芊荷讲堂特别策划第二期“书画鉴定中争议与论辩之意义”于2019年6月29日在芊荷艺术空间成功举办。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单国霖、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陈麦青以及青年艺术家徐旭峰共同展开对话。
鉴定是书画收藏的基础,也是书画收藏和交流的第一要义。鉴定一件传世作品,尤其是一些流传有序的书画大师的作品,确定它的真假和时代,对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能成为某个时代个性风格的标杆,甚至可能改变我们以往认识的美术史。
活动现场
单国霖老师书法作品
内容回顾
此次对话内容主要围绕董源《溪岸图》鉴定中的争议、南宋艳艳女史花鸟草虫图卷以及书画鉴定的科学方法三个方面展开。
1.董源《溪岸图》鉴定中的争议
1998年12月,纽约召开“中国画的真实性”国际学者研讨会,主要是关于《溪岸图》真假的争论。受邀赴美参加研讨会的有启功、傅熹年、方闻、高居翰、石守谦、单国霖、单国强等多位国内外学者。
会上主要观点有三种:1.《溪岸图》为董源所画,方闻等美国学者持此论;2.《溪岸图》为五代北宋初的作品,不一定是董源的,但最为接近董源的早期风格,并不是一件伪作,国内学者多支持此观点;3.《溪岸图》为张大千伪造,有少数学者持此论。
董源 《溪岸图》
《溪岸图》左下角起段“后苑副使臣董元画”。根据史料来看,元代以前凡提到“董源”都是元代的“元”,元代以后变为源流的“源”。
高居翰认为“整个画面形式含混不明,模棱两可,空间处理也多矛盾”,而张大千也偏爱于将远近景物用一种连绵不断、蜿蜒曲折的空白带相连,既可以理解为山路,也可以理解为溪流。
方闻认为,这种笔法是10世纪山水画的典型技法,当时水墨渲染法还有待于发展的新兴技法,在荆浩的《匡庐图》里并未出现真正的皴法,《溪岸图》中也没有明显采用《寒林重汀图》中的披麻皴法,而是采用擦染的技法与含混复杂的笔触以及分层渲染的方法,使得突兀的山石间自然而然地求得了一种朦胧的格调。比如卫贤《高士图》同样用了分层渲染法和隐晦的擦染法描绘岩石形态,而不是明确表达其结构样式。
荆浩 《匡庐图》
卫贤 《高士图》局部
2.南宋艳艳女史花鸟草虫图卷
2003年上海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会上,有一件署款“艳艳女史”的花鸟草虫卷,画风属于北宋末、南宋初的“宣和体”,图上有北宋内府“双龙”、“秘阁之印”、南宋“绍”“兴”等印玺,并有南宋末权相贾似道的“长”字印。同时骑缝有“吴兴倪渊”白文印、“倪伯玉印”等收藏印。
南宋 艳艳女史 花鸟草虫图卷
经查核,北宋末曾有一位画家任谊,河南洛阳人,画家宋迪之甥,曾任沣州通判,擅长山水画,他有一妾名艳艳女史,也善画山水和花鸟草虫。任谊后来在钟相、杨么农民军攻占沣州时战死,艳艳女史流亡不知去向,那时已是南宋初建炎年间。而此图卷的画风与南宋初李迪、林椿、马远等人的花鸟画画法极其相近,同为院体花鸟画风格体系。
3.探究书画鉴定的科学方法
书画鉴定至目前为止,主要依靠目鉴,凭借鉴定者的知识和经验,佐以资料考证,判断作品的真伪和时代,这种鉴定方法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个人主观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古陶瓷、青铜器等鉴定领域,逐渐出现运用科学仪器和方法进行年代和成分检测的新学科,在文物鉴定上前进了一大步。而在书画鉴定方面,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在探索和初试阶段。
至于书画鉴定科学方法的运用,单国霖老师大致介绍了几项:一是运用软X光摄影拍摄分层照片和浅暗的印章、文字,有助于鉴定。例如王羲之的《上虞帖》、董源的《溪岸图》;二是运用电子显微镜和其它仪嚣,分析纸张的成分和结构,建立数据信息库,提供比对标本,比如南宋梁楷的《补衲图》;三是利用现在的电脑和精细的拍摄技术,将书画拍片后,不断放大,可清晰观察画面、结构、笔法、墨法、树木、山水、人物、印章等,有助于进行分析、对比。另外还可以建立相关资料信息库,构成系统的资料案例,便于鉴定工作的高效展开。
南宋 梁楷《补衲图》
这些方面的实验应当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和深化,同时探索新的科学鉴定方法,给书画鉴定予有力的科学支撑。
单国霖先生手稿
单国霖先生大学课堂笔记
单国霖先生还亲自向现场观众展示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做的课堂笔记,笔记字迹清楚,条理明晰,现场观众无不赞叹。
单国霖先生为讲座准备的手稿
现场观众合影留念
本次讲座至此圆满结束,芊荷讲堂特别策划第三期将同样邀请大咖开讲,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编辑|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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