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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土热潮:乌托邦的神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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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于1842年悉尼附近:一行戴手铐的澳大利亚罪犯。?  wikipedia

利维坦按:


1787年,美国颁布了宪法,而当时的英国人正在发掘出一片新的流放地:澳洲(其实是一直作为囚犯流放终点站的美国独立了)。根据当时英国法律规定,被判决流放的犯人要在殖民地呆满7年。在此期间若表现良好就能换得一张赎身券,从此不再受到政府的监管。这所谓的“表现良好”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和忍受勉强充饥的饮食配给。对于英国这个不够人道的流放法律,人们的评价呈现很严重的两极分化。

不管怎么说,那些流放到澳洲的犯人发明了一个乌有乡:中国。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他们认为只要步行就可以抵达这个梦幻国度。





是什么造就了人类?这个问题和人类自身的存在一样久远,且答案繁多。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告知,人类之所以独特,在于会使用工具。如今,有些人将人性定义于某种天生的灵性,或是(尚)不能被电脑模仿的创造性。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答案不言而喻。因为人类历史可以被视为对抗恐惧和贫困之学问,这十分便于理解。在我看来,有恐惧和贫困的地方,多数人都会这样应对——寻找希望。

古希腊人对此心知肚明,因为潘多拉魔盒的故事便是与此相关。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Paul’s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便谈及信念、希望和仁慈的不灭力量。在二战最黑暗的日子里,正是以此为名的三架战机守护着马耳他的上空,令人缅怀。然而,我们站在当下,或可纵览人类寻找希望之历史。

在政府建立之前,“自由状态”下的人是“孤独、贫穷、污秽、野蛮、短寿”的(语自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此时人类便开始寻求希望,以对抗难以忍受的生存负担。自此,希望便一路穿过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绵延至今。

我想要找到一种人类寻求希望的长久异常持久的表现,这便是:在生存的苦痛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俗世乐土,若能抵达便可过上舒适生活。这个乌托邦并非政治或经济层面的香格里拉(人们认为香格里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未被探索的某个“远方”。如祭祀王约翰的王国,这是一个基督教区域,准备调解中东地区穆斯林和十字军的战争;再如黄金国中的黄金城,是深藏于南美丛林的藏宝地)它是比上述地区更为世俗的地方,是农民的天堂乐土。而在这些农民眼里,一旦进入天堂,便不用无休止地终日劳作。
 

雕版画《安乐乡》,临摹自1567年老彼得·勃鲁盖尔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所画的油画。安乐乡就是农民眼中的天堂,展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社会生活。食物丰富、休憩充足是安乐乡歌颂者的主要向往。? wikipedia


《安乐乡》就是对这种渴望的最早刻画之一,在很多方面都为后来的作品奠定了基础。在欧洲,这个主题至少从12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6世纪。据钻研此种传说的何尔曼·普莱(Herman Pleij,荷兰文史学家)所述,安乐乡是“一个国家,藏于世界上某个偏僻角落,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此普及”。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镜像反映:“禁止劳作,饮食以烤鱼、烤鹅和酒水河的形式出现。

就像罗尔德·达(Roald Dahl,挪威籍的英国杰出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笔下的童话世界一样,这个世外桃源的存在仅为满足居住者的基本生理需求普莱写道:“只要张开嘴,美味佳肴就会蹦到嘴里。人们甚至还能住在鱼肉家禽、野味面包构筑而成的房子里,这便是安乐乡的另一特色,建筑即食物。此处天气终年温和、四季如春。另有大量额外福利:公有财产、大量假期、自由性爱、永葆青春之泉等,以及很可能躺着也能赚钱。”


没有囊括乌托邦的世界图景不值得一瞥,因为它将人性永驻的唯一地区遗漏在外。人性一旦降临,就会朝着一个更好的地区迈进。进步就是在实现乌托邦。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

仅凭这些零碎的现存资料,还不足以证实对颂扬安乐乡的人们而言,这个地方的真实性到底如何。普莱认为“到中世纪,没有人再相信它真的存在”,尽管如此仍“很有必要去幻想出一个免除世俗烦恼的地方”。当然,关于安乐乡的故事变得越来越超现实。在某些说法中,这个地方遍地是行走的烤猪,背后插着刀以方便食客享用;烹饪好的鱼从水中跃到人们脚下。但普莱坦言,要追溯该传说的起源已无可能,而他的论述却可能证明了,早在大探险时代之前,人们颇乐意相信乐土的真实存在。
 

上图是北极圈的芬兰农民,摄于1871年,讲述了楚德人的故事。在一些传说中,他们是地下居民,而在另一些传说中,他们是屠杀芬兰土著的侵略者,尽管芬兰人藏于地穴之中,他们仍能追踪而至。至于这些17世纪的穴居者传说是如何演变成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口中的地下乐土“楚德仙境”之传奇的,我们这不得而知。? wikipedia


俄国也有一些关于乐土的故事,出现的时期要晚一些。俄国农民描述了许多不同的富饶之地,最广为人知的是贝鲁沃德(Belovode),即白水王国。虽然关于此乌托邦的书面记载最初现于1807年,但其他一些版本似乎要古老得多。

贝鲁沃德据说远离欧洲大陆,位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且“跨越大海”,从俄国西部往返该地需3年时间,这样看来它可能是日本。但贝鲁沃德和安乐乡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俄国农民关注的乐土有些不同。例如,贝鲁沃德中的乌托邦并非是富庶之地,仅仅是一个“精神生活至高无上,所有人赤足而行,共享大地果实,既无压迫统治,也无犯罪战事”的地方。

在19世纪的一些偏远地区,人们对贝鲁沃德的存在深信不疑。历史学家理查德·史蒂特斯(Richard Stites)记载道,“大批移民涌入以寻找此地”,到了1898年,“三个乌拉尔地区的哥萨克人从奥德赛出发,一路航行至亚洲、西伯利亚地区再回返,回来后宣称此地并不存在。”

在俄国神话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乌托邦传说——“伊格纳特城、达雅河之地、纳特兰以及湖底之域基德希。”在奥兰多·菲格斯深受好评的历史文化作品《娜塔莎的舞蹈》(Natasha’s Dance)中,他认为农民相信神之国是存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天堂是真实存在于世界某一偏远角落,那儿的河水流淌的是牛奶,地上永远绿草茵茵。这种信念孕育了许多民间传说,讲述真实存在于俄国土地上的神之国。比如遥远之地,黄金岛,欧珀那王国,楚德仙境——完全是农民所信仰的“古老和真实的梦想之地”,是由“白沙皇”统治的地下神秘王国。
 

两名戴镣铐的罪犯。据传,该照片所摄为一对澳大利亚囚徒。真实故事出现于这篇文章的原发表处Smithsonian网站上。? Smithsonian


此外,菲格斯添加了一些有关欧珀那王国的细节,这是一个“平坦大地边缘之地,居住在此的农民生活幸福,无政府和贵族打扰。”他写道:成群的旅人“甚至从极远的北方启程奔走,一心期望找到这片乐土”。

因此,在特定境遇下,绝望的农民是能够顶着巨大风险来寻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乐土的。越是绝望,也许对此种风险越是甘之如饴。我想要提及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传说就证明了这点。该传说要追溯至18世纪末,一群身无分文的男女流放犯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从英国被遣至新发现的荒凉且不宜居的殖民地,即澳大利亚的东海岸。

从1787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几年后)开始,英国政府一度很青睐的罪犯流放地——美国已不再可能接收英国犯人。因此,成千上万的罪犯开始去往一块几乎未被开发过的大陆。他们中大部分是爱尔兰的后裔和英国刑事法庭的罪犯。正是在这个和社会脱节的异乡群体中,一个更为奇异的神话产生了——从博特尼湾可以步行到达北京。他们认为,中国才是乐土,而非安乐乡或贝鲁沃德。
 

亚瑟·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是新南部威尔士州首任总督,他认为“前往中国”的热潮在犯人潜逃失败后就会平息。但他错了。? Timetoast


当然,当时很少有爱尔兰的轻刑事罪犯受过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罪行都很轻,可能是因为偷了价值6便士的布料或是一条手帕就被判处流放7年),因此他们并无太多地理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们幻想中的距离确实略显匪夷所思。从悉尼到北京的实际距离超过5500英里,这中间有一大片是太平洋。步行去中国这一想法从何而来,我们也无从得知。

一个可能就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的船只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但其中缘起可能非常简单,有可能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流放犯的乐观吹嘘。然而不久之后,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

第一批逃往北方的犯人于1791年11月1日出发,此时距该殖民地成立仅过了四年多。他们两个月前才乘“女王号”运输船抵达此地,大卫·莱维尔(David Levell,作家,译者注)指出可能是此船将他们带到此处。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是皇家海军官员,曾采访过几位幸存者。据他所说,他们确信“在一定距离的北方之地有一条大河,将这个国家和中国隔开,如果能穿过此河,就能遇到会友好接待他们的黄皮肤人”。

共有17名男性犯人参与了此次行动,他们还带上了其中一位的妻子,当时她已身怀六甲,由于当时和其他人不在一处,很快又被追捕回去。她的同伴们继续前行,带着劳动工具和一周的口粮。据他们称,中国不过在150英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胸有成足能到达目的地。
 

因为模糊的地理概念,他们认为从澳洲可以步行到达中国。然而两地实际距离约5000多英里。? Pinterest


最初的这批旅人命运和后继数百人的命运相同。三名成员消失在丛林中,从此杳无音讯;一名在几天之后被抓,独身一人且“深受疲乏、饥饿和高温折磨”。其他的13人最终于一周后被找到,“赤身裸体,食不果腹,筋疲力尽”。

此次冒险的失败似乎并未阻碍大批其他绝望之人的逃亡行动。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其经典论述《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中提到,这种“天堂神话”是流犯对抗“澳大利亚炼狱”的重要精神支柱。毕竟,这最初的18人在可能抵达目标前,就已被抓捕回来。更糟糕的是,幸存下来的人进而散布了前往中国路线的言论。大卫·柯林斯(David Collins)是这个年轻殖民地的审判官,他指出这伙人“将这种理念散播给了所有后来的流放犯,促使他们也采取相同的愚蠢疯狂行动”。

殖民地当局力不从心,几乎无法阻止其他爱尔兰犯人重蹈前人覆辙。他们的威胁和警告无人相信。澳大利亚又是如此原始,他们也没办法准确说明逃犯在内陆将遭遇何种危险。而所有的犯人都知道没有篱笆或围墙来圈禁他们,因此官员试图否认存在去往中国的路线似乎只是为一己私利。

不久后,一批“前往中国的旅人”开始效仿先例,人数达60多人。1792年1月,这54名男性和9位女性的团体采取了行动。因为人数众多,导致集合时,当局发现超过1/3的爱尔兰犯人已消失不见。
 

在新南威尔士州,蓝色山脉对于早期移民者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阻碍。很快,山脊或山外有个由山脉王国统治的白色殖民地的传闻开始形成。1813年,人类首次成功穿越该山脉,但该传闻仍未终结。? Silicon Investor


这些探险行动的少数幸存者留下了只言片语,可能会帮助解释这个复杂传说的演变过程。有些团伙被发现带有“指南针”——实际上不过是画在纸上的墨水图案,有些人是通过口耳相传得到的行进指示。莱维尔说,后者包括“根据太阳光照射在身体的特定部位,来判断一天中的时段”。

逐渐地,未能成功穿过内陆丛林逃往中国的流放犯尸体被频繁发现,最终打消了一些犯人想要出逃的念头。但传说却一个接一个,从未止歇。据传,若没有从内陆通往中国的路,那一定有通往帝汶岛(马来群岛中的一座岛屿,译者注)的路。不久,又有传言兴起,说是澳大利亚内陆深处有一个“白色殖民地”——这是自由富饶之地,被仁慈的“王脉国王”统治。

这听起来像是中世纪农民所向往的乐土,但确实广受信赖。1828年,“大胆杰克”多诺霍(Donohoe,这位爱尔兰丛林逃犯更以“狂野殖民地男孩”被熟知),抢掠周围农场以获得足够补给来开启探寻乐土之旅。

当时的殖民地当权者——菲利普总督的继任金总督对该传说嗤之以鼻,但他难以自禁,规避掉军队条例来命令士兵开拓内地。1802年,他正式任命步兵少尉佛朗西斯·巴拉里尔(Francis Barrallier)为出使山脉王国的大使,探索悉尼西部的原始地区。巴拉里尔向蓝色山脉深入了100英里,但并未找到任何可穿越的路径,再次给流放犯的故事真实性留了白。
 

安息的丛林逃犯“大胆杰克·多诺霍”。他期望通过劫掠农场获得充足补给来探索位于澳大利亚内陆的“白色殖民地”,但他在开始劫掠后不就便离世。? Australien Panorama


很难说清到底有多少流放犯死在了徒劳无功的旅途中。肯定有数百人。1797年,当亡命之徒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向殖民地政府伏法时,他为争取自由而提供的信息之一是50位逃往中国的犯人尸体所在处。这是他在内陆东躲西藏时遇到的,彼时他们的骨头仍裹在囚服残片中。但殖民地从不缺乏深信乐土传说的人。金总督于1802年写道:“只要来了一批新的爱尔兰犯人,这些疯狂的计划通常就会更新。”

始终如一的是,对这些犯人的逃亡行动总会有着几乎蓄意的曲解。继任总督们将他们的逃亡视为“愚蠢冲动、荒诞不经”之举,这种“恶劣本性”一无是处。不过莱维尔和罗伯特对此有不同看法,当然也更有人情味。在莱维尔笔下,前往中国内陆的旅途“从未被充分认知,本质上这是身处绝境时的心理支撑,是这群爱尔兰人的希望”。

参考资料
Daniel Field. “A far-off abode of work and pure pleasures.” In Russian Review 39 (1980); 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Penguin, 2003; Robert Hughes. The Fatal Shore: A History of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nvicts to Australia, 1787-1868. London: Folio Society, 1998; David Levell. Tour to Hell: Convict Australia’s Great Escape Myths. St Lucia, Q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8; Felix Oinas. “Legends of the Chuds and the Pans.” In The Slavonic and Eastern European Journal 12:2 (1968); Herman Pleij. Dreaming of Cockaigne: Medieval Fantasies of the Perfect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F. Smith (ed). The Russian Peasantry 1920 and 1984. London: Frank Cass, 1977;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文/Mike Dash

译/Yord

校对/Amanda

原文/mikedashhistory.com/2012/08/30/walking-to-utopia/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rd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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