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門展览︱嘉多特·布吉尔多：给画面注入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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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创造形状的变形来激发情感的感知，由此而来的画面像是被注入了灵魂”，即将在上海举办于内地首次个展的印尼艺术家嘉多特·布吉尔多这样说到，最初接受了绘画的专业培训，他早期的绘画和纸拼贴画更倾向表现主义的风格，无论是在自画像还是朋友的肖像中，他对扭曲的人脸的描绘都试图触发各种情绪的表达。艺术家的近期作品延续着这种通常由叙事驱动的表现性，并试图在图像中激活更为复杂和普遍的情感与力量的流动，正如他所说，给画面一些灵魂。纵观他的作品，不论是具象作品的演变和还是大型抽象挂毯，大部分都得以保持一种持久的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布吉尔多对不同人脸的描绘方式，从2007年《人脸》系列开始逐渐演变，直至近期作品都试图挖掘其存在于表面下的、超越直接感知的未知之物。在《人脸》系列中，布吉尔多首次开始用报纸或杂志拼贴，结合宽松的笔触来勾勒变形的脸部轮廓，紧张和动荡的情绪和状态——如愤怒，恐惧，讽刺和痛苦——仍然是相当克制的，但可以看出拼贴的运用有助于制造抽象或变形来加强情感的爆发力。《未曾消失的紧张2》是一件头部的雕塑作品，艺术家将线和织物缝在一个铁质骨架上，以织物“雕刻”和塑造夸张的头部形态。同时，布吉尔多开始在平面绘画中采用纺织布料和线来进行创作，并与报纸拼贴相结合，在这些早期织物拼贴绘画中常常凸出单色背景中的单个或多个形象，碎布被仔细地排列和粘贴以实验形象构成的不同色彩与形式。布吉尔多至今仍然在以与绘画创作相似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而他的画笔则变成了棉线和织物。

《一定有什么着了魔》，2008，布面纺织物，丝线，145 x 180 cm

布吉尔多对织物作为绘画媒介的使用开始于偶然对当地的缝纫工厂的参观经历，剩余布料丰富的可塑性激发了他的艺术兴趣，他也常常在日常生活中的闲逛中获得灵感，无论是当地的传统市场，还是他的家乡东爪哇玛琅的稻田，或者是日常与朋友、邻居和其他艺术家的会面都成为灵感的来源。他在一部简短记录片中解释到，“我在那些地方看到的形状和颜色常常激发我的想象力。它们不仅激发我在作品中表达这些艺术形态和色彩，有时甚至触发我对过去艺术经验的回忆。”也许使用织物作为艺术媒介并不是巧合：它的色彩、形状和材质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在构成故事叙事的同时得以增加情感的强度。

《贵族血统》，2015，布面丙烯、纺织品、线，200 x 150 cm

譬如，《一定有什么着魔了》是艺术家受到生活中所谓权威人物的故事启发而所创作的，他解释到，“有时，这些人会失去良知做出残忍的事情；又或是把人当作物品来控制他们，”作品中以织物拼贴所塑造的形象，与其说是再现某一类具体人物，不如说是创造残酷和痴迷着魔的感觉本身。同样，在《贵族》中他通过编织一张空洞的脸和拉长的身体来勾勒傲慢和冷漠的感知本身，而《伪装者》中严肃端坐的形象则明显地处于痛苦之中。此外，艺术家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创造动作或情感的流动，比如在作品《拯救英雄》和《花花公子》中的反讽和讽刺。

《拯救英雄》，2009，帆布、纺织品、线，150 x 200 cm

在其后一些作品中叙事或隐喻的特征被逐渐中和，并增加了一种强烈的静止感：《与自我的对话》、《沉思》中画面或者因艺术家的自我沉思而变得更加内敛和宁静；另一方面，他进一步从绘画、报纸、织物拼贴等相互结合的创作方法中获得的新平衡，也超越了叙事本身所能涵盖的范围。《机械人》和《奇怪的生物》这两幅近期创作的作品使用了不同的技巧以支撑这一转变：从侧重于特定的故事陈述到表现更普遍的意象，或者说从明确具体的感知过渡到区别于日常生活的异常感知。《机械人》提示人们生存的现状和周遭环境的变化——人类像失去意识一般如机器人一样行动。这件作品由杂志纸拼贴和织线创作而成，深色部分勾勒出麻木的面部轮廓，刺眼的红色棉线呈不规则状分散于画面，让形象的麻木更加地突出。与此同时，艺术家在没有任何叙事的情况下，于作品中发展出一种奇异的视觉安排，一片片的布料在缝、补、编、织、悬的动作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节奏，其结果更像是是自我诱发和自我生成的，而不是预先确定。

《机械人》，2019，帆布、杂志、线，200 x 150 cm

在展出的最新大型挂毯作品中，我们观察到作品中题目仅仅是作为线索或暗示存在以打开着观者的感知，也逐渐脱离早期作品中的明确的叙事倾向。近年来布吉尔多一直使用织物、棉线和颜料在画面上进行创作，在完成2011年于万隆的驻地项目后——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艺术家开始创作此类大型挂毯作品，这些作品仍保留特定的叙事指向，但又绝不再现和描绘具体事物。

布吉尔多希望在他的作品中展现出更多面向未来和富有想象力的、非实际发生的或可预测的事件。这些作品致力于传达一种对时间的持久和开放性的体验，在这种开放性中，艺术家必须完全投入在创作过程中，才可能产生超出最初意图的结果，正如在最近的作品中，织物被撕扯、缝补、编织成层，粗旷的笔触、滴洒的油彩、涂鸦、辅之夸张的变形——这些在画面中被组织起来的动作，以更抽象的感觉回应某些主题，不仅是对艺术家的一重挑战，更是对现实中被广泛感知和预见的存在的挑战。

《奇怪的生物》和在这次展览中的挂毯作品，譬如《生病的地球I》和《生病的地球II》都展现出一种隐喻模糊的未来景象，或如没有人类生命痕迹的地球。层层的编织物缠绕在一起，布卷须垂悬于整张作品表面，被刻意撕开的挂毯的裂口边缘被重新加工和编织——补丁层层叠加，填补留下的破洞，而展览中的双层布面作品《受伤的社区》、《撕裂的绿地》和《低于零摄氏度》则以更加明显的破坏性来揭示创伤和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