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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 语言总已是“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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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

作者：[英]亚瑟 · 布雷德利

译者：孔锐才

定价：38.00元

拜德雅丨重庆大学出版社

亚瑟·布雷德利 /文

孔锐才 /译

从德里达对过去2500年的考察中，我们能够很容易总结出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书写”概念：被写下的词语从来不被认为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被认为是一般语言的劣质的关联或次要的种类。但是，很明显，所有的这些都将会发生变化：战后时期的特点是思想、科学和技术的革命，这让我们能够一瞥一种新的关于普遍化的和自足的激进书写概念。为了迅速总结他的假设，德里达指出书写不再被看作只是一系列经验的标记或铭刻，而是某些更重要的事物：它是经验书写、一般语言，以及甚至是我们能够觉察那个超越语言的世界的可能性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中，它不停地改变着我们对语言、文化和整个人类活动领域的理解。但是，如果诸如马歇尔·麦克卢汉这样的媒体理论家从正在涌现的技术中得到启发是因为这些技术告诉我们未来的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德里达感兴趣的是，它们揭示了一个更加根深蒂固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语言自身的本质性质。对于德里达，书写的“开端”并不只是刚好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或社会学的现象，而且总是所有语言符号的结构性条件的某种实现：语言总是一种“书写”的形式，即使这个事实只是现在才变得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书写的“开端”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书本的“终结”。但是，为什么德里达在他所描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中仍旧如此强调当代时代的重要性？

语言转向

德里达认为，正是在二十世纪哲学中的所谓“语言转向”为“文字学”这种新科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正如理查德·罗蒂在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文集中认为，二十世纪哲学的特征——尽管在那些重要人物，如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别——是对思想中语言角色的新关注。对于罗蒂，语言不再只是人类用来描述在语言之外的世界中所存在的现象的工具或媒介：像“桌子”这样的词语并不只是命名我在其上写作的木质结构。相反，语言是我们所理解的构成人类领域的所有事物的决定性条件：意识、思想、表达、文化。例如，马丁·海德格尔有名的观点认为正是语言在“言说”人类——而不是相反；这是在说，语言命名了构成此在世界的事物，让其得到存在。现在，语言不再只是描述世界的事物，而是主动地构建我们的经验方式；这种对语言的理解被结构主义的革命所强化。对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语言符号给予了印象之流以形状和明晰性，否则后者将会是含糊不清的，这就像一副眼镜给予了近视者清晰的视力一样。仅仅是因为我有一个“桌子”的符号——它同时是能指，也是其指向的观念或概念——我才能够理解在我面前真实的、实际的客体。如果索绪尔关心语言是如何调解或建构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体验，那么他的结构主义的后继者将继续把他的原则从语言扩展到现实自身中：我们对真实世界自身——这个世界被认定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的参与是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意指模式所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非常严肃地讨论文化的“语言”（列维-斯特劳斯），讨论无意识的“意指的结构”（拉康），以及直接与意识相连的“深层语法”：语言的影响在一直深化下去。

码写转向

但是，对于德里达而言，这种“语言的” 转向正在被我们称为“码写”转向的事物所超越。现在正是书写，而不是普通的语言，变成了解释意识、文化、心灵等的主导方式：“现在我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事物称为‘书写’”。在他准备《论文字学》的同时，德里达能够观察到无数这种“码写转向”的例子不仅在哲学或在人文科学中出现，还在生命与认知科学的领域中出现。第一，他简要地提到之前数十年在分子生物科学中出现的巨大的革命：沃森和克里克的著名观点将人类DNA结构——在每个活生生的细胞中内置的信息——称为一种基因的“编码”或码写。第二，德里达提到最近在科学中的另外一种发展：控制论理论的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诺伯特·维纳和其他理论家开始描绘在有机体、机器人和社会网络中运作的信息传递的复杂系统——信息在反馈给它们自身的封闭循环回路中运动。但是，再次地，让德里达感兴趣的是诺伯特·维纳所描述的那种系统、回路和循环是通过一种普遍化的书写或铭写而建构的——实际上可以说是编程的。最后，德里达同样提到了理论数学唤起了一种非常独立于说话词语的书写概念。例如，黑格尔并不信任莱布尼茨所使用的那种抽象的数学符号，恰恰是因为它们是一种非语音书写的种类。如果一种“码写转向”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变得明显的话，我们可以补充道，它在今天仍旧是明显的。在他的考察中，德里达简略地提到了相类似的留声机的录音运作，但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数码革命——在这种革命中声波与光波能够毫无困难地转变成二进制编码或文本，然后重新转换回来——去看看另外一个从说话的脚镣中解放出来的日常“书写”的例子。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德里达不仅与哲学史对话，而且与当代发展的显著现状对话。

书写的开端

但是，这种在当代思想中的新的码写转向对于德里达自己的观点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再次地，我们必须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德里达并没有在发生于社会、生命和认知科学中的当代革命上看到任何绝对的新事物。毕竟，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依靠于（或者在自身内保存着）一种确实是非常古老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才让它们激进的发现能够被理解，而这个观念就是书写！相反，德里达之所以对当代码写转向感兴趣，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关于书写自身的历史、意义和本质的东西。［“书写”这个概念能够以这样一种激进的（普遍）和（自足的）方式应用到各种领域的事实就是一个症候，这个症候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更为复杂。］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德里达对码写转向的关注恰恰是因为它给予了我们一种关于在自我解构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洞见：他在指出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历史上的自我构建中——它告诉我们的关于生命、思想和历史的故事——的偶然性或局限性，以及它能根据一种极为不同的、不熟悉的路线重新被建构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逻各斯中心主义关于书写的观点：书写是一种替补、一种衍生，只是一个说话的能指的能指，而不是某些与思想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但是，如果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历史中只是将书写呈现为一种说话语言的亚种的话，那么分子生物学对内置于生命自身结构中的书写、编码或程序的发现将这个情景完全翻转过来——现在，恰恰是语言才是这种更普遍和根本的书写概念的亚种，而不是相反。对于德里达，文字学的科学对于我们理解过去2500年的故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现在，新的书写概念位于舞台的中心：在语言历史中一直被我们称为码写转向的事物可以更准确地被描述为一种在书写历史中的语言转向。换言之，我们可以说书写的“开端”并不是语言史中的一个新时间，而是某些一开始就铭写在其内的事物：语言总是已经是“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