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吟莲馆印存》及《削觚庐印存》

浅析《吟莲馆印存》及《削觚庐印存》

文/邓  京

西泠印社文物管理处研究馆员

2011年，吴门收藏家许浒先生，先后二次将《吟莲馆印存》及《削觚庐印存》两部共九册印谱捐赠给西泠印社收藏。由于两部印谱的版本均缺乏相关史料记载，笔者只能从现存资料中对其进行考证、辨识。

一、《吟莲馆印存》

《吟莲馆印存》，钤拓线装本，该印谱原为散页，收藏者根据内容进行分类装订，官印装订为两册，私印装订为四册，明清流派印装订为两册，共装订成八册，不分卷。白口，无鱼尾，开本尺寸26.9厘米×15.5厘米，版框尺寸15.6厘米×15.6厘米。版框由祥云及曲线纹构成，书叶四周饰以梅花，书口上方印有“吟莲馆印存”字样，书口下方印有“乙丑夏日小李写”字样。每册封面名签“吟莲馆印存”由许浒用毛笔题写。

《吟莲馆印存》具有内容丰富、历史跨度大、形式多样等三个特点。内容涵盖了官印、私印、流派印，时间上跨越了从秦汉到清末的历史，形式包括联珠印、双面印、套印等。

这部印谱一共收录印章354方，各种印章的分布数量不等，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官印89方，历代私印225方，流派印章40方。

在40方流派印章中，除了2方没有边款之外，其余38方均拓有边款，且大部分边款在经历百余年之后，仍清晰可辨。只有少数边款模糊不清，无法识别边款内容和篆刻者，这应该是拓印边款时，个人拓制技术不均衡的问题所致。

《吟莲馆印存》的另一个特点是：书页钤拓后，存放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装订成书的时间并不长，是一部散页放置了130余年后的“旧页新装本”。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使《吟莲馆印存》成书后，书籍前面既没有前人留下的序言，也没有题名页、牌记等书刊标识。

还是因为这一特征，使得这部印谱的“旧页”，没有留下收藏岁月的印迹，而“新装本”的收藏记录则重新开始。因此，这部“旧页新装本”也没有历代的收藏印，唯一能够看到的书籍资料，就是书口上的“吟莲馆印存”及“乙丑夏日小李写”这十二个字。

于是，“吟莲馆印存”与“乙丑夏日小李写”，就成了解这部印谱唯一线索了。

针对这一线索，许浒先生在《吟莲馆印存》序言中的记录是：

此《吟莲馆印存》为石门李嘉福太守、吴待秋岳丈藏印自辑印谱也。其所藏印中最为著名即邓石如刻五面印，尚有一面为包世臣刻跋。同治年间李氏送于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今藏西泠印社。丁卯年吾师吴养木先生，吴待秋长子，知我善印，赠予学习参考鉴赏之用。今特捐予西泠印社以更好传承和保护。念先生在天有灵，定不拒此矣。辛卯年清明节。吴门许浒记于立雪砚斋。

序言中清晰地记录了《吟莲馆印存》前世的历史与今世的渊源：《吟莲馆印存》曾经是书画家吴待秋老先生的岳父——李嘉福收藏印章的“自辑印谱”。而吴待秋与长子吴养木，是中国书画界为数不多的父子画家，许浒是一位酷爱书画的收藏家。他曾拜书画家吴养木先生为师，《吟莲馆印存》的书页正是老师吴养木先生馈赠的学习资料。

许浒得到这些钤拓本的书页，是在丁卯年（1987）。这一年，吴养木先生得知许浒喜刻印，便将家藏《吟莲馆印存》散页赠予许浒学习之用。时隔24年后的辛卯年（2011），许浒按印章内容分类，将这些分散的书页装订成册，捐予西泠印社收藏。

对于许浒先生而言，与老师吴养木先生今世的渊源，是亲身的经历；而一百多年前，李嘉福与吴待秋翁婿之间的故事，则是前世的历史。能够将这今世的渊源与前世的历史相连接的纽带，就是吴待秋与吴养木之间的父子关系。

但是，对于《吟莲馆印存》而言，亲身的经历需要记录，过去的历史需要续写，亲情的纽带需要维系。

《广印人传》据《寒松阁谈艺琐录》记载：

李嘉福，吴徴岳翁。精鉴赏，收藏极富，锐志学画，山水苍润，曾为戴鹿床（熙）学弟子。尝问字于何蝯叟（绍基）。篆旋整饬，规仿秦、汉。得烈士要汉梁伯冢六字残石，终日摹玩，极珍爱之。与吴江翁小海有金石交。室名石佛庵、延秋舫。筑“阿宝阁”藏项氏天籁阁旧物。

吴待秋（1878—1949），名徵，字待秋，别号抱鋗居士、栝苍亭长，晚署老鋗。浙江崇德（今桐乡市）人。吴伯滔之子。18岁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娶妻方氏，生儿、女各一，以鬻画度日。方氏故去，续李嘉福之女李隐玉。据民间传说，李氏结婚时陪嫁的物品中，仅李嘉福毕生收藏的历朝书画真迹就多达10余箱，数百件。

《书法》杂志曾在2010年第6期刊登过一篇《关于湖南省藏若干种著录为何绍基作品的辨正》，在文章中，作者钱松专辟了“《吟莲馆印存》考辨”的章节，就《吟莲馆印存》是不是何绍基的作品展开讨论，从而逆向论证了《吟莲馆印存》、“小李”以及李嘉福之间的关系。

在“《吟莲馆印存》考辨”一节［1］中，钱松先生以针对湖南图书馆所藏十册本《吟莲馆印存》存在的疑问为例，列举了三个依据：

其一，虽然在湖南图书馆所藏十册本《吟莲馆印存》卷首处，钤有“道州何氏丙农收藏”白文印，“然而何绍基并无‘吟莲馆’斋号，且该印谱之印笺，于版心上下分别印有‘吟莲馆印存’‘乙丑夏日小李写’字样，可知此印谱似非何氏物”。

其二，在湖南图书馆所藏十册本《吟莲馆印存》中，所收录何绍基的印章仅仅有2方，而所收录的李嘉福各类名章，却多达50余方，且李氏名章有时即作“小李”。针对这个现象，作者的判断是：“小李”就是李嘉福。

其三，在明代文徵明的《竹菊湖石》图中，有一段李鸿章题写的跋文：“同治二年癸亥嘉平初吉，李笙鱼太守以待诏墨菊一帧见赠……”以及一方收藏印章“石门李氏吟莲馆珍藏书画印”。

根据《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的记载：李嘉福（1829—1894），字笙鱼，号北溪。浙江石门人。官江苏知府。罢官后侨居苏州。工书画，精鉴赏，收藏金石书画甚富。兼善篆刻。［2］

因此，只要将李鸿章跋文中所说的“李笙鱼太守”，与“石门李氏吟莲馆珍藏书画印”并举，就共同证明了“吟莲馆”与李嘉福之间的关系：“吟莲馆”的主人是石门李氏，而石门李氏就是李嘉福。

应该说，钱松所列举的三个依据，进一步佐证了许浒在序言中的记录。

中国文人一生所用书斋名称，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根据不同时间、地点，取不同称号，名称各异，数量颇多。

史料中关于“吟莲馆”的记载不多，或许是李嘉福使用不多，也许是所用时间不长，故有今日如此。

有关《吟莲馆印存》的版本，湖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各有收藏，与许浒先生捐献给西泠印社收藏的版本相比，名称与版式相同，版本差异较大。

首先是册数不同。湖南图书馆为十册本，上海图书馆为四册本，西泠印社为八册本。

第二是印章内容不同。湖南图书馆藏本中钤盖李嘉福的各类名章多达50余方。西泠印社藏《吟莲馆印存》“旧页新装本”中，并无李嘉福名章。上海图书馆藏《吟莲馆印存》以明清等近代刻印为主，少汉晋印，而西泠印社藏本中秦汉晋官私印数量多达314方，占总数量的88.7%。

第三是印章数量不同。湖南图书馆藏本钤印面500—600方，西泠印社藏本中钤印面354方。上海图书馆藏本虽然数量不详，但以其四册本的卷册数量看，应该要比十册本和八册本少。

1995年、2005年，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曾分别拍卖过十二册本《吟莲馆印存》，版式与以上三种相同。以此分析，传世的《吟莲馆印存》版本，相同者极少。

二、《削觚庐印存》

许浒先生捐赠给西泠印社收藏的另一部印谱是《削觚庐印存》。

这部印谱也是钤拓线装本，原装帧，全一册，不分卷。白口，黑框，四周单边，鱼尾以一横线代替，书口印有隶书“削觚庐印存”字样，开本尺寸19厘米×12.7厘米，版框尺寸11厘米×16.2厘米。

封面左边有较为明显的虫蛀洞，破损，封面上用毛笔写有“削觚庐印存”，书写者不详。

该印谱共钤拓14方吴昌硕印章，其余为空白页。从边款上的篆刻时间，分别是壬午年（1882）刻1方，甲申年（1884）刻2方，乙酉年（1886）刻5方，辛巳年（1889）刻1方，还有5方篆刻时间不详。

制作方式：印面与边款分于两页，印面直接钤盖在印谱上，边款是先在宣纸上拓好后，剪贴于印谱上。

排列形式：印章的钤盖并无定式，随意性较强，没有规律可循。

制作时间：除了5方无篆刻时间外，最迟的1方刻于1889年，根据这个时间推断，印谱完成制作的最早时间，应该是1889年。

整部印存，除了书口“削觚庐印存”5字外，唯一线索就是14方印章的篆刻者——吴昌硕。

吴昌硕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然而，在西泠印社所收藏的吴昌硕篆刻、印谱作品中，未发现缶老“削觚庐”印章和印谱，因此，只能从其他方面查找相关资料。

在《中国美术辞典》中，有关吴昌硕的介绍是：

吴昌硕（1844—1927），近代书画家、篆刻家。初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硕，一作仓石、号缶庐，晚号大聋。七十以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3］

在辞典收录中，并未发现吴昌硕与“削觚庐”的相关记录。

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吴昌硕一栏的人物介绍也没有提到“削觚庐”三字。而在第17方印鉴中，载有“削觚”一印，并在第425页中对此印出处做了说明：

削觚　吴昌硕墨兰图轴，光绪十四年（1888）。

该书一共收集吴昌硕各时期印鉴134方、款识39种，但用“削觚”称之的只有1方印，使用时间是1888年。应该说，这个时间与印存的制作时间同期。［4］

在刘江先生撰写的《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光绪六年（1880）吴昌硕三十七岁时，游学苏州，识吴云。吴云字平斋，平生深嗜金石，收藏富有，钟鼎彝器，秦汉玺印甚多。加入吴云非常爱才，对吴昌硕如同子侄，帮他做些文物印谱拓印等工作。……同年，吴昌硕集历年来所刻印章，成《篆云轩印存》，请正于吴云，他略予删削，吴昌硕将此删削存印更名为《削觚庐印存》，拓印出版以行世。［5］

对于《削觚庐印存》的版本，刘江先生还有更详细的介绍：

《削觚庐印存》成于光绪六年（1880）。谱前有徐康序，于光绪九年（1883），作镕题诗。1884年出版发行，有两册本、四册本两种。［6］

许浒先生捐献的《削觚庐印存》一册本，前面并无徐康序、也无作镕题诗，印章篆刻时间也不是1884年，而是最晚刻印时间为1889年。这些差异有别于刘江先生的记载。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削觚庐印存》刊成后，印谱纸还有多余，吴昌硕便将印章钤拓在多余的印谱纸上，以散页形式赠送亲友。后人将其收集，装订成册，因此《削觚庐印存》会出现未见记载的一册本。由于是散页，装订后《削觚庐印存》的版本式样各异在所难免，只能待有朝一日，各异版本印谱相聚，才能做进一步的比对和考证。

【注  释】
‍［1］钱松：《关于湖南省藏若干种著录为何绍基作品的辨正》，《书法》2010年第6期，第59页。
［2］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5页。
［3］沈柔坚主编：《中国美术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4］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5］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6］同上，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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