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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达人丨何工——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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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不入

关于何工个展的问与答


何工是一位不见容于现在通行“艺术”模式和身份的艺术家。他从重庆学艺术伊始,到留学、移民与迁徙、回归的经历,他绘画、装置等多媒介艺术创作,可以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身份流变和文化游牧现象的其中个案。他的艺术更多地是艺术的自主与独立,并还原到艺术创作之初,逼近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与视觉语言,以及艺术与生存本源性的关系之中。

这次展览以何工“文化游牧”的代表性作品为主,辅以图片、影像、手稿等文献记录等多个层次与线索,立体而多维地观照、呈现他近十年的艺术创作,以使何工的艺术延伸到一个与他生存活动息息相关的重庆、成都、美国、加拿大等具体的履迹与景观中。何工通过具有宏大叙事的象征、隐喻性的视觉语言和多媒介方式,在超验、扭曲、混杂的作品中,表达了他对人文精神废墟的忧患、疑惑与救赎,以及对不确定未来的寻求与守望。同时,他利用历史图片进行挪用、抽离和置换的多种尝试。在沉郁或忍俊不禁的幽默中,使潜置的视觉文本深深地刻下了他对这些图像指向性的认知、觉知的烙印。而他一直“在路上”的特殊经验,又使他的艺术创作具有“目以重瞳”的视域。因此,何工的艺术已经不能简单地评价说是从中国传统的、地域的和现实的文化中派生出来的当代性,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再现形式,也是他文化地理空间不断位移后的一种在地与全球化碰撞、磨合、交融、实践的结果。而何工的处境所构成的艺术创作是处于两种或多种文化区间的混杂与边缘状态,这种“边界创作”则代表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第三世界艺术话语发生了转向,抑或也可以说何工的艺术创作具有“多元”与“混生”的组合,已成为文化全球化趋向的代表艺术家之一。

艺术既是社会现实之外的一块飞地,也是一片人类可以栖息的乐园,如同何工的艺术和这次展览一样。他像一粒种子,可以跨越地理文化的边界限制而生根发芽。

 冯博一

 

▲何工《西西里岛快递》(草图)300x500x700cm 影像与实物装置 2019


Q:为这次展览筹备了多久?

A:规划是从2016年就开始的,本来打算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2018年开展,以我的个展去反思这个改变世界的事件,由于时间和其他原因展览延迟到今年举行。我的作品比较逼近人与社会、人与社会形态的选择及其后果的思考,也比较逼近艺术与存在的本源性的关系。


▲何工《嬉皮公社之七》36x16cm 丙烯于茶砖上 2015

Q:为何会选萨义德回忆录的“格格不入”作为展览的标题呢?

A:我当然希望大家对萨义德有所了解,选他的名著《格格不入》为展览标题与我个人经历有关。我从一个特殊的年代过来,当时的现实境遇与个人愿望强烈反差,身份歧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不再讲“阶级”概念了,大家都一样了,但我还是感到不一样,不在主流或者说一直逃避主流,格格不入简直就是命定的。1980年代中期求学美国,后来又去了加拿大,那里的师长和朋友都认为我应该有自己的身份符号,他们这番政治正确的好意反而带给我难以适从的痛感,因为我既不认同过往,也不属于“此在”。1992年第一次读到了萨义德,又和几个社会学人熟络起来,这种身份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放。从此我很乐意处在这样的“第三空间”中,无问东西,自我流放,无论在哪里都从知识分子(也许我算不上)的批评视角观察问题并尖锐表达出来,尽管这些表达有时显得缺乏策略,也不够机智。


▲何工《把掌声献给齐奥塞斯库同志》155x360cm 纸上丙烯 2017

Q:本次上海展览和以往展览相比有什么不同?

A:首先,在这次展览中,我个人作品中一贯有之的东西依旧是不变的,就是以历史主义的角度对比关注当下的现实语境,从中生成我的艺术观念,并通过知识考古、解构叙事、隐喻等多种手法表达。不同在于,我过去从来没在像喜马拉雅美术馆这么大的空间里做过个展,两年前就来看过,以后又来过,总希望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有趣的空间里显现出好的面貌。


▲何工《通往奴役之阶》55x55cm 装置作品手稿 2018


Q:在装置上与过去相比有什么突破?

A:也许媒介方式上比较过去有一点突破,我过去的装置都是静态的,这次的作品增加了影像功能,比如《西西里岛快递》和《声音考古学》都在实物装置的背景上使用了视频,活动影像的时间性和历史上下文隐喻成为了我装置作品新的叙事维度。在《西西里岛快递》中我做了十个直径超过一米的蛋,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美式吉普装载着“大跃进”式丰收联想,在名为“帕萨蒂娜”而看上去特别像梵蒂冈的中国别墅群里穿行,这就是我们今天身处的魔幻现实。全球化与新科技,筑墙与防控,往往使艺术在问题关注中获得能量。


▲何工《激活》420x390cm 纸上丙烯 2018


Q:能否谈谈这次展览中的重要画作?

A:因为几年前就来看过喜马拉雅美术馆场地,因此比较大的作品也是为这样的空间制作的,是过去受限于场地、资金等等原因没有办法完成的,因此我特别感谢遇上和美文化产业集团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Q:有持续关注的创作方向吗?

A:在这方面我无法规划,一个艺术家其人是什么样,其作品也就是相应的样子。我是一个关注问题的人,一度我思考环境的问题,2011年我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装置作品《5000米到0海拔——拯救威尼斯》就是对世界气候变化关注,作品在0海拔的威尼斯展出,而材料-牦牛粪则是从高海拔藏区运去的,高原冰雪消融和海平面抬升是全球同此凉热的问题:还是2009年的《向路易威登致敬》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批判,也使用了牛粪这样的材料表明我的反讽态度。过去10年我用藏牦牛粪砖块做过几件装置作品,之后又在粪砖上画过一些世界史人物的丙烯画。我一度为收集牛粪常去藏区,在藏民家里我第一次见到茶砖,觉得材质环保,形状体量都很适合我的选择,也更容易获得,于是就尝试在茶砖上画画了。工作室没有暖气,冬天晚上寒冷,所以茶砖和粪块上的画都是冬夜在我睡觉的小阁楼里完成的,题材是历史图景,如寇德卡关于苏联入侵捷克、美国“嬉皮运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类轻松的东西。最近我的大学同学、雕塑家叶宗明先生研制了超大号茶砖和茶墨汁,我用它们画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波士顿倾茶运动”,效果挺好。此次展览中,也将有几十块茶砖画展出,上面会呈现过去100年人类经典的黑白图像档案。


▲何工《驶往远东的古拉格专列》380x750cm 布面丙烯 20018


Q:你的画作大多都很厚重、很饱满,装置也重视体量及规模,谈谈你的“表现主义”风格,它们与德国“新表现主义”有什么关系吗?

A:我相信“新表现主义”对我这代艺术家有或多或少的心灵撞击和语言启发。1994-1995年我在荷兰驻留创作了半年多的时间,乘火车穷游了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那里几乎所有的火车站都是古典主义工业风格,在我眼中就像历史剧场,回放着一幕又一幕流亡与重返的历史悲喜剧。后来的几年里,我创作了几十幅名为《欧洲车站》的大尺幅厚重油画,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表现主义宏大呈现。仿佛我把青少年时代在中国的沉重经历链接到更有人类共同经验的场景中,进行一次关于灾难和命运的考古。德国新表现主义是对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创伤记忆的哲学反思和视觉表现,我在表现中国创伤时也自然受到他们的启发。


Q:你的作品表达更加西方,画面充满了对抗,怎么处理这种东西方文化在创作时的冲突?

A:萨义德“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后殖民研究理论如果被放大到西方语境之外来考量,它往往是失效的。我也弄不清楚在二十一世纪今天东西方文化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这个问题对我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我完全搞清楚了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并且选择了其中一方,我才有资格去“冲突”,否则我面对的就不是东西文化冲突而是别的什么。


▲何工《普鲁士封签车》 250x350cm 布面丙烯 2017


Q:所谓的“文化游牧”,不仅与你本身的人生经历有关,背后还有全球化社会语境带来的问题,作为艺术家你觉得应该如何应对?

A:我倾向于每一个艺术家只为自己的内心发声,而不是去肩负别人指使的“使命”。艺术家探寻自我,质疑权威,在混杂中找到自己的艺术话语,而语言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怎样用语言去表达艺术家的问题意识。个人经历一定是在共时状态下发生的,在地问题内核的外延就是全球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世界,血缘、种族和地域身份都不能成为绑架艺术家的套绳,在近似的价值认同所形成的跨文化、跨种族、跨地域巨大解构力量面前,那些区隔墙体脆弱不堪。


Q:本次展览展出你近十年来的创作,谈一下文献部分的梳理。

A:这次展览主要呈现近些年的绘画和装置,以及绘画与装置的结合体作品,文献只是一带而过。


Q:为何这次会选择与策展人冯博一合作?

A:首先是高度契合的价值认同,同时我也钦佩冯博一先生人格的独立性、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


▲何工《凯鲁亚克与卡萨迪在路上》36x16cm 丙烯于茶砖上 2015


Q:本次展览与上海的联系在哪里,上海和成都的艺术生态有何不同?

A:成都是个有趣的地方,有时尚向往,但作为城市,其国际辐射力以及与世界更密切的联系、互动,都还在成长当中,就展览场馆的硬件而言还比较落后,观众也不大欣赏有强烈社会学观念诉求的作品。上海的文化自由气息是通过与世界百数十年的交往积淀起来的,即便不一定体现在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中,但一定体现在艺术受众的观看态度上。美术场馆的质量在中国首屈一指,他们的工作方法显得专业而理性,而上海的国际化程度也不用多说。我更有一种奇怪的心理,一个自少年时代起就有流浪情节的人,朝海的地方总是更吸引我。


Q:《成都偷心》里面有许多你的创作,当艺术与音乐、剧目去融合时,你创作的主题和表达是否在自己的创作主线之中?有什么不同与相同?

A:作为艺术家,个人的痕迹是始终抹不掉的,主题和表达肯定也在我自己的创作主线当中。但因为我对《成都偷心》给予了很多个人的期待,也很用心,所以这次在其中做了一些应时应景的新装置,在几个相关的场景里我都设置了一些启发、揭示人的真实性的物品,它们往往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没有定向的欣赏视角。《成都偷心》特别不一样的是,每个观众都是自己人生的表演者,他们观看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认知、自我再造的过程,以往的戏剧、电影里很难做到这样深刻触动内心的歇斯底里,而在《成都偷心》的浸没式的现场体验,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无论多么非逻辑,多么魔幻,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某些瞬间可以体验到超乎寻常的“真”。这次上海的展览结束后,好几件装置作品也会安放在域上和美先锋剧场内外。 


▲何工《薛伍德先生快跑》60x80cm 布面丙烯 2016


Q:你认为当代艺术价值底色是什么?

A:关心政治。


Q:有没有欣赏的艺术家,创作有没有受到过他人启发?

A:启发我的艺术家不多,德国的基弗算一个,南非艺术家William Kentridge算一个。我欣赏的艺术家比较多,时间和篇幅只允许我提到其中的极少数:博依斯与激浪派中的一些人、基弗和德表那一大群、与失落的一代同时代的那些美国社会现实主义艺术家们、与垮掉一代同时代的那些美国现代主义大师们、1970年代末以来那些伟大的美国女权主义艺术家们、英国的YBA和两位雕塑家、前面提到的对我有启发的南非William Kentridge、摄影家寇德卡、韩裔白楠准、日本提不上来、华人和国人艺术家我要提谢德庆和毛同强。


▲何工《声音考古学》670x350x350cm 装置 2019


Q:你怎么理解当代艺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在哪?

A:刚才我回答你关于当代艺术底色的那个问题时我说:“关心政治”,这里我只能把它再说一遍:关心政治。


Q: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能否谈谈我们如何向国外传达我们本土的文化?

A:看来我首先得加强学习,弄明白“本土文化”是什么,在没弄明白之前回答不上来,否则我以为广场大妈舞就是本土文化。


▲何工《北方瘟疫》430x320cm 纸上丙烯 2018


Q: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或创作方向吗?

A:坚持一贯的理念,突破原有的形态框架,可能作品会比现在小型化一些。


Q:能对新一代想要从事绘画艺术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吗?

A:没有!我向来反感冒充先知的人。



何工
1955年生于中国重庆
现居成都
独立艺术家
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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