来奉守。然而，如果您仔细想想，从今以后，这三种认知力大部分已经在电脑中客体化了。

首先是记忆力，被压缩在电脑芯片里。确实，无论是个人记忆（它记载了我们的照片，我们的交往，我们的通信和我们的文字，记载了我们在社交网站上“公布”的我们行为举动的痕迹）还是集体记忆，皆如此，既然史上的全部知识都将像全世界所有图书馆的书籍一样，不久都要数字化了。难道不是一有某个日期，某位作者的名字，某本书的书名想不起来，我们就忍不住要到维基百科里去查询吗？一旦输入手机，我们还用心去记朋友的电话号码吗？这些小小的日常经验很能说明我们记忆力所发生的变化。

第二种能力，想象力。这一点，每个人都很清楚：如今，画面是由电脑制作的，也储存在电脑里，它们在网上大量传播，比我脑子里任何时候能出现的画面要多千百万倍，精确千百万倍。今天的画面是数字画面。我说的是画面，而不是想象。

最后说到理性。当然，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但这并不妨碍软件在理性方面取得远远超越我们的成绩，解开一些极为深奥的微分方程。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精神的伟大认知力，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转而落到电脑中去了。这种外化还只是刚刚开始。书写和印刷术早已让人类得以将记忆储存在书籍中；如今，一种新的寄存，一种新的外化我们记忆和知识的方式出现了，它将比书籍走得更远：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的认知力本身外在化了。

这么说，知识完全掉入机器中了？从书本和课堂里消失了？

不，不是只是，但至少是信息。我不希望让大家以为，发明一项新技术会把之前掌握知识的设施全部摧毁。人们不会因为写字了，就不再说话了，不会因为印字了，就不再写字了，同样也不会因为有了电脑，就停止了印刷。相反，今后人人家里都有一部私人打印机。不，所有这些“技术”都在累加。与其谈论消失，为什么不设想一个累加的情景呢？不管怎么说，数字化是当下的一个大潮，给教育和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知识的客体化彻底颠覆了传授空间。今天，大学生可以直接进入知识：手机和手提电脑跟着他们到处走，有时甚至跟进了教室或阶梯大课堂。这一切使教师、学生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分崩离析了……

所有老师都有同感：过去在课堂上给他们树立权威的那种“知识垄断”，现在没有了。更有甚者，一位历史老师搞混了两个日期，或者弄错了年份，就有被学生“提出警告”的危险，因为学生“当场”就可以核实老师说的是否准确。这确实彻彻底底改变了传授空间和教学关系。但是，课堂远没有消失，它正对互联网发生兴趣，正在一个开放的、可参与的模式上重新调整自己。昔日，课堂被书页模式格式化了，老师是以作者的姿态站在课堂上，也就是以有知识者向无知识者传授知识的人的姿态站在课堂上。今天，这种模式瓦解了。所有老师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他们走进一间教室或阶梯大课堂，宣布这堂课要讲花生，阶梯大课堂里的一半人都极有可能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花生”一词。当教室里的一半学生已经透过比如说维基百科，与找到的信息建立了某种关系，那么师生关系就彻底变了。

这就是您所说的“能力推定”的颠覆……

确实。我们从“无能力推定”过渡到了“能力推定”。那些被我们假定为无知识和无能的人，变成了潜在的有能力的人。这不仅仅涉及到学校，还涉及到所有依赖于传播的职业。他们的听众很可能手里已经掌握了所有信息。记得，也就是三十年前，我大着胆子向给我看病的医生提问：“大夫，您往我的眼睛里放了什么？做这个手术，我会冒着什么样的事故风险？”几位医生向我投来不以为然的目光，甚至连沉默也不做任何解释。“这是我的工作，不是您的！”好像他们是这样回答的。而今天，医生把他们提出的整套治疗方案详细地解释给您，请您授权实施，有时甚至让您自己决定是否做手术。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尽管能力不会真的突然转到另一边，但只要有这个可能，关系就彻底改变了。

学校，医院，政界也一样，那些不懂的人也像很懂似的，开始提问题了。二十岁时，我是认识论专家，搞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在学术领域，这是个小科目。今天，记者问过路人，您对转基因生物，对核问题，对代孕母亲……有什么看法。人人都成了认识论专家，都像我们不久前那样，可以对科学做一番评判了。知识推定完全变了，最后便导致了一种新的民主，它建立在多多少少为人掌握的知识之上，而这种知识是共享的。

就像您常常做的那样，在《拇指一代》这本书里，您抓住一个基督教传奇人物，用来说明这种突变的意义。这就是圣徒德尼被人斩首的极为强烈的画面。您能不能就此再谈一谈？

确实，这段故事在我头脑里来得正是时候，帮我理解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德尼是巴黎第一位主教，当时，也就是3世纪，这个城市叫卢泰西亚，城里的基督徒正在遭受罗马人的大规模迫害。在记叙圣徒生活的《金色传奇》一书中，雅克·德·渥拉金这位中古作家讲了一个神迹显而圣人出的奇事：德尼在讲道时被罗马人逮捕，他先是被关押起来，随后被判斩首，推到后来称作蒙马特高地的山丘上处决。行刑那天，走累了的罗马人不想再往高丘顶上爬，于是半路上就割了他的头。正当头颅在地上滚动时，奇迹出现了！德尼站了起来，拾起他自己的头颅，拿在手上，朝山坡上走去——那条路后来成了“殉难者街”。当时罗马人见状吓得四散而逃。德尼在一处泉水洗净他的首级，又继续走了六公里，这才把头颅交给一个女人，然后就倒了下去。人们在原地埋葬了他，后来又修建了一座大教堂，圣德尼大教堂……

一个人手持自己的头颅，这个画面非常震撼人——小时候，听人讲这个故事，我禁不住要问，一个无头之躯怎么还能向前行走……难道身体没了眼睛也能辨别方向？或者，虽身首两处，二者仍能保持配合？这个问题暂且留待以后再探究，今天，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手持自己头颅的画面。每天早晨，当我们打开电脑，面对我们的邮件、文档和软件，我们不都多少有点像德尼吗？我们也一样，把自己“装得满满的”头割了下来，放到电脑上了。它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的无头之躯还剩下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空脑壳里还剩下什么？莱昂·博纳在表现圣徒德尼的殉道场面时（这幅画今藏于巴黎先贤祠），在断头的部位画了一簇光。这恰恰就是为我们剩下的东西：当我们的认知功能外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就注定要变得聪明起来。“装得满满的”脑袋（知识）和“健全的”脑袋（软件）都一股脑儿甩出外面来了，掉进了电脑这个便携式脑袋之中。留给我们的是创造性和适应性。幸好，这一点恰是彰显了人类的特征。

继五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明文字，五百年前欧洲发明印刷术，数字革命是不是第三次符号大革命？如同苏美尔人的黏土板、古登堡的印刷机，连接互联网的电脑屏幕不仅仅是一种新媒体，它也改变了它所传送的知识的性质和功能。

完全同意。但也要看到，您提到的每一场革命，都相应地伴随了一种新哲学的诞生。书写革命，尽管时间上溯得更远，却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哲学表达。您应该还记得那场大辩论，代表口述传统的苏格拉底拒绝把他的思想写下来，他拒斥书写就像拒斥药药一样，药虽然可以把思想的痕迹保存下来，但危险也很大，甚至可以损害记忆，把生动的思想扼杀在死亡的符号里。说到印刷术，我们当然要提到蒙田。蒙田是怎么说的呢？与其有一个“装得满满”的头脑，不如有一副“健全”的头脑。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古登堡之前，一个历史学家未必那么容易就接触到古抄本，所以得把蒂托·李维或塔西陀熟记在心，但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他用不着去死记硬背了：他记在脑子里的东西从此就放在他的“书架”上了。脑子清空了记忆。“装满”头脑这件事从此由书橱来担当了。这样一来，蒙田请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别处，而不是背书和重复从前那些大作家的话。今天，数字革命再次要求出现一位哲学家来认可这种向新世纪的过渡，抓住思想的新用途。我，便尝试着做这样一位哲学家。

这样一位哲学家，是不是应该设计一种新的教学法，其模式既有别于希腊人伴随书写而来的教化，也有别于文艺复兴时代因印刷术而产生的studia humanitatis［人文研究］？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观察到知识变得就手可取这一事实……好像这就是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要想掌握手中的知识，拇指女孩还该做些什么呢？

这三次符号大革命，也即文字、印刷和数字，从根本上改变了什么呢？是整个认知发生了变化。就说第一个吧，文字革命。苏格拉底站出来反对这场革命。他断定，文字是死亡了的思想，只有鲜活的话语、对话才是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真正的知识只能是从这儿来。苏格拉底是口述时代的拇指女孩。而柏拉图，他完全转到了文字王国里。整个希腊教化［paideia］的关键就在于摆脱过分的口述性，从而进入文字的时代。那时，希腊重视的，比如说，是《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吟游诗人是引领风骚的知识分子，以口语的方式保存和吟唱诗句。对此，苏格拉底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肯定：知识就是记忆嘛，是隐藏在我们每个人最深处的思想记忆的浮现。然而，人们一旦有了文字，记忆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苏格拉底，这次作为柏拉图的人物，击败了《美诺篇》的小奴隶，因为小奴隶只靠记忆，而苏格拉底靠的是论证——论证使他达于同样的结果。从这里我们看到，载体的变化彻底打乱了智力功能：跟文字一样，像几何论证这样的理性操作把事物的记忆打得一败涂地。最早的学校，譬如柏拉图学园，出现了；于是，吟游诗人们被手捧教科书的教师取代了。骤然间，记忆不再是学习知识的核心。

我们再来看看拉伯雷的人物卡冈都亚的例子，他处在第二次革命也就是印刷术革命的中心。当时，知识界的头面人物是索邦大学的神学教授，也就是经院哲学家。不用说，经院哲学家不会对一本描述上千种进食、消化、睡觉方式的书持欢迎态度的——这些都被视为庸俗之物，不值得一提。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不能说拉伯雷不是我们的父亲。可是，这也经历了伴随文字发明而来的同样的曲折。我倒是认为，我们今天处在相同的情形中：看到一个新的载体冒出，人人都觉得完蛋了；可是，鉴于数字化今后将承担过去由我们的大脑来完成的一系列功能，我们最好还是动动脑筋，想一想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开发下去的新大脑。所以，当有人跟我说拇指女孩手上拿着上千种东西，却不知道如何运用，又说她的注意力受到打扰，不可能集中精力，也没法投入学习，我真想回答说这种疑虑是毫无意义的。这太像印刷书籍出现时引起的惶恐了。现在大家都忘了，但书籍出现时，那些博学之士就是这般惊恐万状的：这么多随手可取的本本，学生怎么可能学会在其中挑选呢？口述时代的记忆完全不同于印刷时代的记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神经元肯定也发生了变化。我不说这是好还是坏，我只是说出现了一种“知识学的”或“认识论上的”变化：对资讯的获取改变了我们的知识，对知识的获取改变了我们的认识。

至于说人们不懂得引导这种变化，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正像当年索邦大学的神学教授没法引导印刷术的历险，今人也不见得比他们强到哪儿去。相反，我知道的是，那场革命过去一个世纪后，人们还在嘲笑他们哩。莫里哀继续嘲讽那些在索邦大学讲拉丁语的医生，这些人以为只要给出拉丁文的定义，就能把新出现的疾病治好。没错，这里有种深层的认知断裂。我这代人中的所有科学家，比如我的天体物理学家朋友皮埃尔·雷纳就曾经对我说：“我用电脑工作，新一代人在电脑中思考。有什么东西呗我丢失了……”大家尚未理解这种文化，这很正常，但我倾向于站在拉伯雷这边，而不是索邦大学教授那边。仅此而已。这就是我押的赌注。我也可能是错的，但我愿意尝试。

不过，即便蒙田和拉伯雷这些被您树为典范的人嘲讽了索邦大学那帮教授，也并不妨碍他们通晓拉丁文、希腊文……

甚至比前辈掌握得更好呢！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蒙田并没有按索邦博士们的方法去使用拉丁作者的著作。可是，蒙田确实跟他们一样，也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他用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我自己也身处数字时代，但我还是懂希腊文、拉丁文！

一种新的精神能力降临了。前面的两次符号革命解放了思想：文字革命发生时，人们发明了几何学；印刷术革命发生时，人们发明了实验科学，因为这时人们的脑子空出来了，可以用来观察正在坠落的物体。发明印刷术的时代，物理学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学者，他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斯多葛学派的物理学熟记在心。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工作时，脑袋完全是被塞满了的。后来，突然有一天，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印出了，斯多葛学派的著作也印成书了……而这位物理学家，他究竟做了什么？他知识看着苹果掉了下来。作为从前那种旧式的物理学家，他本来成了个无用的人，可是，他却发明了数学物理。我说的是伽利略。他与耶稣会士和乌尔班八世所做的斗争，虽然使他与神学家为敌，但让他更加对立的却是那些熟悉亚里士多德的人，这些人大段大段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他引证的是别的东西——精神的新用途。跟人们所想的不同，认知力不是天然就赐给人的大脑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认知力是通过什么程序创造出来的？

通过信息-载体这对组合。口语时代，载体是什么？是身体。信息是什么？声音的发送。文字时代，载体是什么？起初是大理石，在上面雕刻；之后是小牛皮，称作犊皮纸；羊皮，称作羊皮纸；再后就是纸了，即biblos。那么信息呢？是写本。到了印刷时代，载体变了，信息也跟着变了。教学法的基本变数，就是这对载体-信息，正是这对载体-信息把我们准确称为“能力”的东西诱入我们的认识机能。康德认为可依人的精神本性先天地加以界定的东西，事实上完全取决于知识的保存及传播方式。《纯粹理性批判》及其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完全是个童话故事！不是什么，正是载体-信息这对组合创造了人的认知力。

您讲的这些都很有启发，但是，您还是没有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即时拇指女孩能接触到全部知识，未必说明她都能理解，也不意味着她有能力掌握。而您的说法，就好像摄取知识根理解和掌握知识是同一回事似的。

试想一下，我是一名小学教师，我教学生们偶数和奇数，也就是学会计算的第一步。我向他们解释的东西，难道他们这就明白了，我自己也明白了？不，并非我说了“偶数”，“奇数”、“自然数”等等，我就明白了什么是数。连最伟大的数学家，首先是弗雷格和罗素，都曾经在这上面碰的头破血流。难道我们都懂什么是素数吗？不见得，因为素数的分布是完全不可知的，诸如此类。我们所解释和所接受的东西，如果都得全盘搞懂，那可就……

您说的没错，但您在玩“搞懂”这个动词。

人们以为，只有搞懂了，才算学到了，这是不对的。这一点，必须是数学家才能弄明白。而我们就像鼹鼠，拿来，学习，理解——然后才真懂！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是懂一点点。渐渐地，我们对自己说：“噢，原来是这个意思！”用来解带连续导数之函数的麦克劳林公式，我是死记硬背下来的。好像有人问过我这个公式想说什么……四十年后，我才看出了它的深邃之处！要求人们全盘搞懂讲解的或学习的东西，这想法纯粹是教学上的一种疯狂。事情不是这样就能行得通的。

您这不是给反对您的理由增添分量吗！因为，您对数学所说的这些，按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方面：必须有一套学习规程，这样一来，那些不懂的人可以去学，而授课的人可以假装什么都懂。

是的，但途径问题也就解决了。帕斯卡尔曾说：来吧，来吧，都来祈祷，信仰自会来到您心中！对数学而言，除此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来吧，默记，运算，信仰自会来到您心中！久而久之，您就懂了。您提的这个问题，与媒介和载体无关。

比方说维基百科。并非我从维基百科那里做了一道复制粘贴，我就掌握了知识。知识要求人们把学到的东西的涵义内在化。然而，现在的学生跟知识之间越来越近乎一种捕食或“采摘”的关系，知识在他们眼里就像是陌生的东西，杂乱无章……

您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我已经回答了。是的，信息并不是知识。在口语或书面传播中，这个差别早已昭然若揭。再说，我们上网和坐在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不就跟进了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或法国国家图书馆一样，有同样的感觉吗？进了图书馆，我也会跟在网上一样迷失路径。回头看看启蒙时代那些大哲学家对出版书籍浩如烟海所做的评价，倒是件有趣的事情。比如，莱布尼茨当时就已经开始担心，这种不断增长的规模会给我们造成混乱，把我们推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还是听听他1680年讲过的一番话吧：“我担心，我们将长久陷于因过失而落到这种混乱和贫乏的境地。我甚至害怕，我们无谓地耗尽好奇心之后，不仅没能够从我们的探索中获得身心愉悦所需的好处，反而对科学产生反感，人们甚至可能彻底绝望而跌回到野蛮时代。书籍泛滥成灾，还在不停增加，结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种混乱到头来会变得几乎难以节制，作者多如牛毛，哪一天真的汗牛充栋了，就会使作者们全部陷入整个被人遗忘的危险，那种在研究工作中给人以激励的对荣誉的期待也会突然中断；从前人们以当上作者为荣，到那时，也许就会羞于自己的作者身份了。”这个论断至今一点儿没变！

但问题还不在于能不能读懂所有的书籍，包括哪些数学论著，而是现在什么都搞不懂了……这个时候，如果不求助于一位媒人，一个中介，总之，一位老师，怎么办呢？

我没说教师群体要消失，而是说它将具有另外一种职能，这种职能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是按同样的方式来组织的。哪一种方式，这需要我们去寻找。蒙田在他的《随笔录》里就已经把这当作重大课题了。是的，所有东西都现成的在书里了，但并不是您的书架上摆了全套希腊文的古希腊悲剧著作，您就可以阅读并理解它们。资讯在那儿，在书架上，但不是知识。教师的角色当然还会演下去。还有教师的环境，也会发生变化。自从我出版了《拇指一代》，有几个建筑师给我打电话，问我既然现在都在线授课了，将来的校园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怎么可能告诉他们未来的建筑草图怎么画，那太难了！

不就是因为这个，欧洲，而后整个西方，才把教学建立在书本和老师这个权威基础上的吗？

没错。每次出现载体-信息组合的更变，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教学法诞生。对此，我完全没有异议。

您至少是在建议我们摆脱那种让我们拥有书籍的教学法吧？

我没说这个。我说的是，我的职业是把资讯转化为知识。而且，一旦资讯完全可以摄取，我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关键之处了，如蒙田向我们建议的那样，就是说集中到知识方面。或者说，我的职业更在于把资讯转化为知识和生动的学识。那个跟我解释某项目论证的人，他把我带入了知识。这就是教师的职业。今后，资讯随手可取，但我们仍然需要中介人把它转化为知识。

是的，知识今后教师被剥夺了从书本得来的权威，过去并非人人都能接触书籍。从前，教师是书籍里的知识与学生的头脑之间的中介人，如果知识突然转到了学生这一边，教师就不再是任何东西的中介人了。

那很好啊！我不是权威的拥护者。我甚至认为它正在消失。“权威”这个词，正如“作者”一词，来自一个拉丁语动词，augeo，auctum，意识是增长。我只向使我得到增长的权威鞠躬。

可是，在《拇指一代》这本书里，您却把一个切实的问题当作解决办法来介绍，您刚才也承认了……

这本书确实有点程序化了，而且带有很大的乌托邦色彩。我统一里面有些用语有点儿欠斟酌，而且缺少一页把资讯和知识区分得更加清楚。

您甚至写道：“没有人再需要昔日的传声筒了，除非有一种，独特而罕见，能有所发明创造。”在旧日的教学里，孩子们面对的是书本的传声筒。现在，您说这一切结束了，是因为不再有传声筒了？

教师站在讲坛上向虔诚得一片肃静的听众滔滔不绝地灌输资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聊天说话曾经是小学或初中的特权，现在已经传到了高等学府，甚至传到了任何一个讨论会场所。始终有一种背景噪音在那儿，我们最好是听一下。传声筒换了位置。

这种背景噪音，您归之于这样一个原因，即任何一个拇指女孩只要读维基百科就能什么都知道。这是不是把瓶塞推得远了点儿？光读维基百科上的[“欧洲压水式反应堆”]词条，并不足以了解核的关键问题啊……

是我的错。再说一遍，我没有把资讯和知识分得更加清楚。确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找到拉富格对费马大定理的论证，但却完全不知所云。我自己也是一窍不通。但如果有一个人向我解释这个论证，那他就可能把我带入知识。这就是教师的职业：把资讯转化为知识。确实，在我这本书里，这方面可能有点……

……简略……？

我同意。

知识可不可以是民主的？

回答是肯定的。如果知识不是民主的，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民主的了。不是权力是民主的，或应该是民主的，而是知识是民主的。其实，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您要做个绝对自由主义者还是个等级制度者？从我来讲，我把赌注押在了拇指女孩身上：绝对自由主义者会赢得胜利。当然，我也知道，在教学中，学生是需要有人伴随的。我没说不需要。我之所以成为数学家，是因为我有一个老师，他用手，用肢体向我示范什么是张量。假如我只是读了一部张量计算的论著，我是不会搞懂的，这是肯定的。我当然不希望取消教师队伍，但我坚信新科技已形成一股浪潮，这股浪潮势必要把旧式的教学冲刷掉。那种老师处于中心，学生成排而坐的课堂模式，已经不时兴了，结束了！应该发明一种新的跟踪方式。

您是极少数以如此正面方式谈论数字革命的哲学家之一。相反，很多人都担心这当中会失去很多东西：首先是注意力，越来越被屏幕和电话打扰；其次是专注力，尤其是阅读所需的那种专注。普鲁斯特把阅读定义为“孤独深处的交流产生的奇迹”。随着“数字人类”的诞生，难道不会出现一种危险，丧失或毁掉一些宝贵的经验，比如从头到尾读一本书的经验？

丧失……今天，所有人都怕失去点儿什么。让我给您讲讲我的朋友，史前史专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是如何回答这类焦虑的。他蹲在地上，一边摇晃着双臂一边对我说：“我们曾经是四足动物，从某个时候，我们站了起来。哎哟，这下可麻烦了！两条下肢失去了部分支撑功能，这损失多可怕呀。是啊，可是我们发明了手！哎哟，手跟爪子可不是一回事！除非有一点，在人四肢行走时，嘴巴曾经行使抓取功能。一旦手收回了抓取功能，口就失去了这个作用。是啊！可是，手和口被解放之后，人又发明了工具和话语！”换句话说，在为一种功能的丧失唉声叹气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观察观察一种转变能给我们赢得什么吧。猴子经由双足行走而变成人科，双足革命可以视为相继丧失一系列东西的结果……但同样也可以当作赢得一系列东西的过程：变成直立后，两个上肢丧失了支承功能……但手腾出来了；嘴巴丧失了抓取功能，但口获得了说话的自由。每一种丧失的背后，勒鲁瓦古尔汉都发现一种新的能力。对文字的发明，印刷术或数字化的发明，道理也是一样的。毫无疑问，这些发明触及了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但同时也使我们赢得了新的能力，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失去的同时又赢得了很多！是的，大脑清空了，但这可能是一种解放，使我们面对新的运用时没有任何束缚，正是这种无拘无束造就了希腊奇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知识和认知力客体化了，我们才能最终充分发挥我们的创造性天赋。思想不同于理性程序，后者是可以客体化的，可以外化到我们的机器中的。我思，我发明，甚至是在我与知识拉开距离的情况下。正是这段距离提供了发明的可能。

拇指女孩对您来说不仅仅代表了未来的学生，您似乎还从她身上看到了新的个体，新的公民……

我甚至要说拇指女孩是历史上第一个个体人。个体这个观念拥有一部很长的历史：是使徒保罗发明了它（您一定还记得他那句话：“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但是，尚需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蒙田的“我”，笛卡尔的“我”，卢梭的多情的“我”，康德的道德主体……这一长串故事才使个体浮现出来。但它终究在那儿了，就在我们眼前，也许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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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社会？不，人是政治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