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埃吕尔｜技术的社会

技术的社会

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社会的、人类的和精神的现象象技术的现象这么重要了。但对技术这个课题我们了解得也最少。因此，我试图确立看待技术现象的某些准则。

机器和技术我们一看到“技术”这个字眼，马上就会想到机器。事实上，我们通常把世界看作是机器的世界。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之所以会把我们的世界看成是机器的世界，首先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机器是技术最显眼的、最大量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范例。通常所谓的技术史只不过就是一部机器的历史，这也表明了那些总是把当前的形态与过去的等同起来的习惯。

技术的确是从机器开始的。其余的一切的确都是从机械学中生产出来的；没有机器就不会有技术的世界，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但这样解释现状并不尽然合理。继续把技术看成机器是错误的，尤其因为这种看法造成这样一种概念：由于技术问题起源于机器，机器是技术的中心，因而只须讨论机器，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技术现在几乎已完垒独立于机器之外了，机器已经远远落在技术的后面了。

必须强调的是，技术现在被应用于工业活动之外。今天技术力量的增长已和机器的日盆使用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是机器得完全依赖于技术，机器只代表了技术的一小部分。如果要表征今天技术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说机器是某种技术的结果，而且可以说机器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应用都是由于其他的技术进步才成为可能的。机器现在甚至已不是技术的最重要部分（虽然也许是技术的最壮观的部分），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不仅仅是人类的生产活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机器是极有代表性的：它代表了技术努力想实现的理想。我们可以说：机器是特有的技术，是纯技术。因为只要有技术因素存在，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引起机械化：技术把它所接触到的一切都转变成为机器。

技术和机器之间还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渗入到我们文明的核心。有人说（并且大家都赞同这一说法），机器产生出一种使人过着非人性化生活的环境。表征着十九世纪的机器象个不速之客闯入了社会，但从政治的、制度的和人性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对接纳它是无所准备的：人类不得不尽力承受机器所造成的重压。人类现在生活在不那么人性化的境遇之中。请看：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到处是贫民窟，人们缺乏空间，缺乏空气，缺乏时间，阴暗的街道，灰黄的灯光让你搞不清黑夜白昼。想一下非人性的工厂、人们的不满感、拼命工作的妇女、人们与自然的隔绝。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在公共交通中，人的重要性筒不及一个包裹；在医院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号码，但我们却把这一切称作进步……。还有噪音这个恶魔，就是晚间也不让你有片刻的安宁。

抱怨资本主义是没用的。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是机器造成的。真正的元凶是机器。“机器是反社会的，”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说“由于它那不断发展的特性，它倾向于成为剥夺人性的最尖锐的形态。”机器硬闯进一个不是为它而设的社会环境，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非人性化社会。因而资本主义只是十九世纪造成的极度混乱的一个方面。为了恢复秩序，必须研究构成那个社会的一切基础——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它的艺术和它的生活方式、它的商业系统。

但是听任机器自然发展的结果是它把一切承受不了巨大重压的东西都摧垮。因而一切都得根据机器来重作考虑。这正是技术所起的作用。技术在一切领域中把它能使用的一切，把一切和机器有关的东西都集中了起来。机器并不能将自身结合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中去，这项工作是技术完成的。技术的本性中有足够的机械性使它能够应付机器，但由于它和人类保持着密切接触，因而它超越了机器。金属怪物不可能永远折磨人类，它在技术中找到了与其自身同样硬性的规则。

技术将机器结合进社会。它构成了机器所需要的世界，井在机器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秩序。它起了澄清、条理化和合理化的作用；它在抽象的领域中完成着机器在体力领域中完成的事。它非常有效率，并且给一切事物带来了效率。而且，技术能节约地使用机器，传统上，人们用这来掩盖组织的缺点。芒福德说：“机器鼓励社会的无能。”但是，另一方面，技术使得机器的使用更为合理、更有选择性。它将机器放到应在的位置上，向机器提出它真正应该达到的要求。

这给我们带来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发展形式。亨利·吉通( Henri Guitton)说：“社会的发展原先是内在的、本能的，也就是说，是不自觉的。但是，新的情况（机器的出现）现在强迫我们认识到一种理性的、理智的、自觉的社会发展。我们可以自问：这是否不仅是一个空间上有限的世界的开始，而且是一个自感的世界的开始。无所不包的技术事实上是机械化世界的意识。”

技术将一切溶合在一起。它使人不再对任何事件威到震惊和轰动。人类不适应于钢铁的世界，技术使人类适应。它将这个盲目的世界重作安排，使得人类对严酷的世界逆来顺受，安于非人性化的生活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而技术作出了一个模范典型，它一劳永逸地规定了永远正确的态度。机器的骚乱在人类身上造成的焦虑情绪在一个统一社会的安慰声中得到了抚慰。

只要技术只由机器来代表，“人类和机器”这样的说法就不会有错。机器仍然是外部物体，人（虽然他的职业生涯、个人的生活和精神生活受机器的巨大影响）依然是独立的。他可以对机器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是当技术进入一切生活领域，包括人的生活领域之时，机器就不再是外部物体了，而成了人的本质，它不再和人是面对面的了，而是和人结为一体，它不断吸收着人类。技术在这点上和机器有根本的不同。现代社会中这一如此明显的转变是技术自主的结果。

我说技术导致机械化，我不是指人类适应于机器这个简单的事实。当然，这种适应过程是存在的，但它是由机器的行为造成的。我们这里关心的是机械化本身。如果我们可以把一种高级形式的“专门技能”归之于机器，那末由技术造成的机械化就是将此高级形式应用于迄今为止与机器无关的一切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代表的正是机器本身不起作用的那个领域。把技术和机器混为一谈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防止这种误解。

调动起这一技术文明需要化出巨大的努力，这要求所有个人的努力都向着这一目标，所有社会力量都动员起来使这座大厦的构造达到数学上完美的程度。从此开始，一个人就不能逃避这种普遍的努力；将不允许任何个人不完完全全地溶入技术化的努力中去，甚至不允许任何人有逃避整个社会的这种需要的念头。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个人将不再能脱离社会。物质上，他将不能解放自己，因为到处是技术手段，它们侵入到他整个生活之中，使他不可能避开集体生活。不再有任何荒无人烟的地方能供想过独居生活的人用。到处是公路、高压线和大坝，要想拒绝进入这些地区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不得不加入到集体生活中去，使用集体的工具时，一个人就不得不放弃单独生活的追求，因为没有集体工具一个人要想维持生计都不可能。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再有不要钱的东西，依靠“别人施舍,过日子是越来越不可能了。“社会福利”只是为工人而设的，不是为了“光会吃饭,)的人而设的。独居者“光会吃饭”，将得不到定量供应卡——直到他被送去充军（法国大革命时将贵族放逐就是建立这一制度的一次尝试）。

精神上，个人不可能将自己和社会隔绝开来。这并不是由于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着力量日益强大的精神技术，而是由于形势使然，如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我们被迫去与技术“交战”。积极也罢，消极也罢，我们的精神态度如果说不是由这种形势决定的话，也是不断地受到它的推动。只有兽行，由于是不自觉的，才似乎能逃避这种形势，并且它本身也只是机器的产物。

今天，每个自觉的人都在考虑到技术的决策上走钢丝。认为自己能逃避技术的人要末是伪君子，要末是不省人事。技术的自主性使今天的人类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命运。毫无疑问，有人会问，原来的情况不总是社会条件、环境、庄园主的压迫和家庭决定着人的命运的吗？的确如此，但是，在专制国家中定量供应卡的发行和两个世纪前的家庭压力之间并无共通之处。过去，个人和社会冲突时，他须在艰苦悲惨的生活中全力奋斗，结果，他或是变得更为坚强，或是被击败。今天，等待着他的是集中营和死亡；技术决不允许有脱离常规的做法。

由于技术的自主性，现代的人类不但不能选择他的命运，甚至也不能选择他的手段。尽管随地点和情况的不同技术可有很大的变化性和灵活性，但在个人所处的一定地点、一定时间，可应用的技术却只有一种。

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技术自主的主要后果，这是本文的要点。

技术自主能解释技术所具有的“特别力量”。这不是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特性或没有结构的中性力量，而是一种具有特殊力量的权威。它按自己特有的感觉来折射人类利用它的意志和人类为它计划的目标。事实上，不管人类为任何给定的技术手段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总是将必然的结局隐藏在自身之中。并且在技术这种固有的结局与人类为之计划的非固有的目标之间的竞争中，总是前者获胜。如果技术与人类的目标不确切相合，如果一个人企图让技术去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一般立刻可以看到，修改的只是目标，而不是技术。当然，这种说法要加上技术的不断完善性和适应性，才是完全的。但是这种适应性是通过有关技术以及它们被应用的条件而实现的，它不依赖于外部的目标。佩罗(Perrot)对评判性技术的讨论，吉东(Giedion)对机械性技术的讨论都表明了这一点。关于目的和手段间的关系问题，请看拙作《现代社会中的存在》(Presence au monde moderne)。

我们再次面对“占有一切或一无所有”的抉择。我们要使用技术，就得接受它的结局的特有性和自主性，接受它的一切规则。我们自己的期望和追求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

技术自主的第二个后果是它使技术既是亵渎的，又是神圣的。("亵渎”这儿不是在种神学的意义上，而是社会的意义上讲的)。社会学家认识到：人类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在其中起作用的力量是未知的并且或许是不可知的；其中有些现象人们解释成巫术，在事物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和通讯，在这里物质的联系是无足轻重的。这整个的领域是神秘的。神秘现象（不是在天主教的意义上）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卡尔·古斯塔夫(Carl Gustav,1875-1961,瑞典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又名Jung-译注)表明，只在表面上弄清隐藏在人类最内心深处的奥秘，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人类必须考虑到极深邃的地方，在这上面是他的理性，他的清晰的意识。人类居住着的世界的神秘性也许是人类的神秘性所产生的，也许这种神秘性就是现实性本身，这两种情况究属哪一种。我们无法确定。但是不管哪一种,神秘感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人类没有神秘便无法生活。心理分析学家都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技术的侵入亵渎了人类注定耍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对于技术说来，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溲有什么是种秘的，没有什么是可忌讳的。这种情况是技术的自主性造成的。技术不承认在它之外还存在着什么规则、什么规范。它更不接受对它所作的任何制断。因而，不管走到哪里，它所作的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合法的、正当的。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有神秘感倒并不是他不能了解、探讨或掌握神秘的事物，而是他不愿意去了解、探讨或掌握它们。神圣的事物是人类不自觉地决定要尊敬的。从社会的立场来看，戒律虽然成了强迫性的，但总是还存在着不是从强迫和恐惧中产生出来的崇敬之情。

技术什么也不崇拜，什么也不尊敬，它只起一个作用：剁去一切外部的东西，将一切事物都暴露无遗，通过合理的使用将一切都转变成为手段。科学将自己只限于解释事物，技术则更进一步起亵渎的作用，因为它（以证据而不是以理性，通过使用而不是本书）表明，没有什么东西是神秘的。科学将人类认为神圣的一切事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技术则占有这些事物，奴役这些事物。神圣的事物无力抵挡技术的这种力量。科学深入到海底摄取未知鱼类的照片，技术则捕捉住它们，用网拉上来看看能否食用——但在到达甲板之前它们就胀破了肚皮。技术为什么不该这样做？技术是自主的，只有它本身暂时的行动限度才能起阻碍它的作用。在它的眼中，必须向这一暂时是未知的但不是神秘的阵地发起进攻。技术肆无忌惮地不断向神圣的事物发起攻击。一切尚不是技术的东西都得遭受同样的命运。技术受自身的推动，受它自己增长的特性的推动，技术否认有神秘事物的存在，神秘的事物只不过是还没有技术化的事物而已。

不受抑制的技术。  现时没有东西能和技术抗衡。在一个处于平衡的社会中，每种新的文化倾向，每一种冲力都会遇到作为社会第一道防线的一些障碍。这不是由于总的说来是保守力量和革命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说来是生产手段和消费结构之间的作用，而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每一种新的因素必须被结合到文化体系中去，而这就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因为这两种互相作用的要素需得到修改。新的因素是否能为文化体系所接受，一上来是绝对不明确的。一方面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力量逐渐减弱的阻力。某些力量就起着这种抑制作用。我们下面讨论四种这样的抑制力量。

第一种是道德，每一种文明都有一套正确的行为所应服从的规则，即所谓道德。它们可以是自成的，经过思考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自发的。它们决定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从而接受或拒绝某一项变革。

第二种是和道德密切有关的公众舆论，包括一系列人们对事物作出的此道德更远为非理性的反应。这些反应未必和善恶观念有关。虽然还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公众舆论要末在某一个冲力的影响下被推向另一个方向，耍末依然是丝毫不为所动。显然，公众舆论在道德和新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能使道德被废弃，或是导致它获得胜利。

第三种抑制力量是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或法律结构。每当新的因素威胁要更改社会结构时，它就会作出强烈的反抗。制度或观念不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了；经济关系和社会问题能够打乱原先被认为是绝对稳定的平衡。

最后一种力量是国家、一个社会特殊的防守机构，它竭尽全力反抗一切扰乱力量。

我们现在要问，就技术而论，关于这些因素我们今天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上？让我们把道德的问题撇在一边来讨论公众舆论问题。舆论是完全赞同技术的，只有技术现象才能激发起现代人们的兴趣。机器让自己占据了普通人和下层民众的全部思想和感情。什么能激动人群？表演——不管是体育表演（某种体育技术的结果），还是经济表演（如苏联的例子），实际上这两者是一码事。技术是表现的工具。要紧的是表演得更高级更迅速，表演的目的无关紧要，只要有表演就行。现代人类只重视数字，数字越大，他越满足。技术迫使人类过着压抑的生活，但技术又能产生出让人逃避这种压抑的奇妙方法，人类因而一心追求这种方法。人类在此过程中降到近乎不存在的地位。一个人即使不是装配线上的工人，他的自主程度和个人主动性也越来越低。他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受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现实的压抑。个人的力量一点也不允许显示出来了。然后，突然间，他发现他工厂制造的飞机一小时能飞七百英里！他那被压抑的力量一下子在此数字中爆发出来。他身上受到压抑的一切在那打破纪录的速度中得到了升华。他进而和下层民众熔合在一起了，因为正是整个下层民众才会为将其意志具体化为力量的表演所感动。每一个现代人在他原先不管立足于其中的纪录上把他的意志表达成力量。

公众舆论之所以更重要，是在于它的两面性。首先，现代人类集体崇拜事实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每一种技术中都显示了出来，在现代人类总的致力于占压倒优势的技术进步的努力中也表现了出来。这种崇拜不是被动的，但却确实是不可理解的。人们甘愿为之牺牲自己，为追求它而迷失方向。当我们看到人们对科学上的献身者、对空战中死亡的飞行英雄、对在原子能反应堆的建设中牺牲生命的人所表达的巨大敬意时，便最能威觉到这种崇拜之情。前美国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说：“我信抑技术。”他的这种信仰实际上代表了人类的信仰。人类对于技术造成灾难的说法感到愤慨；他们认为一种技术造成的灾祸会有其他技术来作补救。这便是社会对技术通常采取的态度。

其次，大家深信只有技术问题才是重要的问题。人们对哲学家投以好笑的一瞥；人们对形而上学和神学问题的不感兴趣；由于认为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之中，教育必须与之相适应？因而排斥人文科学的倾向；追求立即能实用的东西，认为历史无用，它不能为实际服务——这一切都表明了这种“合理的”确信，这种确信渗透到整个社会体系，得到各社会阶层的公认。“只有技术不是空谈。”技术是确实的，它带来的是真正的成就。

公众舆论以神秘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方式，完全站在技术的一边。现在对于任何给定的问题都有另一种精确的技术来形成舆论。以前对这种技术未进行过大力开发，因为没有它公众舆论也是极其倾向于技术的。但是，如果风向突变，舆论转而反对技术，我们将会看到宣传机器会开动起来重新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技术的气氛，因为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大厦的生死存亡。

至于第三个传统的抑制力量社会结构，我们的问题是，当今的社会结构能否起到抵挡技术革命的作用。作为回答，我已经表明，仅仅由于社会结构有利于技术的发展，因而技术一直发展很快。这种现象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当前我们则正看到社会结构为技术所渗透。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经济，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技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整个物质世界是建筑在技术这个基础之上的。同样，我们的研究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技术在一个社会中发展时，它倾向于在那个社会中加强产生出它的社会结构。

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和原子化的社会，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今天，对散乱的社会碎片正进行着一场技术重建；社团和联盟到处盛行。人们对这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新构架的产生似乎感到欣喜若狂。今天社会的凝固性与十九世纪的流动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末，这种现象能否有效地反对技术？回答必然是否定的。我们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这新社会形式，便会发现它们都是组成来行使技术功能的。我们只需考察工业上的协会，一切二十世纪的其他协会都与此相同。它们可以是体育协会或文化协会，其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也可以是劳工协会，它们通过经济与生活发生特殊的关系，而经济决定于技术。它们也可以是象以色列集体农场那样的社团组织，其目的是一方面让人们过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开发技术。在每种类型的现代社会中，技术都占有主导地位。这些社会的社会形态事实上与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传统的社会是以（例如家庭、家族、庄园的）人的需要和本能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则以技术需要为中心，当然，间接上还是依附于人的。现代社会中，人不是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而是和机器发生关系，因而这些社会的社会结构完全改变了。具有特别的价值观和方向的自治集体的存在是不再有疑问的了。现代集体不能超越技术而存在——它们代表了当代的主流。

在从个人主义社会向集体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对技术没有采取过不同的态度，而是经历了两个均有利于技术发展的阶段。同样，除了从极端的技术发展中产生出来外，集体主义社会显然不可能建立，甚至不能想像。在公社制社会里这也许不对（虽然今天存在着的社团显然依赖于技术），但是我们似乎不是在朝着这种社会的方向发展。

因而，不论从哪方面看，我们必须下这样的结论：当今的各种社会结构是一致地有利于技术的，几乎起不到抑制它的作用。

剩下来只有国家有可能抑制技术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放弃了这一职能，放弃了它对技术的指导作用，听凭技术的发展。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以来，就技术而言，传统上起着抑制革新力量的每一种社会因素都被推翻了。现在的情况是“倒转”过来了：原来对技术起阻碍作用的因素都变成对技术起有力的推动作用了。（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公众舆论以及为实现这一点而作的经济的扩张就行了。）因而，没有东西能阻挡技术的进步，除了它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是无限和万世不竭的）外就没有什么限制它的力量了，因而它想怎么前进就怎么前进。

没有限度的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安之处。如果在看待当今的技术社会时不戴上理想主义的眼镜，看来最使人不安的是技术的特性使它能独立于人类本身。这并不是说机器会代替人类；这个问题的结论已是众所周知的了。重要的是，从实际上说来，人类不再具有任何手段采取行动来影响技术。人类没法限制它，甚至没法为它指引方向。有些人认为技术是处在社会的紧紧控制之中的，因为人类总是在不断发明新技术，还有些人随便遇到什么问题都乞灵于技术，当产生不良后果时，又希望能提出种种补救药方。但这些观点和希望都只是纸上谈兵。现实依然是人类不再有任何手段可用来制服技术，这不是一种智力现象，甚至也不是一种精神现象。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要改变它，人类必须以具有社会特性的障碍来反对它，只有通过这种手段人类才可能采取行动来影响技术。但是，具有社会特性的一切事物的特性都已为技术所改变。因而，没有什么具有社会特性的事物可用来抑制技术，因为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技术的奴仆。技术在本质上是独立于人类的；人类发现自己赤手空拳地面对着技术。现代人类推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脱离这种困境，那就是放弃本来可以从技术那儿获得的巨大利益。如果他不愿这样做，他会发现自己处于真正孤立无助的境地。

有人说，现代人类为技术所包围正如史前人类为自然所包围一样。但这只是一种比喻，尽管这比喻很贴切，但却说明不了多少问题。这两种环境都使人能生活在其中但又都使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两种环境都代表了一种可怕的力量、可怕的世界，人类虽然生活在其中，但又被封闭在其中。在征服自然的快乐中，人类没有觉察到他已作茧自缚，就象一个百万富翁发现自己被淹没在自己的财富中一样。人类的最后保护者国家，也和技术这个异己的力量携起手来了。

国家在现代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对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不久以前，各种不同的技术互相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时，国家的技术是如此。因为这些技术集中于某一领域，并且领域和领域之间也相差甚远；私人的技术也是如此，因为它们都是极端独立的工作结果，这些工作有所成果时，也只是在这一领域或那一领域，而且受专业左右。

国家对技术所起的基本影响是协调整个综合技术。由于国家在社会中具有特殊的计划能力，因而它就具有统一的功能。正是在这点上国家起到了它真正的作用，即协调、调节和平衡社会力量的作用。它起这个作用有半个世纪了，它把原来无关的技术互相联系了起来，比方说经济技术和宣传技术。为此它确立起负责起这种作用的机构，例如象国家各部之间的简单的联络机关。它把整个综合技术结合到一项计划中去。计划工作本身就是成功应用技术所产生的结果，并且只有国家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国家级计划。现在，我们看到洲际计划开始出现，不光是所谓的五年计划，还有马歇尔计划、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各种计划。

只是在计划工作之中，各项技术协调工作才得到了安排并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国家似乎更少是作为大脑统一指挥各项技术，而更多是作为联系工具，使得各项技术一方面各就各位，一方面互相协调。协调的实际例子太多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的协调、钢铁生产和汽车飞机工业的协调、医疗职业和社会保险的协调、外国商业和殖民地商业的协调、以及一切商业活动和财政的协调，等等。

不同技术领域间的关系越密切，在一个领域中的发现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就越大，就越需要创立传输机构把不同的技术结合起来。私人企业是完成不了这一任务的，这不仅因为这种现象是综合性的，而且因为技术人员本身都是些专家。只有国家才能担当起把不同专业结合起来这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国家大体上了解可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从而在开头能起到协调者的作用。由于一个领域的发现对其他领域已越来越有用，因而协调者的作用必然也就越来越重要。

让我们来看一下生产影片所需的各项技术。这里有金融上的、文学上的和电影摄影上的技术，还有较次要的技术，如化装、灯光、声响等，还有全新的技术，如剧本技术等。这些电影技术虽然复杂，但是一个人的大脑也可掌握，因而在有些情况下，管理工作一个人也可担当。但是请设想一下，要协调国家规模的复杂技术群该有多么困难！在此情况下，随着国家担当起协调任务，组织者、管理者、协调者——不管叫什么名称，他们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了。而且，只有国家能完成这项任务。这种情况已成为现实；国家已在从事为各独立的技术专业领域之间搭桥的工作。各种专门学科——如生物学、工程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已结合产生出诸如心理技术和工业关系之类的新技术。但这些单独的学科也以更有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所谓的人类技术(human techniques)、物理学和政治在宣传中的结合。

除了协调各门技术外，国家还提供私有企业无法提供的物质手段。北极探险，在半世纪之前一个人或者最多是几个人组成的一个探险小组就能进行，但在今天私人探险就不行了。以前只需要一些爱斯基摩人的装备，如小船、雪撬和狗，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勇气；今天则需要复杂的机械设备：飞机（专门备有防冷装置和冰上降落装置）、履带式卡车、无线电和无线电话、预制房屋等等。今天去北极探险的人可以有种种减少危险的手段供他使用。当然也可使用老方法——冒着生命危险去探险。但何必这样做？为什么在不必冒生命危险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情况下去冒生命危险呢？这样做显然是不理智的。我们必须冒最小的危险利用最佳的手段来达到最佳的结果。但是私人是无法调动这些探险所需的巨大设备的。这些手段必得由国家调拨，只有国家才能提供大量的现金、才能利用私人无法利用的财政技术。海洋开发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一个人从事的不是业余的而是正当的或其他性质的工作，就必须请求国家的支持，让国家提供费用，解决行政上的问题。

但是国家提供援助也要求有所回报。国家不会让个人只是为了娱乐或出名去北极探险。国家希望得到有形的技术成果。国家是为了科学研究或获得某种开发权才提供援助的，例如矿物资源开发权和航空权，其结果必须能增加国家的技术力量，这是国家和个人间的合同得以签署的唯一条件。

国家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十八世纪时国家就给予发明家以酬报，那时，这些酬报与某些航海方法的发现有关（精密航海时计、教学用表等等）。其后一段时期国家资助科研的劲头似乎冷了下来，但在最近三十年中它又恢复了奖励技术家和发明家的政策。

2000年展望。  1960年巴黎快报周刊发表了一系列美国和苏联科学家论2000年社会文章的摘要。这些幻想如果只是科幻小说家和喜欢发表耸人听闻文章的记者文学上的随笔，我们只须付之一笑。但是，现在诺贝尔奖金获奖者、苏联科学院院士和其他名望很高的科学家也在写此类作品。他们的想象力甚至使科幻小说相形见绌。到2000年，去月亮旅行和载人人造卫星都将成为常事，一切食物都由化学合成；世界人口增加四倍并稳定在这个数字上，一切金属可从海水和普通岩石中生产出来；疾病和饥荒将被根除，实现全民健康检查和控制；能量生产问题将完全获得解决。这里要强调，这些以前还只是见于哲学上乌托邦的预言都是严肃认其的科学家作出的。

最引人注目的预言是教育方法的转变和人类生殖问题。知识将被存贮在“电子库”中，利用电子编码信息直接输送到人的神经系统，再也不需阅读或学习堆积如山的无用的信息，你会收到并记住一切当时你所需要的信息而不必花费些须力气，你所需要的信息将不通过意识就直接从机器输送到你的大脑。

在遗传学的领域，将禁止自然生育。人口需要稳定，并全由最优秀的人所组成。人类的生殖将用人工授精法，按照米勒尔(Muller)的说法，这将“把在试管中受精的受精卵引入载体子宫，精子和卵子则分别取自理想的男子和理想的女子。并且，生殖细胞最好取自于那些死去已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人，以保证大家丢掉一切个人偏见，一致同意这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是真正值得后人效法的，这些细胞将取自‘生殖细胞库’，它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传遗产……这方法必须广为应用。如果一国的人民能明智而又大力应用这一方法……他们将能很快达到实际上不可战胜的水平……”

也许，我们对此不应只是感到惊异，而是应该好好想一下。面对将来的这些科学奇迹却没有人提出过有关过渡时期的问题。例如自动化问题，这个问题不久就会尖锐起来，我们将如何解决自动化引起的社会、政治、道德和人性上的问题。例如，怎样解决失业这个巨大的经济问题？在米勒尔的更为遥远的乌托邦中，如何强迫人类不进行自然生殖？怎么劝说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既然食物都是化学合成，现在以农业为生的人往哪儿摆？我们又如何把众多的人口均匀地安排在地球上，特别是人口将会增加四倍？如何解决争夺外层空间的问题？怎样使各国间的边界消失？（这最后两个问题中必得解决一个）。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们只要想一下由于煤和电力的工业开发所造成的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却是严重的问题；只要想一下时隔一百五十年这些问题还未能获得满意的解决，我们就有权利问：在下一个四十年中究竟能否解决上述这么多远为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有且仅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极权专政，以使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并且同时解决相伴而生的种种困难。科学家和技术的崇拜者不喜欢认真考虑这一解决办法，他们轻轻松松地跃过沉闷乏味的过渡时期，径直跨入黄金时代，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我们要问：我们果真能越过过渡时期吗？或者为了到达黄金时代，我们所需付出的血汗代价不会太高吗？

如果我们以严酷的、实际的眼光来看待金黄时代，我们对这些科学家不可思议的天真无知便会感到惊奇。例如，他们说他们将能自由自在地支配人类的感情、希望和思想，科学地达到某种有效的、预定的集体决策。他们声称他们能创造某种集体的期望，设立某种由个人组成的均质社会单位，禁止人们养儿育女，甚至劝说他们放弃生育。同时，他们却侈谈什么将保证自由，必须以一切代价防止专政。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的矛盾之处，不了解即使在过渡时期之后，他们的建议事实上也是最严厉的专政。

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科学家一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只会发表些最空洞的陈词滥调。这使人想起爱因斯坦一谈起上帝、国家、和平和生活的意义时所表现出来的平庸。显然，虽然爱因斯坦是个极稀有的数学天才；但他却不是巴斯卡；他对于政治现实或人类的现实一无所知，事实上，在数学领域之外他一无所知。爱因斯坦对他专业之外事物的见解的平庸与他在专业之内表现出来的天才一样使人感到吃惊。一个人将其全部能力应用于某一特殊领域似乎使他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甚至看上去接纳了更一般的文化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也是如此，例如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就很少有超出常人之处。而《巴黎快报》上的那些科学家的见解甚至还没有达到爱因斯坦或奥本海默的水平。事实上，他们的浮夸作风并不亚于常人。他们继承了十九世纪只求模糊笼统，不讲精确的传统。特别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能行使的巨大权力和几乎为零的评判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要行使好权力就需要有一定的评制、识别、判断和选择的能力。我们不能信任那些显然是缺乏这些能力的人。但是我们的命运显然是得在完全不了解人类冒险的意义的术士的掌握之下去面对“黄金时代”。他们说要保存杰出人物的种子，请问，谁来做裁判呢？老天爷！他们显然指的是由他们来作裁判。当他们宣布他们将保存他们认为是最完善的遗传种子并且为了获得这样那样的性格提出如何修改生殖细胞时；当我们考虑到他们在专业领域之外显得是多么平庸无知之时，一想到他们所认为的“最完美的”东西，我们就会感到不寒而栗。

这些聪明的人们没有一个提出他们的一切奇迹的目的问题。他们绝口不提“为什么”。现在的回答似乎是“为了幸福”。但是，幸福问题已不成为问题。我们最著名的神经系统疾病专家之一写道：“我们将能象现在使用镇静剂那样方便地修改人的感情、希望和思想。”我们的专家们说他们将能使人毫无来由地就感到幸福。因而，“黄金时代”的人类能在最贫困的情况下也成到“幸福”。那么，既然只须操纵神经系统便能使人成到幸福，还有什么必要让人去追求极度舒适的生活，极度健康的身体，极度丰富的知识和极度丰富的营养。这样，进行技术冒险的最后一点微不足道的动机也通过技术本身的存在而烟消云散了。

但是提出动机的问题有什么用处？提出“为什么”的问题有什么用处？这都只是某些回避技术进步的倒霉的知识分子的任务。科学家的态度无论如何是明确的。技术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技术。黄金时代之所以会到来就是因为它会到来。其他的任何回答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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