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冬天正是读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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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吃完饭,步行回办公室,在密密的雪点儿里走着,凉凉的,清新的,心里觉得很幸福。没有演出的日子里,读书的时间就多了起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本我刚读完或正在读的书:
我们本来就拥有的三种自由:放手的自由,保留的自由,取舍选择的自由。
很多年前就读过“断舍离”系列的书,这次重新买了一本拿起来读,是觉得到了认真“执行”的时候了。
过去的这几年,一直跑跑颠颠,东奔西走,既没有时间认真收拾家和办公室,又走到哪儿总是喜欢往家里带东西。一来二去,东西就堆积如山,哪哪儿都是,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资料,我们自己的各种印刷品,攒在那儿纸袋、塑料袋、小礼物、纪念品、过期的食物、茶、长年不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塞满了肉眼可见和不可见的各个空间......所以我已经决定要好好地“断舍离”,并把2020年定为我的“断舍离”年,不但是物质和收纳层面的,也包括精神、情感和情绪层面的。
山下英子在“断舍离”的道路上,率先提出这个概念的山下英子女士,既是发起者,也是领路人。最重要的是,在她的这本新版《断舍离》里,我读到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方法和建议,而是许多关于人生哲学的思考,比如她谈到”物质本身就带着某种看不见的’黏着剂’……在手里会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感,带有叫作’执念’的黏着剂”——堆积在周围的物质,表面上是物质,实际上情感,执着,和害怕失去的恐惧感。她又提醒我们本来就拥有的三种自由:放手的自由,保留的自由,取舍选择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这三种自由,并且不自觉地“放弃”了对这三种自由的使用权,就像很多我们作为人生而拥有的自由权,我们并不常常清醒而认真地使用它们。她还强调了在“人·事·物”三者的关系网中,摆脱把“人·事·物”单纯理解为非对即错、非善即恶的二元思维,形成多元性的尊重他人的意识,但同时也要找到“自我轴”。按照“自我”的原则,去处理关系,物品,也包括相对应的情绪与情感。这个理论,放到戏剧评论和鉴赏领域,也很有用。后退一步,远观自我,为自己前一秒的荒诞惭愧一下,快速地从“发热”状态回归平静。
艾里希·弗洛姆跟《和鸡一起活》剧组去上海交通大学做活动时,在楼下的书店买的,薄薄的一本,等着活动开始的时候正好读。弗洛姆是大家都熟悉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毕生致力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在他看来,爱与良知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石,而现代人的孤独则是致命伤。在《存在的艺术》这本本来可能不会出版的小册子里,他非常“忐忑地”地讨论了“习得存在”的过程,作为一个“出门带脑袋只是为了显高”的白羊座,他显然是个例外,他不但带脑子,而且还想的特别多,总是担心自己的阐述会被读者误解,而且对于当代社会用于宣传性的话语污染非常敏感和反感。
“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于弗洛姆而言,大体相当于“To Be or Not to Be”于哈姆雷特王子,在《存在的艺术》中,他为当代的孤独个体得如何小心地避开各种华而不实的消费和愿景构成的当代陷阱操碎了心,他希望人们可以面对繁华而热烈的种种欲望产生清静的觉悟,对抗极权,对抗炫耀式的自我存在,对抗因孤独而产生的种种无聊之举。总体来说,弗洛姆对我们凡人的期望值真的太高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他的叙述中找到自己庸常人生的真实画面,以便在下一次的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而激烈争吵时,可以忽然冷静下来,后退一步,远观自我,为自己前一秒的荒诞惭愧一下,快速地从“发热”状态回归平静。和一般作家相比,他显得很“强势”,有一种“我不要你的同情,你也不用跟我客气”的坦率。
这本书简直太好读了!我是在读到最近一期《三联生活周刊》里他和张悦然的对谈后下单买的书,书第二天就到了,我趴在上海办公室的案头,一口气读了20页。
基本上每一页就是一小章,文字赤裸而诚恳,完全不打算对自己的窘况或生活环境做任何修饰,这大概也是他在回到海地签售时,追问一位黑人妇女为什么要买自己的书时,她回答的:因为你说的是真话。1953年出生于海地首都太子港,23岁时流亡到加拿大,拉费尼埃并不在意自己身上的“流亡作家”标签,也不喜欢打悲情牌。相反,和一般作家相比,他显得很“强势”,有一种“我不要你的同情,你也不用跟我客气”的坦率。所以在他的文字和叙述中,所有的描述都只是一种环境性的营造,重点是不断地质疑与自我拆穿,不断地“拆穿”之后,反而坦然了。
达尼·拉费里埃在《穿睡衣的作家》里,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作家”在写作时的思考,所以整本书是非常意识流的。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会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
作为全世界不婚主义的楷模,在《告别的仪式》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波伏瓦波澜不惊、语气平实地记录了1970-1980这十年她和萨特生活流水帐,这是萨特生命中最后的十年。
情到深处人孤独。在她的笔下,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在公寓里听音乐,读书,去咖啡馆吃早餐,在希腊、阿维尼翁、西班牙旅行,在酒店的大露台吃晚饭,喝一杯,看日落,在郊外散步。硬币的另一面是萨特不断地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声援,写作,拍片,和学生与同党(抱歉我用了这个词)交流思想,和不同的女朋友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仿佛联系他们彼此的并不是性,而只是人与人之间愿意共同相处与分享的“自觉”与自由选择。在那些“流水帐”般的叙述中,夹杂着一种命运要来叩门的紧张感,从视力的急剧下降到高血压,时好时坏的身体状态与精神状态,这些日常会袭击每一个普通人的疾病,也同样无情而平等地袭击着作为哲学家、作家和哲学家的萨特。在精神层面,他是个伟人,在疾病和日常生活面前,他是个凡人。所以我们有机会一窥这种“神与人”的混合体,是如何过日子的,又及如何在“过日子”中,完成他的各种工作、并将自己的“自由意识”与对审查制度和权力的抗争贯彻于日常生活。
有时候,我会好奇,在今日中国,是否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他们的反抗与日常生活,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书的后半部分,是1974年8-9月波伏娃与萨特的对谈录。这种对话,既私密,又坦然,而且是两个真正意义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的两个灵魂在日常对话。这种伴侣关系,也是人间极致了。所以在十年流水帐的最后,萨特死去,波伏娃写到:“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会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54p的剧本,我读了得有7天才读完,常常是读了小半页就不得不放下来“缓一缓”,有种烈酒浇头的感觉。
坦白的说,2017年我在阿维尼翁选到《孤寂棉田》这个戏时,真的是撞运气,当时我只是凭着直觉,觉得舞台上的表演好看、架子鼓雷霆万均般帅气、导演手法老炼,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
但真正开始做这个戏,接触文本,再到今年巡演时一遍又一遍地看这部戏,在各种演后谈、座谈、对谈中听导演和嘉宾的发言,看无数的观众评论,重读剧本......才深刻意识到我是“拣到宝“了。阿维尼翁市厅剧院艺术总监阿兰·迪马尔导演的这版《孤寂棉田》来中国之前,同事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剧本的翻译。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宁春艳老师在着手翻译此剧,并且将要出版,但是考虑到字幕与剧本译本仍然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还是组织了翻译工作,并且要求翻译在风格上“力求简洁,朴素,不要太过文艺腔”,以配合阿兰导演的舞台呈现。虽然由于导演的要求在巡演过程中对字幕进行了删减,但整个翻译的工作基础,还是相当扎实的。所以现在读宁春艳老师的译本《孤寂在棉田》,就会有些不同的感受。宁春艳老师的译文,更诗意和散文化,如果没有看过现场的演出,单独读剧本,在理解上可能会有相当的困难。作为“贝克特的接班人”,科尔泰斯超越了“荒诞派”的前期呈现,以诗意和大量高度抽象的哲学化语言、思辩呈现出一种一体两面的天人“交战”。在两个看似相互对立的角色——顾客和卖家身上,你都能找到感同身受的话语,却又常常被他惊人的比喻带得飞出天际。这种剧本,因为完全没有剧情,而且又必须反复地咀嚼其中的含义,甚至读着读着又会往回翻几页,找出前文来对照(全剧由两个角色的各自18段“准独白”构成),所以读得很慢。54p的剧本,我读了得有7天才读完,常常是读了小半页就不得不放下来“缓一缓”,有种烈酒浇头的感觉。这部戏的意义,至少还要三年,才会真正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呈现出来。这部戏的剧本,也值得一读再读。读了,你才会惊讶于阿兰·迪马尔导演的“忠诚与反叛”,他一方面极为忠诚于文本与编剧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用极为写实的表演打破了这种观念型剧本的“魔咒”,为观众与剧作家建立一道“天梯”,得以攀援而上,一探这种“奥义书”写作背后的剧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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