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访梁绍基先生「下」

许：

您以蚕丝为材料的作品，好像从89年大展的时候就开始了？

梁：

送北京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作品是“易”系列No.1“魔方”。这件装置作品创作于88年，由许多方形丝框构成，人可步入其中，当将干茧作为“象”的符号钉在洋纺丝绸上，浸浴在薄明昏光之中时，我发现干茧在虚恍的重影幻象中仿佛活了起来，顿时“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经”中的一句从脑海中跳将出来，由此萌生了用富有生命的活体纤维去进行创作的欲念，去展开自然美、生态美、虚静美、朦胧美。紧接89年春，我携铜网到浙江农大蚕桑系进行养蚕实验，农大教授告诉我“蚕对于金属是排他的”，我想，不论其实验成功与否，都是对“天人合一”的一个回答。为了持续研究，我在农大复印了许多蚕桑资料后，毅然离开杭州回到浙中山区去建立自己的养蚕实验创作基地，不知不觉渡过了30年，我将其过程的作品都归纳为“自然系列”这个大命题。

上世纪末，多利绵羊的出现，生物学克隆技术创造的奇迹极大地激发了我实践艺术与科学的联姻，“用艺术的眼光看科学，用生命的眼光看艺术。”将壁挂越过民间编织，现代织造，而迈入生命的编织，一蚕一世界，一茧一宇宙。返回纺织原点，“退一步则进两步。”

促使我下决心进行养蚕实验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89年秋我应前苏联美协之邀参加了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纤维艺术研讨会，并于坦斯尼特雷驻留了三个月，创作了“寻”、“印映”、“契”等作品，最后评奖结果我荣获了创作第一名。惊喜之余，我发现在来自欧美、亚的许多艺术家中，不乏在工艺和材料上颇有特点，且不少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显而易见有一种倾向编织的“装饰化”。而我希望呈现“观念”，从手工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回归自然。他们看了我带去的用铁刺制的地球仪上养蚕吐丝的作品说“非常有趣，但无法归类”，这一切引起我对约定成俗的纤维艺术概念的反思。

▍天台工作室晾晒的蚕茧

除此，我为参与研讨会构思了一件作品“契”，在一个方圆结合错位的平面上写了天、人、地三个字，并劈成了左右两半，在苏完成其左半，等待研讨会结束后，其运回中国使之与中国完成的另一半“契”合。当年12月，我在莫斯科红场旁的俄罗斯大饭店高层俯察了红场阅兵演习，不久搭上从莫斯科赴京的列车, 历七天六夜的旅程回国了。岂不知后来突闻苏联解体了，拉脱维亚独立了，从此我的作品下落杳无音讯，我十分懊丧。后来我想，也许天、人、地的合一本身是乌托邦的理想，而这件作品并非失效了，它处于进行时态，始终在“等待”，是未完成的完成，完成的未完成，我顿悟“过程大于结果”，艺术不仅仅是固化的物的审美，想法有时比作品更有趣，比如杜尚的作品就这样，是他对艺术的态度。当联系养蚕实验计划，小虫整个生命周而复始涅槃的全过程都能成为艺术，不由暗暗激动！

许：

您说您的导师也是在那一年去世的？他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梁：

是的，我的导师万曼也是在1989年病逝的。恩师之育，永志不忘，是他倡导的“实验”精神和献身事业的勇气激励着我前进，去拓展新领域。命运多舛，我除遇到苏联解体外，于99年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布展期间遇到了土耳其地展余震。2002年，我携“耙衣“参加潘塞夫双年展，在塞尔维亚的和贝尔格莱德目睹了索科沃战争的遗墟和斯拉夫民族豪迈的重建家园的决心。我在那儿还放映了“自然系列No.24 No.25”人与蚕一并在铁鉋花堆上行进，而恰时，“耙衣”上的茧子内的蛹，根据倒计时在展览开幕式上一个个蝶化，震翅破茧而出，激起观众喜悦和惊叹，斯拉夫民族感同身受，记者纷纷采访，我再次感到人类命运如蚕丝一样，柔弱欲断又似断非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意志，百折不挠的生存信念，以柔克刚的能耐，及绵绵蚕丝永无止境的生命关联。今年，展于乌镇的“时间开始了”展的“千钧一丝”，更是集中了对人类劫难和命运的沉思，包括空难、石油战争、难民、大爆炸事件、铁链像从地狱钻出恣行，蚕虫与之殊死一搏，用丝将其紧紧包缠。而残破的铁板钟的裂缝中，丝光挣扎而出，“晦暗是一种光，是一种试图抵达我们而未抵达我们的光”。

许：

您的一些作品好像也有您说的那种带刺的感觉，比如三角形丝锥那件。

梁：

悲剧感人，“向死而生”。生命意志在刚柔，冷热的对比中倍增力量。那件在铁刺上养蚕吐丝堆砌而成的三角形锥的创作始于1992年，持续了20多年，是生命意志的纪念碑。中国古代将“生、死、繁衍”称为三合，故而造型。而傅雷先生在“约翰·克里斯朵夫”译序中的一句话，“古今中外英雄圣贤的历险记”，也启迪了我的构思。当然这件作品在后来延异中增加了许多新意象，我曾携丝锥置于卢浮宫金字塔前，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前，佛罗伦萨的百合花教堂和北京故宫、天坛等处对景摄影，当两个三角形丝锥对峙，倒三角象征沙漏（时间），“时间与永恒”而得。

许：

“宝宝”，“汶川石”，“沉雷”这几件，好像跟现实的关系更直接？

梁：

人性当属自然。我是从自然的视角，生命的终极关怀思考人性，以一种普世的悲悯、大爱来关照社会事件。“宝宝”创作于1995年，我的丝绸襁褓包裹蚕茧并撒落于地，激发人们对新生命的怜爱之心。汶川地震后，在那年国庆节我于上海一广场上让公众来参与包裹宝宝，并可领养之。我曾赴汶川红白镇收集了地震灾区遗墟的砖、石、水泥板，让蚕在其上吐丝包裹造型似一个个大茧子，有机的生命材料温暖，抚慰着无机的物质中的“灵”，进而得以涅槃重生。

梁：

而“沉雷”为半悬空中的被压扁变形的煤气罐，其外弥漫着蚕丝，像垂落中的茧悬于一丝，一种日常生活中潜隐的压迫感、危机感和悬念油然而生。

许：

后来的作品似乎逐渐柔和起来了？比如“云镜”，或者“云上云”？

梁：

“云”的主题贯穿我创作始终，继07年创作了“云镜”，2010年完成了影像装置“补天”，2016年于国美“云上云”展上又用肢体语言表现之，云是自然的呼吸，生命的律动，丝圈如云。而作品“雪藏”其实是“云”的延异，云和雪均为水的气态和固态形式，在蚕丝液中绝大部分是氨基酸——生命的“元”，故“雪斋”是“雪疗”、“冷疗”，作品“蚕潺潺”是水潺潺，通过水流表现四季生命变化幻象。

“致虚极，守静笃”，这是东方与西方极简主义和抽象主义对话的有力武器。作品“平面隧道”于虚透之极的丝箔中呈现了生命时空的切片，及宇宙感并由多维度走向无维度。“残山水”堆聚了蚕生命过程的残迹余像，丝覆盖着蛹、蝶、卵、蚕、砂、尿渍…… 自然而然地织就了生命现成品的画卷，“残山水”即“蚕山水”、“禅山水”。

许：

你曾经创作了声音装置“听蚕”，而这几年的作品中有许多跟光有关的元素或者布展手段？是在做一些新的尝试吗？

梁：

光是一种粒子的波震，穿越时空的运动形态。但它不仅具有自然属性、科学属性、空性，在人的意识中它还具有神性。于是有了救赎意念。在“寂然而动”、“月庭”、“天庭”中，光营造了神秘，静穆，崇高的氛围。

梁：

2018年我将于木木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命名为“恍”，“恍”字左旁从心，右旁从心，意味着心追逐光，希盼着光，沐浴着光。另外也写照了当下的生命的存在状态：白驹过隙的速度，恍若隔世的距离，恍若重生的期盼。有趣的是，我发现蚕虫在第四令阶段体内前、中、后丝囊和吐丝口的排列组构俨然如教堂耸立向上一样，仿生学尽在其中。为了研究光，我与四川蚕学宫科学家合作进行了转基因荧光茧实验，将荧光基因注入蚕卵培育生长，荧光茧垒起了舍利塔。

在长期的养蚕观察中，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蚕吐丝交织的运动轨迹呈“8”字。这“8”字揭示了宇宙万物运动的基本规则和无限性。

我把握生物钟，蚕性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光或逆光及对不同材料的亲和度或排他性在丝造型的影响。经长期与蚕相处方渐渐得以认知，进而将科学人文转化为艺术。

许：

我们聊的这些作品跨越了大概30年的时间，里面似乎有从重到轻，或者说从尖锐到包容的趋势？

梁：

若粗略地梳理，89-99年，主要是熟悉研究蚕性和探索利用蚕进行艺术创作可能性，作品中对抗性因素较强，主要有“自然系列No.24 No.25”、“自缚”（2000年展于里昂双年展，蚕吐丝包缠女体）、“床”（1999年展于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

第二时期2000-2009年，在社会骤风暴雨过后，创作了“链——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这“轻”比重还重。同时出现了“听蚕”、“残山水”、“云镜”，走向虚寂，自省。

梁：

第三阶段为2010年——现在，作品日趋虚薄抽象，并开始进行蚕的转基因实验，即自然性、科学性、神性、诗性交织，主要作品有“平面隧道”、“月庭”、“天庭”、“沉云”、“雪藏”等。当然我也不时关注社会聚焦点，创作了“命运”。大道至简，回到艺术本体，挖掘材料精神内美，以艺术家的独悟去观照，让“物”升华为道。“蚕道”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我以为搞装置切记莫过度物质化，搞新媒体艺术警惕一味依仗科技。我们赞美高科技创造的奇迹，但莫忘了“道法自然”、“人本”、“人道”，尽最大可能的挖掘人自己固有的潜能，调动自然的积极因素。

我曾写了四个字“丝·思·史·诗”。“丝”是我的艺术媒介，“思”为虔诚地追问，反思，质疑，“史”为从个体迈入社会群体，历史去关照，“诗”为以艺术的名义去拓开哲学和科学试图企及但目前尚未完全抵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