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从敦煌莫高窟里带出了什么？（下）

张大千与李秋君

李秋君出身于名门望族，一次，其父亲李茂昌花了50块大洋买回了一幅“真迹”，兴致勃勃的拿给女儿李秋君看时，她看了一眼便知画是假的，可见此女艺术天分极高。

一日，张大千应李茂昌之约到宁波来散心，客厅中，他被一巨幅《荷花图》所吸引，他叹道：“画界果真是天外有天啊。看此画，技法气势是一男子，但字体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实在让我弄不明白。”

李茂昌笑道：“看来你十分青睐此画，画主晚上你就能见到了。”

傍晚宴会开始了，客厅的门被“砰”地一声撞开，只见夕阳的余晖中站着一位清丽绝伦的年轻女子。她的发髻松散，脸上带着奔跑后的红晕。李茂昌笑道：“秋儿，这就是你一直崇拜无比的张大千。”说完，他向张大千说：“小女便是那作画人。”

几秒钟过后，张大千反应过来，推开了椅子“扑通”一声跪倒，口中喊着：“晚辈蜀人张爰见过师傅。”一段旷世奇恋就此拉开了序幕……

那次见面后，在张大千与李秋君的朝夕相处之中，渐渐发觉了此女子的才情、抱负，也渐渐的爱上了李秋君，他无时无刻不在想：“为什么没有早点相见？”

原来张大千老家已有一妻一妾，作为望族李家，是断不会将李秋君嫁与张大千为妾室的，就算勉强答应，张大千也会觉得委屈了此女，实为不妥。

从此，李秋君把一生挚爱埋在了心里，在张大千面前以妹妹自居。

李秋君《梨花仕女》

书藏楼珍藏展展出

而后李秋君凭借着她的才华，参加了许多书画协会，被选为女子书画协会主任。

上面这幅《梨花仕女》为李秋君1939年所作。此画见证了李秋君风华绝代而又略带遗憾的艺术人生。画中的女子身着白衣，正在依树忧思，眼神和表情中带有无限哀愁，好像是在诉说画家自己的心声。

原来李秋君幼年便患有肺病，被判为不能结婚生育，虽与张大千互相爱慕，但张郎已有家室，只能以知己和弟子的身份陪伴其左右，相爱却不能在一起，如此真实吐露自己心声的作品，是艺术家一生中绝无仅有的艺术瑰宝。

作为旁观者，我们暂且撇开婚姻，李秋君的半辈子都在陪伴着张大千，陪他成长，鼓励他深造以取得画技的更大进步。其也是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决定远赴敦煌写生，她虽然不是他的妻，但却处处以他为先，万事为他着想。可以说，没有李秋君，也许就没有张大千今日的成就。

1946年张大千等在上海合影

左起七人：陈肃亮、叶世琴、周炼霞、李祖韩、张大千、李秋君、顾青瑶

敦煌之行对张大千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后人对其敦煌行褒贬不一，但他作为研究敦煌文化的第一位中国艺术家，拥有着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这些故事中，我们还必须提到另一位大书画家，大鉴定家谢稚柳先生，他是张大千的挚友，张大千亲热的叫他柳弟。

谢张情谊

谢稚柳先生

1942年，谢稚柳在重庆接到张大千从敦煌发出的邀请信，便只身一人，来到戈壁中的敦煌莫高窟。张大千在敦煌和老友重逢，欣喜万分，又是艺术相知，自然如鱼得水。

早期谢稚柳与张大千

谢稚柳先生在敦煌的一年多时间里，根据张大千的洞窟编号，逐一进行记录和研究窟内的每一幅壁画和彩塑的尺寸、构图、艺术流派和朝代风格。

谢稚柳《修竹仕女》

书藏楼珍藏展展出

其实，谢先生当年自敦煌归来之后，一直坚持对敦煌艺术学的探索研究，遵张大千嘱托，整理和誊写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此后，张大千举办临摹敦煌画作的巡展并出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谢稚柳以《敦煌石室记》及《敦煌艺术叙录》为名出版了这批资料，为敦煌艺术研究提供了最早的系统资料，也见证了二人的深情厚谊。

最后，无论你喜不喜欢，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大千在绘画史上影响范围之广、幅度之宽、功力之深、天赋之高、精进之勤、超速之快、自期之远、自负之高、成就之大，不但是近代大家之一，也是整个绘画史上的大家之一。

张大千与毕加索合照(1956）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