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宗教?不了,谢谢!
核心的哲学问题不是“我们怎样才能突破幻觉之幕,抵达真正的现实?”,恰恰相反,问题是“为什么在现实中会出现幻觉?”。拉康一直深陷于这个问题的泥淖,这个迹象指出了他的哲学要务(及他的致命局限)之所在。在长达数十年的,为穿透虚构的想象/象征之网,直达纯粹的实在而进行的斗争之后,拉康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1]阐明了这个发生在拉康教学生涯的终点,并在他的新公式(即精神分析治疗的终点是认同、而非消解症状)中达到顶点的“悲观主义”转向:
“经历‘主体被抽空’这个终结性的经验——在此经验中,自我层面的认同,以及像大他者、理应去认识的主体那样的参照点,动摇了,或完全消失了——的确是拉康式的分析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强调性的时刻。不过,拉康并不认为永远停留在这样一个分析的-终止的抽空状态是可能或可欲的。他认为,自我、大他者、理应去认识的主体和类似的东西,在被分析者的分析之后,为他或她而把自己重构出来是适当且不可避免的。可以希望的是,在分析后,作为对分析之回应的这些被重构起来的东西的版本,对被分析者来说将是更好的、更适宜生活的版本。”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某种“后现代的”拉康:我们只有在罕见的清晰的时刻才可以直面实在,但这个极端的经验不可能持久,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栖居于表象、象征的虚构之中……这不就和基督教的无神论(Christian atheism)一个样吗?对巴丢、我和其他“基督教无神论者”的最显而易见的指责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肯定唯物主义呢?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宗教来兜一个圈子呢?基督教无神论者声称,我们不可能完全丢掉宗教,我们需要它的幻想,以便反复地逾越之。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宗教不只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内在于人类心智的超越的幻觉。所以,与彻底抹去上帝相反,唯一的方式,是学会怎样把神当作父名来“利用”。那么,在何种意义上,les non-dupes errent,也就是那些假装不被宗教幻觉欺骗的人错了呢?他们是怎样错的?约翰斯顿指出他们错误的方式:
“拉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改写——‘如果上帝死了,那么就没有什么是被许可的了’——看起来传达了这样的意思,即,永恒的激进无神论,按严格的拉康式的欲望定义来说,是不可欲的。德·基泽尔称,对拉康来说,宗教有维持欲望的德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拉康版的分析真的要丢掉有神论、宗教信仰和类似的东西吗?/……/无意识的力比多经济(它集中于欲望,而欲望的基本幻想又涉及objet petit a),是靠作为死去的父亲和/或父名的上帝之法来维持的。如果这个上帝死了,那么,祂支撑的整个经济也就垮了(也即‘没有什么是被许可的了’)。在《电视》(Télévision)中,拉康在谈到俄狄浦斯问题的时候评论说:‘即便关于家庭压抑的记忆不是真的,它们也必须被发明出来,事实也当然如此。’改写这个评论,我们可以说,从拉康的角度来看,如果上帝死了,那么,至少出于力比多的原因,他也不得不被复活——而事实上当然也如此。”
“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是被禁止的了”的意思不就是说,为了维持我们的欲望,我们需要某种像上帝一样的东西吗——即便只是最中性的非宗教形式的上帝,即作为理应去认识的主体的上帝?怎样把这和拉康的主张——即无神论是精神分析经验的顶点——结合起来?拉康的路线,即应该利用而非废除父名,是唯一的出路吗?而且,最终通往单个性(Singularity)的路也如此吗?这条路是不是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象征的将沦为实在的,而人的欲望也会因此而被消灭吗?这样一来,在这里,我们不也面临另一种选择吗:要么我们走这条路并因此而冒完全失去它的险,要么,和最后的拉康类似,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走这条路,而坚持象征虚构的领域?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不要进入单个性”拔高为新版的乱伦禁忌?而这进一步意味着,与迈入神的维度(就像单个性的新时代解读者声称的那样)相反,通往单个性的路将意味着单个性之失、对所有超越的废除、我们的存在的彻底的庸俗化或扁平化。约翰斯顿把拉康的解决方案读作一种向变态,向变态的逾越游戏的逃逸:你设定大他者,是为了侵犯他或杀死他,这意味着,在他死之前,他是活的/充实的/不被划去的:
“基督教作为无神论的宗教的矛盾地位——拉康和从黑格尔到齐泽克的所有人一样把这个地位指派给这个一神教——是使它变态(在拉康想的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的东西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拉康式的变态者玩的是一个双重的游戏。一方面,他/她至少无意识地记录了被划去的他者的能指,S(?),也即,指示不存在全知、全能、完美等等的场所的符号。另一方面,变态者又反复地,为回应这个S(?)的记录,而试图以一种或更多的方式在le grand Autre(大他者)中填补裂痕(也即,“填他者中的洞”)。作为无神论的宗教,基督教在揭露le grand Autre n’existe pas(大他者不存在,“父啊,你为什么抛弃我?”,等等)的同时,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否认上帝的死,把耶稣基督神化/拜物化为基督上帝,等等)隐藏这个启示。”
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拉康研讨课《Encore》中的一段话,在那里,拉康声称,乱伦禁忌的把戏在于呈现了一个内在的不可能性,而这个内在的不可能性,又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外在的禁忌带来的结果——就好比,如果母亲不被列为禁忌的话,那么,充分享受乱伦就是可能的了。[2]因此,禁忌引起了一种虚幻的希望,即,如果我们打破禁忌的话,我们就能获得那个东西(the Thing,物)——简单地说,母亲被列为禁忌这个事实,掩饰了母亲本身就已经不是那个母亲/东西(THE Mother/Thing)这个事实。异性恋的男人选择女人作为母亲的替代,以模糊母亲本身不是母亲这个事实。
所以,看起来,在最后阶段,拉康本人接受了这游戏:我们需要虚构和幻觉,才能活下去。与追求试图通过语言的形式化和/或喋喋不休(超越想象-象征)抵达实在相反,他重新肯定了象征/想象的维度,这个维度的虚构和谎言,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期的拉康那里,他要说的最后的话,不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实在上,我们应该“明确区分后期拉康和最终的拉康”。最终的拉康,是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次研讨课(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 [1976-1977]和Le moment de conclure [1977-1978])上的拉康,这个拉康
“自我批判地放弃了他在从196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后期教学中追求的大多数东西。/……/从1976年开始,拉康结束了对数元(matheme)的关注,也即,对一种通过指向一个无意义的实在的数学风格的形式化操作,清空了意义的分析。/……/相反,最后的拉康选择了一种对sens的反简化论的处理,并明言这受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影响。想象-象征的现实的意义,出自于一个无意义的实在,但之后,这些意义又变得相对自主于那个实在,那个实在本身呢,反过来又受到了这些意义的影响和扰动。”[3]
约翰斯顿正确地描述了在最终的拉康那里发生的这个转变。我们应该补充的是,我们不应该把太多的东西,读进这个终点:它不是拉康的思想的最终的胜利,而是对一个僵局的供认。这不是什么积极的结果,而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似(实在的“基础”与想象-象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非简化”关系)也是相当可悲的。思考实在中的切口——正是这个切口,为想象-象征的出现开辟了空间——的任务依然存在。
在这里,我们应该弄清楚这点:拉康最终对失败的供认,也是他的“反哲学”立场的失败。这是他不情愿通过他的理论的哲学含义来思考导致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无畏地回归哲学并且,具体地说,回到黑格尔,因为黑格尔主要纠结的,是这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通过幻觉来兜圈子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把这个迂回解释为绝对者对自己的只顾自己的游戏吗?有时,黑格尔会以一种欺骗性的方式表述,就好像,绝对的理念在和自己玩一场游戏,它先是外化自己,然后再克服这个外化那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黑格尔甚至使用了“享受”这个词,就像在他的《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句话那样:“外在的理念,在本质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永恒地让自己着手工作,以绝对心智的身份产生自己并享受自己。”[4]只有在我们接受有一个绝对在玩(自我)逾越的游戏来取悦自己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沦为变态。结果,我们必须全盘拒绝这整个构造。它取决于对les non-dupes errent的犬儒的解读:你必须玩游戏,必须被欺骗,就算你知道它不是真的。
不过,les non-dupes errent这个公式说的是另一回事,也即,如果你不被欺骗,那你就错了,不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幻觉以维持我们的欲望),从效果,联系真理本身来看,也如此。单是玩游戏,而不严肃对待游戏,不是出路。
但什么是出路?我们必须接受,这三个方案都行不通:(1)我们应该以实在为目标并努力摆脱幻觉;(2)尽管知道幻觉就那样,但我们还是应该“利用”它们来维持我们的欲望并避免抑郁的僵局;(3)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即,幻觉的构造不一,终极的幻觉,就是幻觉之外有某个实在这个想法,我们也应该快乐地与幻觉的这个构造游戏。
不过,还有第四个方案:实在不是外在的、外在于虚构的想象/象征构造的;它是这个构造的内在的不可能性。幻觉的中心,是一个不可能的实在,这个实在在幻觉的构造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地位。换言之,实在不是现实的硬的、不可企及的核(而象征/想象的虚构就在这个核周围不停地流动,防止我们直接碰触到实在);相反,实在是一个纯粹虚拟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虚构出来的)参照点,以这个参照点为中心,我们建构了各种不同版本的现实。一旦我们充分接受这种实在观,我们也就不再需要犬儒地诉诸幻觉之网来维持我们的欲望了:定义欲望的那个张力,在“纯粹的”实在中就已经在起作用了,而这个“纯粹的”实在,不是象征之外的纯粹的混乱,而是象征的内在的不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康的波罗米昂三环结(这个三环结把实在、象征、想象这三个维度关联到了一起)概念说到底还是不能回到现实是怎样建构起来的这个问题:象征和想象不是终极的本体论的现实的部分。在这里,有待回答的问题是,怎样建构先于人的实在“本身”,才能确保象征和想象能够在这个实在中出现。
而再一次,拉康陷入这个僵局,不是因为他太过深陷于哲学,而是因为他在哲学反思上的努力远远不够。他的实在概念依然为这样一种天真的想法所困扰,即,实在是逃避象征化的实质性的他者性。拉康未能从实在是绝对内在于象征的(作为其内在僵局/不可能性)这个事实推出所有的结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无神论”不意味着,“利用”宗教的虚构、与上帝游戏——尽管我们知道它是幻觉——这样一个犬儒的立场。这个立场,也不是在拉康声称只有神学家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时要说的事情。他要说的是,实在(在最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说)只可能在神学大厦的裂缝/矛盾之处被察觉,因为它就是由这些裂缝构成的,因为它只存在于这些裂缝之中。这里没有反讽的或自顾自的游戏,没有“我们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但我们为证明我们的观点而玩弄宗教的虚构”的游戏。
在拉康说Dieu est inconscient(上帝是无意识)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反荣格的陈述。它的意思不是说,神,是我们深刻的无意识的心理原型。就拉康把“inconscient”缩写为“ics”,而这个缩写又让人想起“inconsistant”(矛盾,不一致)而言,就逻辑的矛盾对拉康来说是物质性的定义性特征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神的矛盾,是通往唯物主义的唯一道路。“神属于实在”,而只有通过神的矛盾,才能触及实在。一切“直接的”唯物主义都落入了本体论的陷阱。
在这里,我们碰到的,是在《黑客帝国》结尾处可见的那同一种模棱两可。在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中,尼奥宣布人类从母体那里获得了解放,但这个解放的地位却是模棱两可的。作为尼奥的干涉的结果,母体中出现了“系统故障”,但同时,尼奥又在以救世主的身份对还深陷于母体的人说话——他会教他们怎样把自己从母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将能够打破物理规律,扭曲金属,在空中飞行……不过,难题在于,所有这些“奇迹”,只有在我们依然处在靠母体维持的虚拟现实内,并只是扭曲或修改它的规则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我们的“真实的”地位依然是,我们是母体的奴隶,并且,可以说,我们只是获得了额外的,修改我们的心智监狱的规则的权力而已。
为什么尼奥不提议彻底离开母体而进入平常的现实(在平常的现实中,我们是活在地球被毁灭的表面上的悲惨的造物)呢?因为,就像他从墨菲斯那里学到的那样,这个悲惨的现实,并非实在。母体当然是拉康所谓的“大他者”,即,虚拟的象征秩序,为我们建构现实的那个网络的一个譬喻。“大他者”的这个维度,也就是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构成性的异化(alienation)的维度。提线的是大他者;主体不说话,他被象征结构“说”。《黑客帝国》的矛盾,“无限判断”在于两个面向的相互依赖:现实的总体的人造性(被建构性),和身体的胜利回归(在子弹时间的意义上说:慢动作,违抗了平常物理现实的规律)。
令人惊奇的是,在实在与现实的区分上,《黑客帝国》比人们预期的要精确得多:墨菲斯的那句著名的“欢迎来到实在的荒漠!”指的不是外在于母体的真实世界,而是母体本身这个纯粹形式的数字宇宙。当墨菲斯让尼奥直面芝加哥废墟的影像的时候,他说的只是:“这是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在灾难后,我们在母体外的现实的遗存物,而“实在的荒漠”指的则是纯粹形式的数字宇宙的灰性(grayness)——后者生成了深陷于母体的人的虚假的“经验财富”。
所以,出路不是摧毁大他者,而是异化在拉康那里的对等物,即分离。用拉康的话来说,分离不就意味着尼奥在电影的结尾看起来在宣扬的事情吗?一种“savoir faire处世之道”,利用母体,而不是在母体中被异化。这是拉康本人在说分离的时候想说的意思吗?不:分离首先意味着大他者与自身的分离,和我们(主体)在这个使大他者与自身分离的间隙中的位置。分离意味着使我们与上帝分离的那个间隙,就是使上帝与自身分离的那个间隙。没有人——我们不能,上帝也不能——享有自顾自的操纵者的位置。分离意味着,这整个布置都是完全矛盾和混乱的,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地牵线的,控制的施动者。
注释
[1]See Adrian Johnston, “Divine Ignorance: Jacques Lacan and Christian Atheis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on-credited quotes that follow are from this text.
[2]See Jacques Lacan, On Feminine Sexuality, New York: Nortonm 1999, p. 74.
[3]Adrian Johnston, “Lacan’s Endgame: Philosophy,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Final Seminars,” Crisis and Critique, special issue “Lacan,” 2019.
[4]G.W.F. Hegel, Philosophy of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15.
译自Slavoj Zizek, “Making Use of Religion? No, Thanks!”, 载The Philosophical Salon, 载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making-use-of-religion-no-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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