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丨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不再写诗

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的最后，谈论了一个最沉重的话题:人的死亡。我体验到，这绝不是海德格尔那种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之道说，而是在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法西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之后，真实地直面人的生存意义。这是一种痛苦的思索，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对同一性逻辑进行解构的最后一个现实策略:悲愤的追问。不像海德格尔座架于本体论“向死而生”的那种轻松自得，这里的阿多诺真是在内心里为人类而哭泣。帕斯卡说，人与物的异质性在于他对死的知晓，由此，死对人来说是具有神性的。海德格尔在他的基础本体论中，也是让死亡成为一种此在获得本真历史性的时间根据。可是这一次，作为务实的犹太民族，正好成为不可救药的“常人”族群，令海德格尔不能容忍的异化和沉沦是用机枪和毒气室来清除的。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追求纯粹的本质(种族)同一性中，听着西方古典音乐来进行恣意杀戮的。这使得“神圣的”死亡成为一种平静的实验，一种被科学管理的除草劳作。这让音乐哲学家阿多诺勃然大怒。他忍住激愤，让我们从这种平静中听到人类本身死亡的哀钟。这是对形而上学沉思本身的最后沉思。也是阿多诺为自己反对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所寻求到的最重要的历史证据。

我们知道，哲学发端于思对感性现象背后形上本质的追问，爱利亚学派第一次建构了与暂时的实存不同的本真存在，这是多变万物显相背后的不变的永恒的“第一”。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就是靠着现实与这种形而上学玄思的链接，使自己一步步从自然中超拔出来。阿多诺说，过去我们可以很得意于这种安身立命的界划，可是今天却不行了，“我们再也不能说，真实不是变的，外表是运动的、暂时的。暂时性和永恒观念相互的漠不关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显然这是阿多诺强烈希望我们知道和捉摸的。

造成上述结果最重要的事件是20世纪40年代德国法西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一个令人发省的喻示。它的能指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直接导向了人本身的“自我毁灭”。这里甚至不是沉沦和异化的去存在，而是彻头彻尾的不让存在。这里，阿多诺直接借用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概念来比喻人自己造出的恶魔。他说，人的第二自然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第一自然。因为，“第二自然蔑视人的想像力，因这想像力从人类邪恶中引出了现实的地狱”。当那些受过极好的教育、听着古典音乐的法西斯分子通过科学的管理来完成“对数百万人的谋杀”时，这就“使得死亡成为一件在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这里，不仅没有海德格尔渲染的“畏”，甚至连常人的“怕”也不见了。阿多诺要求我们留心这一事件的形而上学意义。

首先，当集中营里的施虐者们对被他们杀害的人说，“明天你们将化为烟雾从这个烟囱里升向天空”，此时，“这种预言表明了历史所趋向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阿多诺指认道，这是西方文明几千年来追求的同一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他激动地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因为，“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这是与资产阶级文明的同一性原则一致的。“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一句震惊了整个世界的警句，可能也是阿多诺对同一性进行批判最有分量的罪行指证。他说，“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是令人战栗的指认。

其次，当为了实现种族“存在”的高贵同一性，大量非同一的“存在者”式的人们“被干掉”时，“在集中营里，死掉的不再是个人而是待试验物(das Exemplar<标本、样品)/ specimen)”。从被杀害的个体来说，过去通过沉重的仪式面向死亡的价值指认被粉碎了，“个人经验生命的死亡再也不能像是与生命过程相符合的事情”。所以阿多诺说，至此，“留给个人的最后的、最可怜的财产也被剥夺了”。作为被清除的无关紧要的实验品，个人面对死亡的最后畏惧也被剥夺了，生与死的神性均荡然无存。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纳入到科学实验中的冷漠的死亡事件面前，人们发现，“我们的形而上学能力瘫痪了，因为实际的事件破坏了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与经验相协调的基础”。这是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同时死亡的还有一切在过去形而上学沉思中使人的生存从自然中超拔出来的神圣的本质的东西。人，作为能思的苇草被连根拔除了。阿多诺也是在这里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不再写诗!在他看来，“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这令人震撼，但真的很难理解。每一个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苦难的人，恐怕都无法真正去体认。

我们知道，阿多诺历来对海德格尔没有好感，当他谈及法西斯的暴虐时很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与纳粹为伍的形而上学者。早在第二部分对海德格尔哲学批判的最后，他就曾直接引述了洛维奇一段很著名的话:“当庸俗的历史引诱处在一个庸俗的决定的时刻的海德格尔去担任希特勒领导下的弗赖堡大学俯首称臣职务，把他的绝对的‘最独有的此在’变成一种‘德国的此在’，并在真正历史，即政治的事件的实体基础上去实行实存的历史性的本体论理论时，庸俗的历史不是已经非常明确地向海德格尔对‘纯粹今天的现存’的轻视进行报复了吗?”。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正是上述他所批判的那种一面高雅地谈论着形而上学，一面冷漠地无视现实的苦难，甚至自觉地与制造这种苦难的凶手同谋的哲学伪君子。海德格尔反对哲学与现实的关联，他“无视社会，但鼓励社会以现在形式继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与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所鼓吹的“纯粹的原始经验的偶像像文化上被预选过的东西一样是一种骗局”。他激动地发问道:追问存在的诗意能使人逃出纳粹的电网吗?心中居有良知就真的能减轻人被迫去死的现实苦难吗?

更可怕的是，海德格尔还神秘地使毁灭“成为一种可尊敬的渗透存在的手段”。死亡，被形而上学地拔高了。通过历史性时间中站出来的此在，作为必有一死的有死者，苦难、畏惧和死亡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深刻冷峻，成了人们通向生存价值的道路。向死而生，这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旗帜。阿多诺认为，“死亡形而上学的退化不管是退化为英勇般残废的宣告，还是退化成纯粹重述‘人必有一死’的显而易见的琐谈，它的意识形态的危害或许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的:直到今天的人类意识都是太虚弱的，以致承受不住死亡的经验，甚至不能自觉地接受这种经验”。阿多诺说，“我们目前的死亡形而上学不过是社会对下列现实的无力的安慰:社会的变化已使人们丧失了据说一度使得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忍受的东西，丧失了死亡和丰富的生命史诗般统一的感受”。现实打碎了死亡的神圣感——在圣乐中升上天堂。今天“在社会化的社会中，在不可逃脱的密网中，人们感到死亡只是外在的和陌生的，不再幻想死亡可以与他们的生命相通约”。

另外，阿多诺还说，“在集中营中，死亡有了一种新的恐怖感:自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来，怕死意味着怕是比死更糟的事情”。这是一种对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反说。那些“被干掉”的人，不再像自然死亡的老年人失却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但还持有走向新开端的神圣感，“他们的自我、一切使他们确定为人的东西在没有疾病、没有外来暴力的情况下崩溃瓦解了。最后一点对他们的先验延续性的信心还在他们弥留时就消失了”。

奥斯维辛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映证，它的出现迫使我们从哲学上去深刻地反省将本质与实存分立开来的形而上学本身。人对本质性的“一”的追求，同时是对理性、崇高和美的向往，这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附带着对感性现实的冷漠和蔑视。这使得形而上学的造作成为一种世俗“旁观者的姿态”，这使人保持“一种旁观者的距离并超然于事物的能力”，以达到否认现实存在意义的人道主义的“客观真理”。阿多诺为此举了一个例子。著名作家肖伯纳在他走向剧院的路上向一个乞丐出示他的证件并匆忙说:“报社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与现实分立的场面:有着崇高向往和审美情趣的思想家如此冷漠地对待苦难的现实。阿多诺认为，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魔法中人所处于的“不自觉的无动于衷”和“被卷入的兽性”选择。本质世界的建构使人的真实生活“变成了某种令人发抖的东西，变成了鬼怪，变成了幽灵世界的一部分，而这种幽灵世界又是人们自觉的意识觉得不存在的”。他说，形而上学从人们身上“清理掉了实际的事物”，掌握真理的人往往会对现实说，“这实际上有什么关系呢”?资产阶级将这种冷漠性发展到极点。也由此，奥斯维辛是布尔乔亚世界不可避免的结果。

阿多诺分析道，其实对人来说，“生活的无意义的层次是苦难的舞台，这种苦难在集中营里毫无安慰地烧掉了精神及其对象化文化的一切安抚作用”。长久以来，文明压抑了一种与生活更接近的东西，可是，儿童却从小在另一种渠道接受另类的教化:“无意识的知识把被文明压抑的东西私下传给儿童，耳语似的声音说:‘就是这么回事’”。阿多诺形象地说，当一个孩子幼时观看一个成人用棍子打死一只老鼠的时候，他实际上非理智地建构了人类的形象，这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暴君式的形象。这只是一个例证。阿多诺说，这种另类的教化“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绝对知识，尽管黑格尔的著作向读者许诺只有以优雅的姿态才能把握这种绝对知识”。文化的进步是与生活的真实相分立的。

阿多诺认为，哲学中真正“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所以，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只能靠废除自己，走向唯物论来拯救自己。这正是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到诗人本雅明的自救道路。他说，“如果否定的辩证法要求思维进行自我反思，那么这明显意味着，如果思维想成为真实的、特别是在今天成为真实的，它就必须也是一种反对自身的思维。如果思想不是用那种躲避概念的极端性来衡量的，那么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音乐伴奏的性质。党卫队喜欢用这种音乐伴奏来压倒它的受害者的惨叫声”。

高雅的布尔乔亚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总是伴随着现实苦难的遮蔽，而阿多诺要求一种真正能够直面现实的“平凡的意识”，在这种与现实同步的平淡中，批判和改变苦难的现实。这只能是他心中马克思之后的否定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