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丨家园已经被摧毁很久了

本文源自一篇1987 年在乌尔比诺（Urbino）召开的研讨会“非常识”（Le non sens commun）上发表的报告。此次研讨会由国际符号学和语言学中心（Centro Internationale di Semiotica e di Linguistica）和国际哲学学院组织，由保罗·法布里（Paulo Fabbri）、毛里奇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皮诺·帕约尼（Pino Paioni）发起。本文曾发表在《诗》，第44 期，1988 年。

译按：本文题为“Domus et la mégapole”。domus是个拉丁语，本意是“家宅”，不过在这里，利奥塔在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它泛指传统意义上的家庭，除了家宅，还指家的构成、生活、传承，以及隐藏的问题等。因此，我们根据语境的不同，将这个词译为“家”、“家宅”、“家庭”。

家与大都市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 文

夏小燕 / 译

对家宅正面墙的再现。相当宽，不一定很高。有许多门、窗，但不透光。由于它不看参观者，它也不期待参观者的观看。它朝向哪里呢？极少的活动。我们假定外面很热。庭院被墙、建筑物围着。有一棵普通的大树，柳树、七叶树、椴树，一片松树。木筋墙、燕子。小孩抬眼。我们假设现在是晚上七点。在厨房的桌上，固定会出现牛奶、鸡蛋篮、剥了皮的兔子。然后，每一种食物各有去处：乳品商店、很凉快的后厨房、锅、架子。男人们回家了。几杯冰爽的酒。大面包的腹部划上十字。吃夜宵。谁起身分发食物呢？共同的时间，共同的感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家（domus），这就是对家的再现，这是我的家。

在基本概念上有一些变体：茅屋，小城堡。正面墙的炫耀。下层人的活动与主人的住所保持一定距离。对着正面墙的不是牧场和耕地，而是公园、怡人的花园。享受和劳动划分时空和身体。这种划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严肃问题。但是最终，无论宽大与否，在开发中是否被分开，土地（fonds）一直是家庭的。它属于地产参照的范围，是一个单子。是自然管制下的空间、时间和身体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精神的、知觉的、限于其边界内的记忆的状态，而宇宙在这里被再现。这是正面墙的秘密。行动亦是如此。食物以自然的方式从自然中被获取。它们固执地而且按照事物的秩序自行生产、自行毁灭、自行再生产。从自然自为的方面来看，这叫作节制（frugalité）。星期天（alla domenica），家感谢已经发生的事情[1]，而且祈祷即将发生的事情。家的时间制度就是节奏或者韵律。

家的语言是有节奏的。人们讲述：繁衍、周遭、季节、智慧和疯狂。叙事让开端与结尾押韵，让中断之处连接愈合。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家里找到他的位置和他的名字，以及附属的片段。他的出生和他的死亡也被记录，或者将被记录在事物的以及与事物相伴的心灵的圈子里。他们依赖神、自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利用未知和已知的自然（phusis）意志，只是服务于推动生命生长、衰老和再生长的推力（pousée，phuein）。这种利用和服务（servir）[2]叫作劳动。（既然地产获利了，有时半信半疑地也想从生长中获利？人们自问。有节奏的智慧反对过度［pléonexia］，反对对一次性生长的幻想，提防对一口气讲完故事的幻想。）

Ancilla，女仆。来自ambi和colere，ambi-cilla，完全围绕……打转的人，colere的旧义是培养（cultiver）、细心照顾。culture有双重意思：一是，对诸神的崇拜；二是，诸神还保养家（colunt domum），他们用心照顾它，用他们的谨慎维持它。女仆（servante）保护女主人，因为服务（servir）就是保护。当她起身在桌边服务时，这是神-自然在维持着家，为家感到满意，是神-自然在家的具体显现。家的空间与周边、与为保存而进行的来往，交织缠绕。大家互帮互助，没有任何契约。自然的义务和权利。我难以相信这种有机生活曾是“交换的初始形式”，如同莫斯[3]所说。

这是一个劳作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停地劳作。它自己做它的作品。这些作品自发地、按照习惯来运作而且被分配。儿童是其中的一个作品，是第一作品，是第一成果，是后代（offspring）。儿童又会带来更多小孩。在家庭的节奏里，儿童是时机，是重新开始的悬置，是种子。它在将来是存在过的人（ce qui aura été）。它是惊喜，重新开始的叙事。还未开口说话的小孩（infans），它将来会喋喋不休，说话，讲述，被讲述，还会在将来被讲述。共同的作品就是家本身，也就是说是共同体。它是重复驯化的作品。习惯驯化时间，也驯化事故和意外的时间，以及空间，甚至不确定的地带。回忆不仅仅记录在叙事里，也记录在动作上，在身体运动的方式里。而且叙事就像动作，与动作、地点（lieu-dit）、专有名词息息相关。故事自言自语。故事是正在为家——而且是为使用语言的家——增添荣耀的语言。身体休息时，言语在厅堂、耕地和树林里替代身体。非常丰富的时光，甚至对穷人来说也是如此。过往在复述中完成。它在传说里被固定，也就是说被持存也被遗忘。家就是这种复述的时空。

排斥不是家单子所固有的。可怜的穷人、孤独的旅行者在餐桌上都有其位置。让他展示其情感，其天赋，让他讲述其故事。人们也为他起立。短暂的沉默，天使经过。谨慎。他是否是一个信使呢？然后人们将小心地把它放在记忆里，小心地把它驯化。

田园诗的画（tableau bucolique）。boukolein不仅仅指看守着羊群，还指看守着人，这是尊重和服务（service）。不过家只有从外界、远处和城市来看时才像田园诗。城市耗费数个世纪、几千年来终结家和它的共同体。城市是政治的、帝国的或者共和的，然后，城市还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今天大都市延伸到了以前的乡村。城市把家事（res domesticae）变成狭小的住房、炖煮、旅游、度假。城市只知道住宅。它让家长（les domini）定居，使之服从于平均主义的公民身份、被雇佣者和另一种记忆，即文字的公共档案、机械化处理的公共档案、电子公共档案。它测量登记地产，并且击溃它们的秩序。城市粉碎了神-自然、它的回归、它的祭献和受惠的时间。另一种时空的校准占据了舞台，正是从这种校准出发，田园制被视为一种忧郁的幸存。从北方看到的忧郁热带。

声音的味道。切近而遥远的金星，牲畜圈的深处，母鸡的咯哒叫，当金星在黄昏中亮起时围绕着灰林鸮的呼唤撕裂开的沉寂，大把桤木枝被扔进灶膛里发出的噼里啪啦声，踏在门槛上的木鞋，在山谷里面对面的对话，围绕着甜瓜飞翔的胡蜂，秋天对耕牛喊出的鼓励，暮色中追赶着飞入房顶的醉雨燕。声音根据酸—甜、烟熏、水煮干豆角的清淡、呛人的牛粪以及热稻草的发酵被赋予某种音色。音色互相吞没。在自然的家里（dans la domus physique），小感觉被尊重。

我就家共同体所说的东西，只能从我谈论的地方得以理解，即变成大都市的人类世界。在维吉尔死后。在家终结后。在布登勃洛克（Buddenbrook）结束时。而现在应该要去争取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基础上谋生活同时又反对它们。事情、人和能力的校准只能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没有可供利用的自然，而其根据是为了获得更多……而被普及的交换原则。在“实用的”忙碌里。这种忙碌驱散了古代的家单子并且把对记忆的关注交给了匿名的档案。个人的记忆，没有习俗，没有叙事，没有节奏。受到理性原则支配的记忆，轻视传统。而在传统里每个人都在寻找而将找到尽可能多的、他的生活所需要的信息，不过这种生活毫无意义。马克思说：在这种驱散中产生了个体性；南希[4]说：在自由中产生了独特性。家宅的正面墙仍然屹立着，因为人们保存了它们，证明缺席的旧风气（éthos）。它们被电信的辐射撕开了裂缝。它们被接口（interfaces）包揽着。

我们对这些都烂熟于心，在今天都变得有点恶心了。新石器时代的家生活已经慢慢消退，我们都知道，从此开始应该怎样命名共处（l’être-ensemble）在时间和空间制度上的革命。也许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证明：海德格尔眼里的Gestell（座架）反过来只能从保留家的服务（service）的概念上进行思考。服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引出了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那里过滤出来的诗的动机，还引出了《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Discoursde rectorat）展现的被分成三类的服务（Dienst détriplé）（思想、战争和劳动的服务，就像在杜梅齐尔[5]那里）。因而我们了解在怎样的程度上我们对于家的伤感是相对于它的失去而言的。甚至古希腊的悲剧，这个谜，我们知道应该要通过去-统治（dédomination）、去-驯化（dé-domestication）的镂空纸板解开它。新的法则，城邦（polis）以及其权利的法则，忒弥斯[6]，克服族群先辈的驯化控制。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悲剧还清这历史社会学之债。我们的距离、我们反驯化的暴力在族谱中可以看到另一番场景。

在这场景里，好心的女仆是不纯正的。服务是可疑而嘲讽的。共同事业被灾祸纠缠不清。尊重是假装的，好客是专制的，常识被无理者的驱逐所困扰，常识就隐藏在非理性之中。某种东西在统治中一直未被驯化，它可以打破一切圈子。家单子被撕裂，充满了故事、场景，萦绕着秘密。暴力使之四分五裂，并打破了无法解释的不公正、被拒绝的情感、接受却又无法忍受的谎言和引诱、偷窃、贪欲。弗洛伊德透过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让我们重温在这种激情的幽暗处古希腊家庭的悲剧。哲学家曾深情修饰过的、神-自然的宽厚目的性，和睦相处，如同一个整体那样共处，每个人得其所，他们的家就是智慧的形象，令人期待的初始和美丽的死亡，所有这些都被恶打碎了。一种甚至还未完成的恶。一种在恶之前的恶，一种比体验到的所有痛苦更加古老和更加新近的伤痛。一种总是新鲜的伤痛。在家最为隐蔽的地方，充斥着反自然的谣言、内部冲突（stasis）和暴动分裂（seditio）的威胁。父亲、母亲、小孩、好心的女仆、侄女、老仆人、放牧者和农夫、园丁、厨师，所有智慧形象，无花果树下花园一隅、隐秘的小走道、顶楼以及放在那里的箱子——一切都是猥亵犯罪的主题。家庭里的某种东西不想要田园诗。

某种东西不想要这种反复的记录，而且这不是自我（moi）。根据他在家庭霸权中的地位，相反，自我想要他的记忆部分，想要在时空和叙事里建立和重新建立他的地位。儿子变成男主人。女儿变成女主人。而仆人，当然，也是主人，在这里或者别处。只要这些东西还在，即自我的事情和自我的躁动、双重性、犹豫不决和矛盾、小小的诡计和策略，那么家庭的本质就一直未被触及。它通过阴谋追逐达到其目的，它可以修复，它将修复。它把这些事情记录在其记忆里，它谨慎处理和保存插曲。那么残余物呢？那不能化解为牺牲、祭献和招待的东西呢？挥霍、目无规矩、暴怒呢？这不是家庭组织里的成分，这是在家庭核心处被驱逐的东西。

较之于城邦、共和国或者甚至利益和观点之间放松而宽容的联合，即所谓的当代社会，——奇怪的是，与所有这些汇聚杂多的状态相比较，家庭更多地为不可驯化物（l’indomptable）的显现提供了机会。就像细心照顾它的神-自然同时也是反神、反自然，极力让田园诗说谎。我所谈论的暴力超过了普通的战争以及经济的或者社会的危机。相反，尽管危机和战争有其普遍性，或者因为这种普遍性，它们唯有当家庭的呼吸和窒息激发它们时才会变得激烈。家园已经被摧毁很久了，为了政治和经济的共同体炫耀自己和滑稽地把自己模仿成国家或者可笑的家，只需激活对一个失落的地区的记忆和一个遗失的传说的记忆。那时，冲突、危机就演变成内部冲突、暴动分裂，就像它们影响被认为已过时的家庭习俗那样。不可统治之物、不可驯化之物，以前隐藏在家庭里，现在不仅仅在经营政治经济的人（homo politicus et economicus）那里爆发，而且在服务（service，Dienst）的古老保护下爆发。有人会说：需要可分享的物质在仆役的狭小等级里增加密度，以便反物质（anti-matière）释放它对全体的怨恨。重新被驯化的掌权人（l’homo re-domesticus au pouvoir）在街上大开杀戒并大声叫喊着“你们不是我家的”。他以来宾为人质。他迫害所有迁移者。他将之秘密地放进他的酒窖，将之化成其低地底部的灰烬。他毁灭的不是战争。过度（hybris）打破了家庭模式。而家庭模式的重建则将用于粉碎过度。

家庭的毁灭使得它包含的这种暴怒变得有可能发出来，而暴怒以家庭之名得以运行。但是除了这种情况，这种恶的情况，我发现很难相信：一般来说，让独特性摆脱家庭的时空，这种解放独自推动了思想的自由。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思想命中注定就是要见证残余物，见证不可驯化物，见证不可被它化约之物。但是，谈论见证之人也谈论痕迹（trace），而且谈论痕迹之人也谈论记录、持存、停留。所有记忆都起作用。因此，当思想见证家变得不可能时，正面墙确实是不透光的，那么它求助于它的房屋，求助于作品，它在作品中记录这见证。而今天在大都市有许多房屋，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更多的作品（œuvre），也不意味着不再去完成作品的劳作（œuvrer）。这使得作品（œuvres）注定要归于闲散（désoeuvrement），丧失其正面墙，注定要被它们的重复堆砌抹除。图书馆，博物馆：它们的丰富就是廉租房（H.L.M.）[7]各个大群体的悲惨。家延续着，它作为不可能延续着。这是我的普通观点。不过，不可能不仅仅是可能的反义，它也是可能的一种情况，是零情况。

我们醒过来了，而我们并不幸福。不可能重建一个真正的新家。但是也不可能扼杀那个向我们嘟囔着醒来的古老童年。思想面向这种情况敞开，它走出了负责管着无数仆役的古老文字。古老文字既是我们的佣人，也是我们的主人。思想就是书写，它意味着唤醒它们身上的一个这些老人们还未拥有的童年。当然，这没有冒犯是不行的，可是，没有尊重也是不行的。我们前进，不可驯化，但要谨慎行事。被迫如此。我们前进，但是文字里的过去在前面等着。它嘲笑我们。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倒退着前进，如同本雅明的天使。总之，家的灾祸以及大都市向其他星球的攀登只能为最后的人类和虚无主义争取（坏的）快乐。不仅仅为聪明人，聪明人把自己抛出去迎接为控制他而降临的东西；也为他的堂兄，热心的哲学家，他让闲散体现价值。如果房屋的正面墙至少没有为迎接和表现我们的漂泊而树立，如同幻影，那么我们就不能思考和写作。被遗失在我们的思想之后，家也是被置于前面的幻景，是不可能的寓所。挥霍的儿子，我们造成了他在家长面前的克制。

这样，流逝的时光在未来寻找它自己。开始，即苏醒，只有在最后才揭晓，就像对它的记录通过找寻的书写实现。总是要重读、重做。而作品的寓所只有在从苏醒到记录苏醒的过程中得以建造。没有这样一片屋顶，即在上面最终苏醒将结束，我们也将在那里被叫醒，而且记录将结束记录。不存在作为时间节奏的家，确实如此。但是对遗失了的家的怀旧就是让人苏醒的东西，而今天我们的工作领域就是记录这种苏醒。所以，只有转运（transit）、转移（transfert）、转让（translation）和区别。并不是房子流动，就像活动房屋或者牧羊人之家，而是在流动中我们持续存在。

唯一的思想，却是卑鄙的、客观的、压抑的，它可以思考家之终结，也许这就是技术科学启发的思想。家单子几乎还是“光秃的”，如同莱布尼兹所说，它对于记忆、实践和记录是一个太弱的方式。随着更复杂的大单子逐渐形成，它也慢慢解体，海德格尔从另一种思想出发，从一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以解决的思想出发，称之为Gestell（座架）。大单子更加完善、更加有能力做下面这些事情：编排、消解事件并且储存它、通过媒体报道发生的事情、保存发生的事情。当然包括，而且首先就包括不可驯化物，不可控制的家庭残余物。悲剧的结局，可弯曲性，悲观性。控制不再被本土化和历史化。它被计算机化（computoriser）。他们说，有一种复杂化的过程，没有人、没有自我，也没有任何人类推动或者期望这个过程。曾经被称为地球的那个宇宙区域，现在是相当微小的银河系里的一个小恒星系里的一颗极小的星球——但是这里负熵发挥作用。家太简单，它留下太多残余物不能驯化。科学技术的大单子不需要我们不久以前还隐藏在家的陆栖身体、情感、文字。大单子需要“我们”绝妙的脑袋。当它撤离就要消亡的太阳系，在整个宇宙上都有竞争力的大单子将不会带走不可驯化之物。在内爆炸以前，就像其他星体，小地球将和太阳一起把记忆留给空间大都市的大单子，这记忆是在瞬间被托付给地球最聪明物种的记忆。但它是唯一对单子在宇宙里航行有用的记忆。他们说。

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中得以实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在今天的技术科学里发挥作用。它当然会向我们要求一个与灾祸或者闲散的哲学所要求的哀悼不同的哀悼。立场不是不可驯服之物的立场，而是它忽视的立场。这是在做潜意识物理学（几乎是莱布尼兹的物理学），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不需要写作、童年、伤痛。思考就在于有助于大单子的改善。这件事情正是我们一直强迫性地被要求去做的。我们应该要以可交流的方式思考。创造文化。而尤其不是按照对降临之物的接受进行思考。而是为了预-见（pré-venir）而思考。成功就是加工（to success is to process）。改善性能。这是一种驯化，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但是没有家。一种没有神-自然的物理学。一种拿到一切却什么也没有接纳的经济学。因此必然地，这是一种文盲状态（analphabétisme）。尊重和不尊重对文本进行严格而客观的阅读，尊重和不尊重就语言来说的文字，这个巨大却一直没有被勘探的屋子，在这个所有房间都被居住却一直荒芜的谜里不可避免地来来回回——大单子不担心这些。它只是让人去到那里，让人建设。促销。这是它要求人类去做的事情。以“交流行动”（agir communicationnel）为名义，以哲学的“对话”和流放（relégation）为名义，以操演性为名义，我们被要求进行有用的思考。对大都市的组构有用。我惊讶的是：今天，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要求还能够被理解，就像它出自启蒙的概念。而它源自对物质整体的复杂化，聪明人说。

大都市里还有家，城市母亲。母亲与遗产。大都市只参照一个超过家庭级别的尺寸。亲缘关系、对过去的关注都不是它的强项。它不是城邦（cité），而是城市（urbs）。而且是变成专属于它自己的轨道（orbs）的城市。我们曾期望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ès），而不需要特大政治（mégapolitès）。需要聪明人。需要把特大城市的巨量记忆所允许的可能世界组合起来。它的电子循环路线存放着一种人类对之既无需求亦无概念的力量：储存的能量，以及各种可能的能力。以能量（dunamis）的古代观念来看，世界曾被模式化为一个自然，而且是如同家那样的自然。事件在一个唯一的、感性的目的性里被驯化。大都市接受各种通过汇集微粒子进行宇宙逃亡的剧情。

波德莱尔、本雅明、阿多诺。如何居住在大都市呢？通过见证不可能的作品，通过提出失去的家。唯有痛苦的性质值得见证。当然，包括语言带来的痛苦。只有我们将大都市规定为不可居住的，我们才能居住大都市。要不然，我们只是在那里落户（domilcilier）。在预计的时间范围内（安全性），等待瞬间的灾难，本雅明写道。在作品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文化商品的过程中，保持破裂的见证，即作品是不可能的，阿多诺写道。居住于不可居住之地，这是隔离（ghetto）的条件。隔离就是家的不可能性。思想不在隔离里面。挥霍的思想化成作品，每一个作品对隔离墙进行毡合预处理（secréter），用于消解思想。它不能在砖块上留下它的痕迹。在媒体上涂鸦（graffiti），极为挥霍，这是对失去的节制（frugalité perdue）的最后致敬。

仆役所控制的东西，正是野蛮（sauvagerie）所要求的东西。野蛮需要在自身内部有其幕后（hors-scène）。它讲述的故事只谈论这件事，即蓄谋于胸的暴动分裂。孤独是暴动分裂。爱情是暴动分裂。一切爱情都是犯罪。爱情根本不关注对服务、地点、时间点的调配。而青少年在家里的孤独，也是暴动分裂的，因为它在忧郁症的悬置里抓住了整个自然和文化的秩序。在其房间的秘密里，他在虚无之上、在隐秘的日记上记录了另一个房子（maison）的概念，所有房子的虚幻概念。如同奥威尔[8]的温斯顿·斯密斯（Winston Smith），他记录了他在法律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剧。就像卡夫卡。情人没有什么可讲述。他们被献给指示（deixis）：这个，现在，昨天，你。他们被献给在场（présence），他们被剥夺了再现（représentation）。但是家把这些沉默和这些记录变成传说和再现。相反，大都市展示它们，评论它们，解释它们以及使它们变得可交流。大都市把忧郁叫作自闭，把爱情叫作性。就像家里的食物被命名为农产品。秘密必须流通起来，写作必须程序化，悲剧必须被转写成信息。透明的程式，有效的剧情。总之，您的家，我是它的买主，它是可售的，您的怀旧，您的爱情，让我继续与之相处。这可能有用。人们又好又快地把秘密变成资本。——但是秘密应该是虚无的秘密，它还没有被开发，是不合理性的，但是它已经在家里，而大都市对它毫无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大都市只有秘密的概念。因为秘密包含在一种感性的、情感的物质的唯一音色里，它只通向错愕。

我想说明的似乎只是下面这件事。家不是可以替代大都市的共同体形象。仆役已终结，而且大概它从未曾存在过，除了作为旧时小孩的梦，小孩醒了，他醒时就毁掉了梦。是这样的小孩的梦，即他的苏醒将仆役放在其思想和写作的未来视野里，放在必定永远迟到的来临中。正是如此，不是作为一个千真万确会在那的记录面，而是作为远远地对写作和思想施加其引力的不明天体，所以，与其说作为被要求的条件，还不如说作为设置要求的幻景——这样，家世界不停地表现在我们对写作的感受性上，直至家庭的灾祸里。今天的思想不求助于，也不能求助于传统所是的记忆、田园诗的自然（phusis）、押韵的节拍和公正的美。求助于这些虚幻之物，思想肯定会被误解，我想说的是：思想将会在被大都市另外分配的仿古（这可能有用）中发迹。思想不能期望有其居所。但是居所纠缠着思想。

居所纠缠今天的思想不像它昨天压制不可驯化之物那样强迫不可驯化之物变成悲剧。不可驯化之物是悲剧的，因为它住在家的中心。家的图式抵制来自一种不可抵制的音色的暴力。在一种押韵时空的漂亮布局与非准备物质（一个声音的音调，一朵鸢尾花或者一片花瓣的色调，一种香味的芬芳）之巧妙相遇引起的迷失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性，悲剧课把这种不可通约性搬上了舞台。一种在总是已经被说出的东西里禁止的东西，这就是错愕（stupeur）。一种错愕的情感在家的面团里升起。就像神放弃它从公共面包房里取出的部分。它任凭直接触及时间和空间的物质。但是，这种放弃，这种失败，家还可以重建它们，它通过悲剧再现它们。被统治的不可驯化之物，被美的规则掌控的崇高，被重新定向的法外之徒。——这就是为什么大都市不允许我们写作，不允许我们记录，不仅不允许我们“感受”田园诗，还不允许我们“感受”悲剧。方法是解除家的图式。所以，不可驯化之物在大都市是不可再现的。音色被它拨给了隔离人（ghetto）。而且家容忍的不是“好而老的”隔离人，隔离人自身有家庭意味，是被驯化的。华沙的隔离人，在行政管理上注定要灭绝（Vernichtung），它是大都市正面的“背后”。隔离人应该要被灭绝，因为他在为透明而制作的总体行动安排里构建了一种徒劳的不透明。

不可驯化之物发现被追击的地方，就是家之肉身（chair domestique）。或者不可驯化之物破坏家之肉身，或者家之肉身毁坏不可驯化之物，驯服它，消灭它。它们在其不可解决的异识中形影不离。正在成形中的大单子通过纳粹模仿家。由此，异常的暴力来自对肉身的（人工）重构。纳粹之后，这还是一个持续的诱惑吗？如果大单子必须有技能和有竞争力，那么，无论如何都需要能够控制不可驯化物。通过聪明的方式，一切都必须是可能的，毫无保留。但是家恰恰不够聪明，灭绝违背了太多的“过度”，灭绝需要以更加理性和更加开放的方式运作。越有效，地球上的反作用就越少。秘密并不一定围绕着对秘密的摧毁。交流和文化实现了这种摧毁，而且要好得多。人们将来会分析音色，将其主要成分放入记忆，然后随心所欲地再生产它，这可能有用。重要的事情不是：结果是模拟，悲剧也是模拟。重要的事情是统治，甚至不是尽可能地处理一切曾是反抗家的东西。至于残余物，它注定要灭绝，被否定，被消灭。

而且我也想说明这件事情。——要么，我们说自己（我们是谁？）；要么，至少在隔离中，我们应当继续前进。尽可能地。思考、写作，在我们看来，都带有对秘密音色的见证。这种见证变成作品，而这作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以最糟糕的误会（méprise）为代价，以最坏的蔑视为代价（mépris），被置于媒体宣传的大都市的循环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还有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促销的作品被重新拆除，被摧毁，被闲散化，被去地域化，还是通过思考的工作，以及通过一种使人误解的物质相遇（既不借助于神也不借助于恶魔，而是借助于偶然［hasard］）。我们至少，而且依然，而且不为任何人，见证思想作为灾祸、游牧生活、区别以及闲散。如果不能雕刻，我们就涂鸦吧。——这似乎来自一种真正的重力。但是我对自己说：继续见证（见证被责难的事情）的人，他没有被责难，而且他在痛苦的灭绝中幸存下来。如果他的痛苦是应该毫无保留地记录那种不能记录之物，如果这样的痛苦本身就是唯一严重的见证，那么他没有遭受足够的痛苦。见证思想与他不能思考的东西之间的异识引起的错误和痛苦，这个证人就是作家，大都市怨恨他，而他的见证将来可能有用。被证实之物、痛苦、不可驯化之物，它们就像已经被摧毁的东西。我想说的是：见证的同时，人们也灭绝了。证人是一个叛徒。

注释：

[1]这里的原文是“ce qui a eu lieu et moment”，直译是“占据地方和时间的东西”，但是利奥塔在这里（其实在别处也有这样的情况）利用了“avoir lieu”这个短语的双关意思，即“发生/占据地方”。——译者注

[2]“servir”一词兼有“利用”和“服务”的意思。——译者注

[3]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sociétés archaïues）等。——译者注

[4]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1940—），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著述等身，译成中文的作品就有不少，比如《解构的共同体》、《变异的思想》、《素描的愉悦》等。——译者注

[5]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法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在其著作《神话与史诗》（Mythe et épopée）（三部曲）里提出神话史诗在印欧远古社会组织里的三种功能：司祭功能、战争功能、生产功能。——译者注

[6]忒弥斯（Thèmis），古希腊神话里的法律和正义女神。——译者注

[7]H. L. M. 是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 的缩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