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 | 非黑/非红/非黄/非女，是作者或诗人

展览

非黑/非红/非黄/非女

 展期  2019.9.28-2020.1.4

 地点  德国柏林布鲁嫩大街9号

TACB的展览已经于9月底开幕，我们会陆续为大家带来展览相关的阅读和在柏林的展览现场介绍。

非黑/非红/非黄/非女，

是作者或诗人

位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的潘玉良墓  摄影：于渺

日光渐逝，特蕾莎知道，要赶在蒙帕纳斯公墓关闭前到达，她必须得快点儿了。“夏尔·波德莱尔”，“曼·雷”——这些现代主义男性幽灵的名字在一座座墓碑上，一路闪过；特蕾莎满脑子都是最近回到韩国的记忆，以及在异国他乡经年累月的疏离感，“一天，你举起右手，你就是美国人了”。

墓碑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在一座座墓碑中，特蕾莎目光急切地搜寻着“Pan Yu Ling”，这个她在巴黎警署档案中见到的名字。终于，她找到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PAN YULIN 1899–1977”。心中石头落地，她默默道：“你在这儿呀，远走异国，不再还乡。我把我的诗带来了。”特蕾莎轻声念了几行诗，随即将几页诗卷烧成灰烬。

“你在这做什么？”

这句话听起来是中文，特蕾莎曾听母亲说过。她转过身，看见一位身着深色旗袍的女人伫立在阴影中。特蕾莎被吓了一跳，错愕地用法语反问道：“你是谁？”

旗袍女人缓缓走出来：“所以，我是还呆在巴黎……我记不得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潘？是你吗？我在档案里见过你的照片……”

此时，另一个人从墓碑后闯入，并打断了她们的对话，“你生于无名，又身负多名，你是中华民国的女儿，也是亚洲新女性的象征。你是困于东方与西方夹道中的受害者。你是被钉在卑贱出身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也是反复被书写的女人……而你，”这个一头黑色长发的女人，转头看向特蕾莎：“你是书写的女人。”

三个女人彼此打量，满腹疑虑甚至有些敌意。终于，闯入者最先卸下防备，“我姓越，名南，你们可以叫我明河。”

“言语-辜负-我-没有-言语-没有-声音-盲目”

潘突然抓住特蕾莎的肩膀，眼中火光燃烧，恐惧不已。“我看到了死亡……我看到年轻人游行，母亲们哭泣……回到你妈妈那去吧！你出生前，她曾生活在满洲，现在她到了西方。我真想回东方去，但我被困在这儿了。”

空气中凝滞着哀痛，明河的声音沉静平稳，穿透其间，“非黑/非红/非黄/非女，是作者或诗人。黄蕊白花绿叶，出淤泥而不染。”此时夜色入侵，三人不禁悲从中来，执手齐诵：“没有消失/还没有/没有消失/剩下的几个/几个/几个剩下的时刻/它应该是那么好/它应该像消失的那么好/像消失的那么好，消失/但仍然 - 但仍然存在片刻时刻/仍然剩下的时刻/等待/等待何事何人在何时何地等待。”

不久之后，车学庆（上文的特蕾莎，Theresa Hak Kyung Cha,1951-1982）将搬去纽约。1982年11月5日，《听写（Dictée）》出版后一周，车学庆在下曼哈顿被残暴地强奸并杀害。到了1990年代初，多元文化成为美国艺术圈热衷的话题，人们将从种族和性别角度重新诠释车学庆的作品。2001年，她的回顾展“观众之梦”，将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美术馆和亚洲电影档案举办。郑明河将会为展览图册写作一篇文章，在展览的主题演讲中，讲述与车学庆的著作《听写（Dictée）》动人的相遇。潘玉良（1895-1977）将最终在1984年魂归故里，那时中国政府将她超过四千幅的画作运回安徽省博物院。在报纸、小说、电视剧和电影里，人们传述她的故事，塑造着不同的潘玉良。中国人大多将她视作“画自己裸体”的女画家，她始终是西方现代主义正典之下的一团迷雾，被这个一边加速一边遗忘的国家席卷吞没。郑明河（Trinh.T Minh-ha, 生于1952）将游历至塞内加尔，在那里度过三年时间，拍摄她的第一部电影《再一次集结 (Reassemblage)》（1982）。电影关注塞内加尔农村妇女的生活，同时质疑自身看待主体的方式，遵循的是一种导演形容为“并非叙说，而在贴近”的方式。1989年之后，她来到中国，拍摄《为内容而摄 (Shoot for the Contents)》（1992），影片是对权力与变革、政治与文化，复杂而诗意的叩问。她将孜孜不倦地演讲、写作和创作电影，讲述有色人种女性和女性跨越国界的生存抗争故事。这三位女性，将激励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写作者、文化先锋和知识分子，去想象和创造她们自己的世界图景。但，一切都在未来。当她们在时空交错中相遇于1979年，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无从知晓。

郑明河，《再一次集结》剧照，1982

1989年，郑明河出版了她的重要著作《女人、本土、他者：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彼时，当代历史中一些动荡的变革事件尚未发生，比如冷战结束，所谓的东亚奇迹和身份专制主义在全球的肆虐扩张。但是郑明河已经提出了对女性非二元论的认知，她说：“两种虚幻的身份区分，一是种族，二是女人（或更确切地讲，女性），再一次参与到欧美二元理性系统和其古老的分治策略。”在当今社会政治分化的背景下，她的批判显得激进而富有远见: “不再有虚幻的反映，而是两个存在的重叠，因此永远恐惧着一个存在吸收另一个存在……你我同在于此，但我们中的一个注定会在另一个的阴影之下。”她为写作和讲故事背书，以抵制固化的西方学术话语范式。

受郑明河启发，展览“非黑/非红/非黄/非女”，缘起于三位主人公虚构的相遇，受益于她们的作品和文献的启发。如车学庆的《听写（Dictée）》（1995），《盲音（Aveugle Voix）》（1975），《通道/景观 （Passages / Paysages）》（1978）和《流亡（Exilée）》（1980）；郑明河的《女人、本土、他者：后殖民写作和女性主义》（1989），《再一次集结》（1982）和《姓越名南 (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1989）；以及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对潘玉良的无数书写。通过对她们的表演、电影和作品的文本重访，玉良、特蕾莎和明河的故事彼此编织叠合，交响的序曲逐渐成声。

这些都是关于女性的独特故事，她们在不同的文化、地缘和历史背景中寻找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声音，与身份困境纠缠抗争。回溯她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殖民记忆，以及她们在冷战夹缝中曲折穿梭的旅程，那些因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退至后台的冲突历史，又以东西分裂之外的悖论形式重新浮现。不得不说，想象这三个女人在巴黎的相遇，远比起确证她们作为艺术家与女人，在时空错位中的共鸣，要简单得多。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大胆地说，无论个人轨迹、文化认同、意识形态立场和对性别的理解如何千差万别，我们仍能成为她（他）们。当今甚嚣尘上的身份专制政治，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危机和敌意，它困扰着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在身份认知的禁锢之下，生活总是被想象为对立与冲突。有鉴于此，我们将展览想象为一场“她（他）们”逐渐融入“我们”的对话，声声交融，此起彼伏。在这曲多重叙事的复调中，历史与虚构，性别与文化的分野变得模糊。展览所涉及的艺术家，在流动与离散之中寻求与自己的观念呼应的对象或人物，探索主体间相互关系的全新维度。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充满怀疑与敌意的时代，以开阔的胸怀前行。这个世界的现实和想象被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侵蚀：东与西，南与北，如同鬼魅的镜像；民主与集权成为硬币的两面；而我们弥合历史的集体渴望则沦陷于个人对永生的无止境渴求。为了打破这种对现实的虚幻反映，让新的现实浮出，故事需众声讲述，展览将从一而三。

“非黑/非红/非黄/非女”是一组三部曲的首幕，后续篇章将于不同的地区或机构中展开。展览的第二幕“神秘之我辈”，受启于乌苏拉·厄古恩所提倡对集体代词的复活，女性诗人、作家、电影人、活动家、揭发者、女巫、神棍、鬼魂、黑客、赛博劳工和家庭主妇的人文肖像将充盈于展厅之中。第三幕“信誓旦旦”，将以游吟或舞台的方式将诗人、音乐人、舞者和戏剧表演者组织起来，邀请形形色色的人们以临时集合的方式认识彼此。

“非黑/非红/非黄/非女”展览现场，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9。摄影：@graysc.de.

我们借此机会表达感谢，向许多讲述了自身面对历史、文化和身份时种种故事的艺术家；向所有女性写作者、电影人和文化生产者；向教会我们养育、分享和连结的母亲们；向所有贡献了他们的慷慨热诚参与到这个项目从概念至争论到形成过程的友人们，他们是奥马尔·法斯特、斯特凡·海斯赖赫、 Amal Issa，Andrew Maerkle，Patricia Reed，郑明河和于渺。还有广东时代美术馆以及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大家庭，使得展览成为可能，感谢所有支持我们一路探寻求索的家人朋友。

推 荐 项 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