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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逆练福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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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听说有人要“逆练福柯”，还要“推进全景敞视主义的本土化”，这怕不是被规训上头了吧，还打着福柯研究和福柯导读的幌子，也真是够走火入魔的。

说到福柯导读，我们出好几种书了，再次跟大家推荐下，或有助于理解福柯：《福柯：关键概念》即将出版；《导读福柯》、《福柯思想辞典》、《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和《导读福柯〈性史 (第一卷) : 认知意志〉》已出；还有皮埃尔·马舍雷的《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和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的《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以及福柯的两部讲座集，《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福柯198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和《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福柯自己和关于福柯的书，敬请关注，以免“逆练”！

《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版)已上架，今日推送译者庞弘老师为此修订版写的代译序。

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版）

作者：安妮·施沃恩 / 史蒂芬·夏皮罗

译者：庞弘

定价：35.00元

拜德雅丨重庆大学出版社

代译序

◆◆

空间规训[1]

◆◆

理解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的关键概念

在西方当代思想史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一位以兼收并蓄著称的人物，其代表作包括《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知觉考古学》、《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性史》（三卷本），等等。在福柯广博的知识谱系中，《规训与惩罚》是一部不容错过的著作。该书聚焦于17世纪以来的法国刑罚史，展现了惩罚方式由“酷刑”到“监狱”的变迁过程，进而对现代“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的权力运作机制加以深入解析。作为福柯谱系学（genealogy）研究的典范之作，《规训与惩罚》涉及权力（power）、知识（knowledge）、惩罚（punishment）、身体（body）、自由（freedom）、主体性（subjectivity）、真理（truth）、僭越（transgression）、革命（revolution）等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空间规训”（space discipline）具有不言而喻的战略意义，它不仅连缀、编织起福柯的规训思想体系，亦揭示出在一个“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背景下，当代社会的某些趋向与发展可能。故而，对空间规训的深度开掘与恰切诠释，便成为破译《规训与惩罚》的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何为“规训”？

空间规训由“空间”（space）和“规训”（discipline）组合而成，故而，对规训一词的阐明便成为理解空间规训的必要条件。在西文中，discipline常表示“纪律”、“训练”、“训导”、“管教”、“惩戒”、“校正”，亦可表示为一种现代知识话语的“科目”或“学科”。[2]在福柯笔下，规训一词被赋予了特殊内涵，意指对个体加以干预、操控与塑造，使之变得恭顺而驯服的技术手段。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对规训的生成语境、主导特征和运作逻辑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福柯首先回顾了规训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在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阶段，“君主权力”（sovereign power）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权力形态，其最鲜明的表现，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实施的残酷刑罚——弑君者达米安（Damiens）所遭遇的被铁器撕扯、被硫黄炙烤，乃至被四马分肢、焚尸扬灰的惨剧，便是最形象化的说明。酷刑的最主要功用，谓之“杀一儆百”，即通过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的肉体，以象征性的方式彰显君主对触犯其威严者的复仇，并造成对围观群众的恐吓与震慑。在此，酷刑将体现出一种“司法-政治功能”（juridico-political function）：“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它用展现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恢复君权。”[3]随着时间的推移，酷刑的威慑作用变得愈发有限，原因有二：其一，酷刑在令人心惊胆寒的同时，亦可能因过度残暴而引发某种“反转”。当直面刑场上血肉模糊的犯人时，人们往往对其心生同情，甚至将其美化为一位慨然就义的殉道者，一位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4]那样的英雄人物。在此种状况下，统治者反倒被指认为嗜血成性的恶魔，而抗争与反叛之火亦将在民众中不断蔓延。其二，更重要的是，社会形态的转变对惩罚提出了新的要求。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中产阶级日益取代国王而跃升为社会主导。伴随中产阶级社会的来临，犯罪形式亦有所改变：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大规模、群体性的暴力犯罪，在中产阶级社会，非法活动更多由个别人或小团体发起，其目标在于以走私、偷窃或欺诈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鉴于此，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目标，便不再是借严刑峻法以儆效尤，而是通过对惩戒技术的改进来“对付变得更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5]，进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契约加以维护。以上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使酷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又催化了规训在现代社会中的蓬勃兴盛。

接下来，福柯就规训的内涵与属性详加阐述。福柯宣称，规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或“机构”，而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所包含的，是“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6]规训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在范围上，规训并未诉诸大规模的人群，而是以个体为目标，甚至试图将人体的不同部分区别对待；其二，在对象上，规训不再关注人体的诸种表象（representations），而是着眼于身体的“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以操练身体并使之变得驯服而高效；其三，在控制模式上，规训聚焦于个体的活动过程而非结果，并通过“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通过对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缜密安排与重新构造而发挥作用。[7]足见，规训不同于奴隶主对奴隶的横征暴敛，而是潜入人体“内部”，不动声色地改造主体的精神世界；规训不同于君主对臣民的居高临下的训斥，而是以碎片化、非中心的姿态，散布于社会生活中每一个隐微难察的角落；规训亦不同于禁欲主义对本能冲动的无情扼杀——作为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而生的存在，它一方面致力于削减人体力量，使个体屈从于各式威权的宰制，另一方面，又试图从某些方面强化人体力量，使个体孜孜不倦地投入经济生产活动。由此，福柯提出，规训的范例是巴黎监狱中的一份作息时刻表，它将犯人的一天分解为祷告、工作、进餐、休息和学习等不同阶段，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其一举一动加以全方位的把控。基于对规训的理解，不难看出福柯对马克思（Karl Marx）的承续。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的核心诉求，在于转变生产方式，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在福柯看来，规训的一大目标，同样是依凭对“驯顺性”（docility）的提升来增强“实用性”（utility），亦即使个体深陷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并不断创造出中产阶级所渴慕的经济利益。当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经济与政治虽是“决定-被决定”关系，但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福柯则相信，在规训的运作过程中，经济（即效益最大化）与政治（即对个体的征服）两个维度始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加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8]

藉由对规训的深度开掘，福柯揭穿了现代人道主义温情脉脉的假面。他一再暗示，酷刑在今日的隐遁，并不意味着社会已变得更开明、仁慈、博爱，而是传达出一些令人细思极恐的征兆。诚如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所言，现代社会的要旨并非减轻约束，而是“从野蛮但分散的肉体惩罚转向减少疼痛但更具侵犯性的心理控制”[9]，亦即以微妙、隐晦、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来达成对个体精神与人格的彻底操控。克瑞西达·海斯（Cressida J. Heyes）对此深有感触。在她看来，规训所缔造的是一种新的个体身份：“这样的个体是一个循规蹈矩、温良恭顺、自我监督的人，他被认为……将以特定方式发展，并服膺于更严密、但似乎又更温和的管理方式。”[10]

从“规训”到“空间规训”

福柯较早认识到空间的重要意义。他承认，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程中，空间往往“被看作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11]，往往意味着时间的无足轻重的附庸。但他相信，上述状况在现今已悄然改变：空间不再是纯然的“方位”或“处所”，不再是令人生厌的“中空容器”，而总是与主体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乃至生存焦虑保持着血脉关联。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12]。纵观福柯的学术生涯，空间虽未被频繁谈及，却又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精神脉络。[13]

对空间与规训的亲缘性，福柯同样有较深入认识。他观察到，权力弥散于空间之中，并依凭空间而得以持存与维系。故而，空间不仅是一切公共生活的基础，亦充当了“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4]。作为现代权力的典范形态，规训自然与空间保持着密切关联，其最显著表现，在于“空间规训”这一权力运作的特殊方式。所谓空间规训，意指通过对空间的刻意为之的筹划、设置与构造，对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心悦诚服地屈从于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并逐渐蜕变为驯顺而高效的“被规训的物种”。在此过程中，空间是规训的最重要载体，又充当了规训发挥效能的难以替代的路径：“一系列围绕生命……而启动的控制配置、力量图表、分割和分布，以及场地和组织正是通过空间才得以展开”[15]。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将空间规训指认为一种“分配的艺术”（the art of distributions），它主要涉及如下几个层面：一是空间的封闭性。个体应当被限定于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之中，从而远离公众的视线。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对个体行为加以有效监管，以防止骚动、叛乱、消极怠工等意外状况的出现。封闭式空间的表率，是日益被高墙或大门所隔离的兵营、工厂或修道院。二是空间的分隔性。空间务必被细分为若干更小的“单元”，使每一个体各居其所。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截断个体之间可能的纽带，以消除人群的大规模聚集或流动，另一方面，是要制造一个“可解析的空间”（analytical space），藉此对不同个体加以分门别类的评估、审查与管制。分隔式空间的范例，当属寄宿制学校的宿舍，它将学生按编码（即学号）安置于一个个单元（即床位）之中，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对为数甚多的学生的管理。三是空间的功能性。空间应成为一个“功能性的场所”（functional site），它不仅保证了对个体的严密监管，亦有助于个体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在现代工厂中，这种功能性特质有集中体现。工人不再如传统手艺人一般掌控全局，而只是作为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对产品生产中的某一细节（哪怕是一颗螺丝钉）负责。这种机械化的操作使劳动变得刻板、乏味、令人窒息，但无疑使生产效率得以大幅度提升。四是空间的等级性。在规训的施行中，空间被分解为具有流动性和可互换性的诸多因素，每一因素的价值取决于其所处位置，而这种微妙的位置感，成为促使人们认同既定秩序，并为之倾注心力的重要诱因。等级性的一个绝妙案例，是中学或小学的教室：不同学生往往按“表现”被安置于不同座位（“表现良好者”通常坐在前排，并享有教师的更多优待），从而于无形中建构起一种“人人争先”的竞争机制。[16]总之，空间规训的实质，在于构造“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17]，它不仅把控着具体、有形的空间配置，亦凸显出对个性、情感、意向等隐性维度的深刻影响，从而成为物质与精神、现实与想象、肉体与灵魂相交织的独特存在。

由此，福柯展开了对监狱的讨论。照理说，较之酷刑等其他惩罚方式，监狱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诸多缺陷。[18]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几乎在转瞬之间，监狱便跃升为现代西方社会中主导性的惩罚模式。福柯笃信，监狱之所以风靡不衰，关键在于其完美践履了空间规训的内在逻辑。自19世纪初以来，监狱“剥夺自由”的功能愈发与“改造个体”的诉求紧密关联，它的宗旨，不仅是扣除犯人的时间来向社会“还债”，也是对犯人的整个生命加以干预和治理。换言之，监狱有必要成为一种“全面规训”（omni-disciplinary）的空间形态，它表征着对犯人的“几乎绝对的权力”，进而“对每个人的所有方面——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道德态度、精神状况——负起全面责任”。[19]福柯概括了监狱在空间建构上所遵循的三条思路：首先，监狱的标志性特征是隔离，即“使犯人与外部世界、与促成犯罪的一切事物、与促成犯罪的集团隔离开，使犯人彼此隔离”。按照监狱设计者的构想，将犯人分隔在逼仄的单人囚室中，将大大降低其私下串通并图谋不轨的可能；当犯人孑然独处时，他们往往对罪行深感悔恨，并坚定痛改前非的决心；同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犯人更容易听命于看守或狱卒，从而变得平静而温顺。其次，监狱还有必要使犯人工作。表面上看，让犯人投身工作，要么是为了培养其劳动技能，要么是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以赚取高额利润。然而，在福柯看来，监狱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并非一座工厂，而更类似于一部巨大的机器，“犯人-工人既是它的部件，又是它的产品”。即是说，监狱在驱遣犯人制造产品时，亦试图“按照工业社会的一般规范制造出机械化的个人”。监狱之所以向犯人支付工资，并非犒赏其辛勤劳动，而是要激励其改过自新，并毫无保留地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行体制。再次，监狱还“愈益变成一种调节刑罚的工具”。监禁时间不完全取决于犯罪的类型和严重程度，而应依据犯人在狱中的具体表现灵活调整。这样，监狱便体现出某些医院的特征，它以“缩短刑期”为药方，促使犯人根除其违法乱纪的欲望。至此，一个有趣的现象随之出现。监狱管理者拥有了凌驾于法官之上的绝对权威，他们可结合具体情况，对监禁时间加以自主裁量。当然，不同于“旧制度”时期的蛮横与专断，这种权威是通过“观察、鉴定、分析、报告、分类”等一系列精微的技术手段而实现的。[20]最终，监狱被构造为一座“教养所”（penitentiary），旨在从道德、品质、情趣、秉性、价值观等层面对犯人加以深度改造，使之无可挽回地沉陷于规训的罗网。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一语道破了潜藏在监狱之中的规训法则：“……福柯所讨论的‘监狱’，不仅是那种由看守监视着的、由砖石和钢铁构筑起来的监狱，它同时也是一种内在于人心之中的‘监狱’，一种由良心监视着的、由人的自然倾向和爱好构筑起的‘监狱’。”[21]

监狱的存在给人以一种错觉，似乎只要身处牢栏之外，便一定能享有绝对而充分的自由。殊不知，监狱在空间规训上的恰切性，已使其结构原理和运作逻辑为诸多社会机构竞相仿效。放眼望去，无论是工厂的车间、医院的病房、公司的格子间，还是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校园，皆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监狱的特征。[22]由此，福柯解构了西方思想史上关于“自我”（self）的神话。在他看来，自我并非独立、自主、自足的存在，而是各种规训与审查技术的造物，充塞其中的，是一整套“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的“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23]自我所昭示的，并非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由与解放，而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现代陷阱。

全景敞视监狱：“空间规训”的典范模式

如果说，监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空间规训的特征，那么，空间规训的最完美、最具典范意义的版本，当属福柯详加解析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全景敞视监狱（或曰“圆形监狱”）来源于英国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设想，其基本构造原理如下：

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24]

作为空间规训的集大成者，全景敞视监狱包含如下几个关节点。首先，全景敞视监狱对“可见性”（visibility）有非一般的执着，它致力于使每一个体清晰可见，并处于持续的审视与监督之下。在此，权力并非以暴力诉诸肉体，而是在某种光学法则的驱遣下运作，即通过对个体的目光接触，令其置身于一个难以摆脱的权力场域。基于对可见性的追逐，全景敞视监狱颠覆了人类文明史上关于“光明”/“黑暗”的经典对立（或福柯所谓的“二元话语”）。长久以来，光明是公正、理性与秩序的表征，黑暗则无异于充满未知恐惧的深渊。在全景敞视监狱中，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25]其次，全景敞视监狱践履了“效率”这一现代社会的最重要诉求，即用最小的投入换取对最大数目人口的管制。由于每间囚室只能关押一名犯人，全景敞视监狱便制造了强烈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效果，它将犯人转化为孤立、封闭的存在，最大限度地规避了暗中勾结或聚众喧嚷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依凭别出心裁的空间设计，全景敞视监狱将囚室中的犯人建构为被观看的对象，同时剥夺其观看的机会和能力。这样，全景敞视监狱“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26]换言之，由于犯人不知自己何时会遭到窥视，他们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并不得不时刻保持举止合宜——哪怕瞭望塔上压根没有看守时亦复如此。最终，监视的威胁并非来自外界，相反，犯人将成为自我监视的本原。鉴于此，福柯宣称，全景敞视监狱不啻为空间规训的最精妙手段——“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27]再次，由于造价低廉、简便易行，全景敞视监狱体现出极强的普适性，它几乎适用于一切想象力所及的对象或情境。福柯观察到，时至今日，“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空间法则已被包括政府、法庭、学校、精神病院、军营在内的诸多机构广泛采纳，[28]从而成为现代国家威权得以确立的制度化基础。他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29]随着全景敞视主义的普及，权力亦呈现出独特的“关系性”（relational）形态，它不再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加，而是悄无声息地弥散于整个社会领域，对个体施以微妙、细密、绵延不断的干预和操控。

福柯敏锐感受到全景敞视监狱对当代生活的侵入。在他看来，全景敞视主义所带来的是“一种无面孔的目光”，它将使整个社会转化为一片可供观察的场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30]如今，这种社会的“全景敞视化”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学者发现，在当前，建筑不只是个体栖居的处所，依凭“门禁社区、可视监控系统以及堡垒式安全装备”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建筑攫取了个体自由行动的能力，并导致其从肉体到心灵的全方位屈从。[31]放眼今日之都市空间，数不胜数的监控与记录装置，更是让人联想到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老大哥”冷酷、凌厉、无从逃遁的目光：

从道路收费系统到手机电话，从地铁站里的摄像头到印有条形码的办公室门钥匙，从商店的会员制到工作中对互联网使用的检查，监控网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城市之中。不过，其目的倒不一定是要盯着每一个实际的事件看，尽管这始终是个重要目标——不如说，这更多地是为了预见行动，为不测事件作准备。[32]

值得一提的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全景敞视主义的法则同样有生动演绎。在网络空间中，人们以匿名的姿态出场，尽情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甚至是最不可告人）的情趣、嗜好和欲望，殊不知，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将被电子数据库“留此存证”，并通过点击、评论、搜索记录等相对固定的形态而显现。故而，人们在享受“从心所欲”的巨大快感时，亦极有可能使自己毫无遮掩地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从而再度为一个Web2.0版本的“全景敞视监狱”所禁锢。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对此颇有感触：“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保存下来，我们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追溯的。我们无时无处不留下数字痕迹。在网络中，我们的数字生活被精准地呈现。全盘记录生活的可能性使得监狱完全取代了信任。大数据当上了‘老大哥’。对生活的无缝式的完全记录让透明社会更加完满。”[33]他还观察到，在网络空间中，“看守”和“犯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在身陷他人目光之囹圄时，又常常24小时无休地向他人投以窥探与猎奇的目光。由此，韩炳哲提出，较之福柯所谓“生命政治”（biopolitics）对公民之生老病死的操持，网络空间所催生的是一种更难以抵御的“精神政治”（psychopolitics）：通过“看”与“被看”的交织与转换，网络“从内心出发对人们施加监视、控制和影响”，[34]从而无可避免地改造了主体的社会行为。

“空间规训”的抵抗之途

空间规训不仅是形上思考的结晶，它所映射的，是空间与权力的交叠带给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困境。在今日之学术研究中，空间规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诚然，空间绝非同质化的存在，而是“物质”与“精神”复杂纠缠的产物。然而，在全球化与都市化的背景下，研究者多聚焦于空间变迁中直观、外显、物质性的一面，相应忽视了空间之维在精神与情感层面的微妙影响。[35]基于此，对空间规训的透彻诠释，便体现出补偏救弊的价值，它有助于人们深入个体生命体验的复杂机理，从中发掘出空间与权力在当下交互指涉的更丰富可能。

至此，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空间规训的阴霾之下，那么，这种空间规训的力量是否就不容抗拒？乍一看，福柯的态度是令人沮丧的，他将《规训与惩罚》最后一章的标题命名为“the carceral”，以表示监狱向整个社会扩张和蔓延的总体趋势。[36]在他看来，整个社会已化身为一片此起彼伏的“监狱群岛”（carceral archipelago），从而使规训的影响力渗透至“最轻微的非法活动，最不起眼的不正规、偏离或反常以及过失犯罪的威胁”[37]。然而，在福柯貌似晦暗的话语中，仍然可依稀见出些许希望。施沃恩（Anne Schwan）和夏皮罗（Stephen Shapiro）对此深有体会。基于对《规训与惩罚》的文本耕犁，他们断言，福柯并未描绘一幅“封闭铁屋子”般毫无出路的图景，而是暗示出改变的可能：“如果说，规训在今天依然能保持高效，那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遭受充分的挑战，它之所以依然如此高效，是因为它是以一种几乎‘不可见’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然而，福柯的终极目标在于阐明规训的运作方式，以使其能够受到挑战。”[38]

或许，我们可以从两条路径来应对空间规训的侵蚀。其一，是主体性路径。在福柯看来，权力并非恒常不变的压抑与束缚，而更类似于一个具有交互性、生产性和流动性的关系系统。[39]故而，主体不仅为权力所塑造，亦将作为权力关系中的一个节点，以地方性的姿态对权力加以抵制。对此，不少学者已有过深入思考。如狄安娜·泰勒（Dianna Taylor）便宣称，规训并未扼杀主体的自由，而是使主体获得了脱离当下位置的可能。这样，主体便有机会在自由的实践中对权力关系加以引导，进而颠覆既有的、似乎不容置疑的规范与秩序，将自身建构为不同于“当前之所是”的存在。[40]约翰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则强调身体在抵抗规训中的“策源地”意义。在她看来，身体（及其快感）既充当了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代译序权力的某种效果，又成为一个无法被权力所秩序化的特殊节点，并逐渐使主体存在的自由维度得以彰显。[41]然而，主体性路径所面临的困局是：既然福柯断言，规训（尤其是空间规训）已遍及当代社会，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种借以反抗规训的“自由”或“身体快感”是源于主体的本真体验，而并非依然是规训的结果？其二，是技术性路径。在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眼中，技术无异于人类的“本体性缺失”：它一方面昭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引导着人们“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42]，并逐步建构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诚然，空间规训的关键，是诸种技术装置对主体能动性（agency）的俘获。然而，技术的作用并非全然消极，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为主体注入强大能量，并转化为抗衡空间规训的积极策略。如前所述，网络空间使全景敞视监狱获得了新的生长土壤，但网络所独有的技术情境，同样为主体性的觉醒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如在现今网络热点事件所促发的“全民围观”中，普罗大众被赋予了观看的权力，而一度居于“瞭望塔”顶端的少数权势人物，则多半降格为遭受无数人目光洗礼、质询与审判的对象。上述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全景敞视主义的固有格局，并有助于达成揭露丑恶、维护正义、扶持弱小等积极的社会-文化功效。[43]当然，如何使公民培养健全的技术理性，从而在技术的“规训”与“反规训”向度之间做出恰切的选择，这又是另一个有待深究的问题。

注释

[1]作为我最重要的生活伴侣，李赛乔同学对本文的撰写亦有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当然，“规训”与“学科”的同构性在当下已愈发明显。作为现代性分化（differentiation）的产物，学科一方面提升了研究的效率，另一方面，又导致学术人困守于狭窄的小圈子中，成为偏执一隅的“技术专家”。学科在精神层面所带来的匮乏，其实和规训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3]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3页。

[4]威廉·华莱士是苏格兰独立战争的重要领袖之一，他在被公开处决时发出的“自由”的呼喊，在无数苏格兰人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华莱士的传奇故事在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主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勇敢的心》中得到了精彩演绎。

[5]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99页。

[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1-242页。

[7]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55页。

[8]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56页。

[9] [美]加里·古廷：《福柯》，王育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3-84页。

[10] Cressida J. Heyes. “Subjectivity and Power.”Michel Foucault: Key Concepts, ed.Dianna Taylor. Durham: Acumen, 2011. 163.

[11]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地理学》，严锋译，载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

[12]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13]朱迪特·勒薇尔（Judith Revel）指出，在福柯的思想版图中，对空间的言说展现为如下三个扇面：一是“对关押的思考”，即围绕监狱、医院、精神病院等隔离与禁断机制的研究；二是“违犯和反抗”，即对如何逃离或僭越诸种“界限”（limits）的追问；三是“对城市空间及其组织，对移居现象或殖民进行独特的探索”，其关注焦点，在于人们所熟知的外显的、具象化的空间构造。参见[法]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50页。

[14] [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陈志梧译，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15] [法]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16]关于“分配的艺术”的四个层面，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60-167页。

[17]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67页。

[18]大体上，监狱的不足之处包括：（1）以监禁为主的惩罚方式缺乏针对性；（2）监狱的运营成本太过高昂；（3）监狱将犯人隐藏在幽闭之处，无助于进行公共教育；（4）犯人在监狱长期生活后，很难重新融入社会；（5）监狱使犯人彼此接触，并交流犯罪经验，从而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技能提升班”；（6）监狱是一片“隐匿晦暗的、充满暴力的可疑之地”，各种“躲猫猫”的情况时有发生，犯人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8-129页。

[19]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64页。

[20]关于监狱在空间构造上的三条路径，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64-278页。

[21] [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22] 2016年7月，一次参观女子监狱的经历，使笔者真切感受到大学与监狱在空间规训上的相通之处。且不说大学在空间设置（宛若“鸽子笼”的宿舍）、时间规划（规律到有些乏味的作息时间）、动作编排（各种繁琐制度对行为的约束）等方面与监狱的类似，更令人记忆犹新的是：监狱中的犯人为了获得“积分”以兑换刑期，必须收敛锋芒，对管理人员言听计从；同样，在校学生为了赚够“学分”以顺利取得文凭，必须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在某些时候，还不得不摧眉折腰。足见，监狱与大学在运作方式上是何其相似！

[23]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页。

[24]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24页。

[25]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25页。

[2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26页。

[27]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载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28]在观看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的成名作《飞越疯人院》时，不少人想必对片中精神病院的内部构造印象深刻：大厅的四周是供病人休憩与活动的空间，在大厅正中，则伫立着一座由玻璃窗围成的、四面透明的护士室。暴君式的女护士长藏身于玻璃小屋，将精神病患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精神病院所呈现的空间形态，无疑是全景敞视监狱在现代的一个微缩模型。

[29]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地理学》，严锋译，载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30]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0页。

[31]参见[英]伊冯·朱克斯：《监狱建筑之美学与反美学》，张杰译，载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建筑、空间与哲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1页。

[32] [英]艾伦·莱瑟姆等：《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33] [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02页。

[34] [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1页。

[35]如在近些年大热的《驱逐》一书中，美国城市学家萨森（Saskia Sassen）提出，“驱逐”（expulsions）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权力范式。所谓“驱逐”，意指全球经济复杂化所造成的野蛮后果，其中包括社会主流对贫困者、失业人口、破产者、难民、亚文化群体的拒斥，亦涉及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水土资源的耗竭，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生物圈的萎缩。显然，萨森在此关注的是“驱逐”所带来的诸种肉眼可见的弊端，较少谈及这些弊端对个体心理的深重伤害。参见[美]萨斯基娅·萨森：《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何淼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

[36] carceral在英文中有“监狱的”、“监狱制度的”、“类似于监狱的”等意思。福柯之所以采用这一术语，意在表示形形色色的规训技术冲破实体性的监狱（prison），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的“监狱化”状态。

[37]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42页。

[38] Anne Schwan and Stephen Shapiro, How to Read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Pluto Press,2011), 9.

[39]参见[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69页。

[40]参见Dianna Taylor. “Practices of the self.” Michel Foucault: Key Concepts, ed. Dianna Taylor. Durham: Acumen,2011. 173-186.

[41]参见Johanna Oksala. “Freedom and bodies.” Michel Foucault: Key Concepts, ed. Dianna Taylor. Durham: Acumen,2011. 85-97.

[42]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43]参见庞弘：《论新媒体事件的“观看之道”》，载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3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3-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