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豪之末 | 段正渠：重新开始

2014年前后，我开始对以往惯用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内容失去兴趣。我变得烦躁，日复一日地站在画布前，却没有一丁点儿要画的冲动。是哪儿不对了？我不止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想起年轻时火一样燃烧的激情，既心塞，又无奈，沮丧极了。

我想我是老了，画画的事儿可能到此为止了。

对于画画，我自认一直不是个安分的人。从上大学开始，就不停地做着各种尝试；毕业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把所知的西方现代各种流派几乎模仿了一遍；九十年代初，好不容易明确了个人的“风格”，但时不时地还会想尝试一下别的东西。这种性格，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势必要承受各种自我修正的折磨。1992，1995，2000……我都曾因对过往不满足而产生过改变的企图，但最后均由于“不踏实”，有顾虑、缺少信心，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调整、费尽周折之后，基本都又顺路退回到原地——因为那儿“安全”。当时所谓的“成功”，无形之中已给自己结了一个坚硬的壳。

2015年我画了一些纸上作品。刚开始完全是由于几十年养成的“手不失闲”的惯性，没想到画着画着竟收不住了，一直到2016年10月颈椎出了毛病。纸上作品是断断续续一直在画的，但较长时间地专注于此却是从那时开始。为此，还参与了一个“纸本双个展”的计划，虽然最后展览计划没能实施，但一批纸上作品却积累了下来。我当时想：能不能从纸上找到一些新的可能？

2016年9月，93岁高龄的母亲去世，我永远失去了最亲的人。我从没想到母亲的离去对我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以至于一直到如今我都像个病人一样，经常独自一人沉浸在伤痛之中暗暗流泪。紧接着，颈椎病严重发作，右臂酸痛麻木，吃饭连筷子都捏不住。对于病，医生说与过度悲伤有关，朋友则认定完全是由于长时间低头画纸本所致。我说不清楚。只知道画画的人一旦没有了手臂，就和死了差不多。这大概是我六十年的人生中最萎靡的一段时光。整整一年时间，画不了画，萎缩着，只能漫无目的地四下游荡：甘肃、河南、新疆、山西、蒙古、西班牙……甚至还去了以前几乎从来不去的南方。

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一年。

2017年11月，病情终于有了好转，虽然手指时常还会麻木，但右手毕竟可以拿笔了。依然是先从纸本入手，内容天马行空，材料则是综合的。

2018年元旦前后，试着画起了坦培拉。画坦培拉的起因，是因为对文艺复兴早期的湿壁画的喜爱。因为湿壁画不易实现，只好退而转为坦培拉。坦培拉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想通过对新材料的尝试，改变原来驾轻就熟的技法，因为此时对那些技法几乎深恶痛绝。这是我许多次设想中的一次，也是设想的许多办法中的一种。尽管对材料的掌控极其生涩，但这种陌生的感觉却极其吸引我。这种尝试变得意味深长，使我逐渐看到了新的可能和希望。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我都要六十的人了，还用得着看人眉眼行事吗……我画我的，再也不管别人了。于是，似乎一下子回到了80年代，年轻时的兴奋与冲动回来了，之前的种种禁忌没有了，纠结了多少年之后，突然间茅塞顿开，一下子变得耳目清明起来。再用新的手法和方式画起以前试过或没试过的东西时，开始变得从容而淡定。偏离“专属”的主题，撇下惯用的手法，眼前竟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这天地该是一直都在的，长期以来之所以视而不见，原来是自己被自己遮蔽了。  

目前作品的好坏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我感兴趣的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犹豫纠结之后，我终于有了勇气和胆量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