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将是、将是而且将是丨马西莫 · 卡奇亚里访谈（上）

马西莫·卡奇亚里访谈（上）

欧洲将是、将是而且将是

杨文默 / 译

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下文简称M.C.）

何塞普·卡索斯（Josep Casals，下文简称J.C.）

艾莉西亚·加西亚·鲁伊斯（Alicia García Ruiz，下文简称A.G.R.）

◆哲学与政治

J.C.：你评价了注意力的重要性并谈到了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她发展了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的注意力概念，认为思想愈是注意，对象就愈是显现为完满的存在。然而，薇依并非没有意识到在定量领域同注意力的条件之间存在着对立。你在著作中多次提及的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同样如此，他把“精神需求的领域”置于“政治需求”的领域之对立面。我很想知道，在这种思考同你的政治活动之间也许存在着可能的冲突，也就是说，嵌入了一个“皮糙肉厚的”结构中、一个调停中介与计算效果的体系中，而不是为智识生活的信条所支配……

M.C.：我只能说，在整个西欧的哲学传统中，对话同样也是实践。思想的目标是改变世界，不止马克思这样说过。没有哪个思想家的哲学不指向世界，从而指向以某种方式将其转换。真理同所为相互转化。（Verum et factum cum verbo convertuntur.）真理取决于运作、行动……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它在广场上发展起来，同戏剧一起……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不同时实践地思考就不可能思考哲学。于是，你可以宅在思想里，别人则会成为国会议员，另一个人也会扮演市长的角色。然而生活带给我们的情势便是如此。关键在于你无法建立一种分离（Trennung），在哲学和实践之间；它只是一种区分（Scheidung），不是一种分离。既然如此，如果说你特地询问我为什么扮演了市长这一角色，那么我的回答只能是我真的不知道。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根本不重要。

J.C.：就这方面而言，你如何看待穆齐尔的那句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日记中他写到，“过度关心精神的政治家是危险的”？

M.C.：是的，的确是这样。当政治家认为他们的理念无论如何、不问前提都必须被付诸实践时，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当政治家认为他们的理念能够被自动地转换成政策时，当他们认为它们能够如其所是地被强加于政治时，他们就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理念就变成了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集权化的意识形态。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理念就是真理、超越了任何对话的可能，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些理念必须被强行实施，他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哲学家，同时，由于忽视了我们所说的那种区分，他们就会变成非常危险的政治家。相反，一位在上述条件与界限之内肩负着政治天职的政治家，甚至根本不会想到有可能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一个超验本质的诸种价值之上。

◆旅游业与城市

J.C.：在一篇对“普通理性”同价值空间给出这种区分的文章里，穆齐尔写道：“欧洲，在它的空闲时间里，是一座‘月光公园’。”也许在今天我们会说“主题公园”——这个表述有时会被用来暗指一种在巴塞罗那十分显著的倾向，但它也是一种更加普遍的潮流的一部分：世界的旅游业化。考虑到威尼斯同样经历了大规模旅游业的影响，城市要如何面对这种无形的危险？

M.C.：旅游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在过去，城市里有工厂；今天我们有酒店和饭店。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各种事务，为了让这些工业同城市的维护与保护共存，为了让环境不至被败坏，为了让城市不至被夷平和摧毁，而是被尽可能地转换和居住。显然，在一座吸引众多游客的城市里，物价会上涨、生活成本会增加，因此工人阶级在那里很难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们在讨论的是切实的问题。有必要控制和调节旅游业，通过实施修复工作和发展其他非旅游业的相关活动。这就意味着获取必要的财政资源、制定保护都市景观的可行规划，建筑保护、都市保护……有必要维持我们的城市，同时还要转换它们。这就意味着让历史建筑适应新的用途，而不只是用作酒店。问题在于变得有思想、有智识。然而妖魔化旅游业却是荒谬的。毁掉我们城市的人并不是那些游客；也许是我们自己无法制造同这些流动相适应的建筑、发展与流通规划。就像过去的城市不得不为大工业做好准备一样，现在它们不得不适应和回应这些涌入者。

J.C.：另一方面，城市本身就是各种高度异质的元素相互遭遇的地方。

M.C.：当然，我们必须使旅游业同更高的文化活动相结合，还要提升学习与研究。我们的城市拥有一份天职，作为文化中心、研究中心、大学……有必要连同旅游业一起推动这些活动。再说一遍：真正破坏了我们城市的不是旅游业，而是糟糕的旅游业政策。

◆欧洲将是、将是而且将是

J.C.：你谈到过“欧洲的非倾斜”，并且你总是准备好去面对各种新的政治情势，它们超出了老生常谈与陈词滥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曾在2007年获得过艺术中心（Círculo de Bellas Artes）为欧洲或哲学（Europa o la filosofía）所设的国际论说文奖……[A.G.R.加入了对话：]……你在很多著作中都强调过欧洲这一问题。欧洲是哲学实验的一座实验室。欧洲的思想，还有关于欧洲的思想，今天，这种思想既关系到哲学的疑难，又是一种智识的制图学。你曾把关于起点的问题——关于找寻某个单一的初始常量——定义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它也被认为是同欧洲的起源之理念相关的一个政治问题。对于政治思想来说，欧洲的起源是不是一个起点的问题，也就是说，欧洲的起源是一种同一性还是一种复多性？

M.C.：欧洲从最一开始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人们只需要想想欧洲的神话形象。欧罗巴是一个女人，来自地中海的另一侧，今天的黎巴嫩、昔日的腓尼基。欧罗巴这个名字并非来自印欧语系或者印度日耳曼语系。它也许拥有一个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或者闪米特的起源。欧洲自诞生之初便是一个力量、身份与差异的大熔炉。想想希腊人就够了。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家庭，然而事实上，他们是多个城市，相互之间从早到晚战事不断，尽管如此，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家庭。奥林匹亚、德尔斐……是共同的地点（还有共同的神祇），然而相互之间却完全自治。始于何处又终于何处？欧洲始终在造就自身。欧洲是一项使命。欧洲是一个问题。欧洲总是在用将来时态拒绝自身。欧洲将是、将是而且将是。这就意味着欧洲像这样存活：作为一项使命、一项任务。我们必须总是在建造欧洲。它可以凭借各种霸权意图来建造，正如我们在整个欧洲历史上所看到的那样：查理曼大帝、查尔斯五世、拿破仑、希特勒——他们都企图在欧洲行使支配权。然而每当有人试图这样做时，欧洲总会解决掉他们，她并不想要那些只要一个欧洲的人。欧洲不是一，它们是多。像我们、像你们、像我……那就是欧洲的样子：“我是多，”欧洲说道。我们必须能让我们自己成为多。而且在今天尤为如此，欧洲必须能够让自己成为多。同传统的欧洲族群相伴的，还有那些当代的欧洲族群，他们一个世纪以前还不在这里。或者也许他们在许多个世纪以前曾经在欧洲。在西班牙，伊斯兰教就是这样，它曾是欧洲的，然而从15世纪晚期开始就不再是了。现在它又是欧洲的了，但却是以一种与六七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同的形式。然而欧洲在今天必须明白她的起源是多，她也应当让自己再一次成为多；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不是以过去几个世纪里经常发生的那种富有争议的方式。这种和平的形式将会是欧洲各国人民的联合体、联盟，同时还要加上那些新近加入欧洲的人民。仅仅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所在的地区，也就是威尼斯，非欧洲血统的人口从0上升到了15%。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让我们自己成为多。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她的起源开始，欧洲就通过这种方式思考自身。

A.G.R.：尽管如此，我们却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眼下，事实表明我们很难拟定出一份欧洲宪法。你提到了圣奥古斯丁，认为对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之找寻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使在追寻它的时候，我们也学会了去爱那个被找寻之物。欧洲也能学会珍视一部它自己的宪法吗？

M.C.：对于宪法，假如我们把它理解成大宪章，就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一样，那么我认为它根本是不可能的，正如近期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问题不在于一份欧洲宪法；问题在于一种欧洲文化。通过我们的学生时代和我们的工作生活，一种欧洲的文化培育出了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在今天，甚于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成为多。

◆反讽

J.C.：你曾经投入过大量时间研究中欧文化。与其说是地理疆界，不如说是文化定义了中欧这个空间：同样很难准确地断定它始于何处又终于何处……就我们此前所谈到的问题而言，你对这一世界的兴趣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你的作品和你的理念？

M.C.：中欧是这样一个欧洲，在那里，不同的语言和传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共存。这是基本的理念。尽管我对中欧的兴趣集中在智识、哲学与文学方面，但我相信恰恰是由于这一政治与文化格局，中欧的群岛才带来了穆齐尔所格外珍视的那个东西：反讽，就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反讽意味着调查、不被满足、以批判的精神去追问，但是它还意味着嘲笑自己。假如一个人读了卡夫卡或者穆齐尔却没有笑，那么他们根本就是白读了。在所有这些亲和力中，对话培养起了这样一种理念，它同我们的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极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其中你甚至很难认出你自己、很难发展出情感纽带。比方说，在布拉格，德裔社群过着一种孤立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这个社群既是犹太的也是非犹太的，并且社群的成员们会去观赏意第绪戏剧，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在和斯拉夫女性交往……诸如此类语境必然会带来反讽。而反讽正是欧洲最伟大的财富。

◆张力

J.C.：因此，你所研究过的那些作者——无论他们来自哲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恰恰是由于一切都联结在一起，才有可能赞成某种批判的态度。比方说维特根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