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售屋：迁徙与道别 | 策展人杨鉴评时永骏

直到现在，时永骏依然没有对这个日渐陌异而失控的当下与未来变得丝毫的亲近和熟稔，他对于过去旧时光与现实社会当中不复存的话题始终保持着控制欲，或许对于艺术家而言，创造与回击那些真正吸引他们的东西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间距的过程，而处于这个被持续加速的时代，这些东西恰好是难以真正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稀罕的要素，因此创作对于时永骏便成为一种本能般的自我保护，以此创造了个人的时间，也与当下撕开了间距，随之而来的是构筑了一个极其私人化创作语境，与流变的现实社会既对抗又暗自关照。这一切都与艺术家个人生命中的程序与其个人经验紧密勾连，而他做的是一次次唤醒和重启，将他觉得依旧值得言说和玩味的东西解构又重构，而他对于特殊地缘空间和时间的构筑具备着某种唤起被遗忘的记忆的能力，而这种唤起或只是为了一次更为正式的道别，以不断被强化的个人史对健忘的宏大历史观做出回应。

1978年出生成长于台北的时永骏，在对照研究其个人史和从符号学角度提炼其作品中的信息后，我们不难发现“眷村”经验和成长过程中与他青春期并行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蓬勃时代的物质产物对时永骏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政策原因造成的“眷村”时代的戛然而止，个人在宏大叙事面前的无力感于以及不同个体对这种时刻做出的个人化反应都对时永骏造成了冲击，无论是眷村旧址中的遗留物还是终究不能被强行割断的对于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反思与被集体规划所压抑的个人情感，对于时永骏而言都象是很多没有说完的话语被突然打断。“亚洲四小龙”时代的蓬勃随之涌入的新鲜事物的冲击在艺术家生命经验中刻下最深厚的记忆，作为后来者来看那段时光我们总过于的宏观，更多的从经济学、国际关系与区域政治学的角度去看那段历史，而作为经历者的时永骏在那个年龄对于这种变化的体验其实是被物质化为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作品中时常出现的旧物件和玩具家具等等，这些东西成为了时间的容器和时代的证物以及时永骏作品中不可替代的情感载体。

此后的成长当中艺术家愈发珍视那段记忆，并且结合之后的经验与对现实的关照，不断的在作品当中重新指涉那段时间，无论是在美学取向上、视觉元素上还是视觉气息上。纵使任何办法能够从根本上逆转这个“时间之矢”的方向，而时永骏的作品象是被拨乱的时间机器，用不同的媒介切换去定位他最在乎的某个或是时间或是场域的结点（node）, 而这个艺术家想要定位到的结点徜徉恍惚而又暧昧，它涉及现实当中众多种复杂元素，穿插了不同的时空和政治文化符号，在此，我想要重提乌托邦概念，这个概念含义不仅指“不存在的地方”（Nowhere）或“乌有之乡”（Erewhon），因为而是指“无空间”（U-Topos），这种空间只能存在于艺术创作或者思维层面，拥有时空的治外法权，是一种可以及其个人化而又对现实世界有着映射的绝对领域，藏于艺术的灵光与思维的花火之间，我想这个时空概念是时永骏想要真正定位的。

此番在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的最新个展在我看来有两重迁徙与告别，一方面时永骏为这次展览写作了一本展览同名小说《预售屋》，半隐居状态的时永骏所有的创作、空间装置搭建与摄影都在其隐匿于山中的小屋完成，在这个私密而又丰盛的小屋当中艺术家构建了一个自恰而又自治的个人领地，这座房子之后的命运被艺术借喻为个人对于未来的担忧和个人却又颇具社会广泛意义的焦虑。因此，与其说这本小说是展览的一个平行文本，倒不如说是艺术家依据个人经验对于未来的个人命运和时代做出的一些预言和预设。另外一个迁徙概念来自于艺术家将他位于台北的工作室用木板包裹，运用类似翻模的方式平移到北京蜂巢的展览空间当中，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假的私密空间坦白于观众，在与小说的互维关系与互相施与合法性的同时，将所有的作品带入到文本和艺术家真实个人经验的叙事空间当中。象是一种颇具仪式感的升华行为，展览结束后艺术家希望将屋子在北京销毁，为自己的小说和整个阶段的创作画上结点，不同于威廉·福克纳的《烧马棚》和村上春树的《烧仓房》，这二者都是在一种伤感情绪下的一种用仪式去消解虚无感，而时永骏的“燃烧”销毁行为更象是伴随着某种喜悦，就象是一次主动的完结，用他的话说就是：“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因此我开始对别的东西产生兴趣”，那么这里的燃烧则象是一种仪式化十足的正式道别。通过这两次行为，艺术家将他僭越（Transgression）式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某种顶点，巴塔耶和福柯所说的僭越体验在时永骏这里不是简单的让装置、摄影、绘画、小说和行为这些艺术媒介和语法之间的边界消失，也不是在切换当中让表达的意义彻底在媒介间滑向对面和彼方，而更是游弋、盘桓于边际之处，在趋向于极限的过程之中不断释放出兼具破坏与生成的强力。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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