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同样的飘雪丨伊夫 · 博纳富瓦

受疫情影响，我们原计划会在2月份推出的新书也有所延误。好在做书这个行当有着不错的机动性，我们的各项工作基本上都可以比较稳定地展开，能够较顺利地因应疫情带来的变化。目前我们尚在家办公，办公室那边的复工手续也已在办理中，相信不久便可陆续恢复诸项业务。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2020年第一种新书，伊夫·博纳富瓦重磅著作《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

先简单介绍下博纳富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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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1923—2016），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翻译家。在翻译领域，博纳富瓦既是成果丰硕的实践者，也是精深独到的研究者。他将莎士比亚、济慈、叶芝、莱奥帕尔迪等人的作品译为法语，其中尤以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最为知名。同时，他从未停下对翻译工作本身的反思，《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便是他在此方面一部发人深省的探讨集。

再说说这本书：

这是拜德雅甚至全世界迄今最昂贵的书（没有之一），堪称书中奢侈品【设计师：左旋】

★瓦尔特·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以来至为重要的翻译论著。

★法国当代举足轻重的世界级诗坛巨匠、著名翻译家、艺术评论家，龚古尔诗歌奖、卡夫卡文学奖得主，法兰西公学院院士，伊夫·博纳富瓦翻译论集首部中译本。

★一场生命诗学的盛宴：从但丁、莎士比亚、爱伦·坡、兰波、波德莱尔、马拉美到俳句，作者邀约我们亲赴诗的腹地。

★“一首诗歌（poème）的诗（poésie）以一种声音（voix）的方式走向读者。”

★通过诗的翻译，对虚幻的概念性言语提出质疑，在进一步自我批评的同时重新思考与异的关系，从而探寻真实的生活与场所，与自己真实的信念相遇。

本书的翻译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曹丹红教授和她的学生许翡玎女士担纲，译笔超赞。今日推送本书的译者序。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由法国瑟伊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这是伊夫·博纳富瓦的一部诗歌翻译论集，收录了二十篇谈论诗及诗的翻译的文章。除与书同名的序言外，其他文章都曾发表于不同场合，包括讲座报告、研讨会发言稿、演讲、访谈以及为其他译者的译著所作的序言等，部分文章在收录时有所改动。在本书中，我们会读到这位诗人翻译家对诗及诗的翻译的特殊性与重要性的阐述，对某些诗歌译作的批评，对译者处境与任务的思考，以及对不同语言的诗歌的独特见解，等等。

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翻译家。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树才在2002年出版的《博纳富瓦诗选》译后记中称：“从诗、译诗、诗学影响等多个角度来看，博纳富瓦都堪称活着的法国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

博纳富瓦1923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城市图尔。他先后在图尔市笛卡尔中学、普瓦捷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受教，专攻数学和哲学，数学的精确性与哲学的深刻性在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中学时期阅读法国诗人乔治·休奈特（Georges Hugnet）编选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小集》（Petite Anthologie poétique du surréalisme，1934）的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诗的种子，促使他决定于1943年定居巴黎并投身诗歌创作。1945年至1947年，博纳富瓦趋向于超现实主义，结识了保尔·艾吕雅等超现实主义诗人。1947年，他批评超现实主义以超现实取代现实的做法，最终与之疏远。1949年至1953年，他在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地游学，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让·华尔（Jean Wahl）的指导下研究波德莱尔与克尔凯郭尔。1953年，博纳富瓦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杜弗的动与静》（Du mouvement et de l’immobilité de Douve），在法国诗坛一举成名。从1960年起，博纳富瓦在法国、瑞士、美国的多所大学任教。1981年，他当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开设“诗歌功能的比较研究”课程，成为继瓦雷里之后第二位在法兰西公学院讲学的诗人。2016年7月，博纳富瓦在巴黎逝世，享年93岁。

博纳富瓦一生笔耕不辍。《杜弗的动与静》之后，他出版的多部诗集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如《昨日荒漠遍野》（Hier régnant désert，1958）、《刻字的石头》（Pierre écrite，1965）、《在门槛的圈套中》（Dans le leurre du seuil，1975）、《弯曲的船板》（Les Planches courbes，2001）等，都是公认的杰作。他的诗已被译为三十余种语言，获得多项大奖。此外，博纳富瓦还撰写了多部文艺批评著作，内容关涉诗歌创作及诗的翻译、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等方面，如《戈雅，黑色绘画》（Goya, les peintures noires，2006）、《我们需要兰波》（Notre besoin de Rimbaud，2009）等。

值得注意的是，博纳富瓦不仅撰写翻译批评文章，同时也一直在进行翻译实践。他是莎士比亚作品在法国的主要翻译者和研究者。1956年，他翻译并出版莎士比亚剧作《裘力斯·凯撒》，一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哈姆雷特》，由此开启他漫长的翻译生涯，倾力一生译出莎士比亚戏剧、诗集十余种。此外，他还向法语读者译介了叶芝、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济慈、乔治·塞菲里斯等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并在多个场合讨论了他对这些诗人、诗作及相关译介工作的思考。

迄今，我国对博纳富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并不多。从译介方面来看，除少量发表于文学期刊或收录于合集的诗歌、散文译作外，正式出版的译本包括诗集《博纳富瓦诗选》（2002）、《杜弗的动与静》（2017）、《弯曲的船板》（2019）和《词语的诱惑与真实》（2019）、随笔集《隐匿的国度》（2017）、诗学论集《红云：论诗学》（2019）等。本书是博纳富瓦诗歌翻译论集的第一种中译本，希望有助于国内读者从翻译诗学这一新的角度，去认识这位世界诗坛巨匠作为诗歌翻译家及翻译思想家的一面。

一、博纳富瓦翻译诗学的基本观念

在多年创作和翻译诗歌的过程中，博纳富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与翻译诗学观。他对诗的翻译的本质进行思考，并提出了“在场”、“广义的翻译”等重要概念，下面我们将借助本书来管窥博纳富瓦的翻译思想。

诗的翻译，翻译“在场”

“在场”（présence）是博纳富瓦诗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术语。由于博纳富瓦将诗的翻译视作诗歌创作的一部分，因而在其谈论诗的翻译的文章中，“在场”诗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博纳富瓦的“在场”诗学观认为，“诗歌存在的理由是超越再现、分析、套话，也就是超越关于一切知识的一切话语，抵达时常被观念盗走的感性存在的即时性”。这种“感性存在的即时性”即是他所说的“在场”。

对于“在场”，博纳富瓦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但他在不同场合指出‘在场’是幻觉、形象、表征、梦境、幻想、彼岸⋯⋯的反义词，它是生存，是存在，是有限性，是即时性，是此在”。在《语言，动词，parlar cantando》一文中，博纳富瓦以一棵橡树为例来解释其诗学观中的“在场”理念：科学在研究一棵橡树时，会从这棵树上提炼出研究所需的简单形象，而这棵树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特征被剥夺了意义，事物（这棵树）内在的无限性被无视，词典中的词语概念所指称的也正是这种放弃了事物无限性的表象。但从诗的角度去看这棵橡树时，我们会即刻感知到这棵树无限丰富的特征。正是这无限性，偶然地构成了这棵橡树本质上的独特性和绝对性。如果我们直接说出“树”，并且不让这个词与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联，此时，“树”这个词产生的是词典向我们呈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化形象。而当我们指着眼前某一棵特定的树说出“树”时，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我们通过这个词直接联想到的是更为具体、繁复、独特的一棵树，于是，“树”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只代表这一种“在场”，并在此后保留它直接指示这一“在场”的能力，即便我们不再看到这棵树，甚至忘却了大部分关于它的感知，但我们仍然保留了关于这棵树与众不同的“在场”的记忆。

“在场”就是事物无限性与绝对性的融合，是词典中概念性词语的对立面。它体现了博纳富瓦的诗歌创作理念，即通过以简单质朴的语言叩问事物在此时此地直接呈现之真实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寻找世界当下的呈现”。而对于诗与“在场”的关系，《但丁与词》一文是这样解释的：“诗是一项行动。不是话语、表达或言说，而是一项永远在进行中的行动，试图使陷于涵义之中的词语能够重新指出拥有完整在场的人事物，在场是这些人事物被表达出来的内在性。”博纳富瓦由此赋予诗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拯救“陷于涵义之中的词语”，令后者能够指出人事物的完整“在场”。

翻译诗，翻译诗歌，就是翻译“在场”。既然诗的使命是反映“在场”，那么肩负着译诗使命的译者首先要做的，不应是徘徊于诗歌字面上的涵义或形式，而是通过倾听词语的音响与节奏，在自身存在经验的帮助下，重新经历原诗的“在场”。翻译只是重新开始的诗，诗歌译者，或者说诗人译者，在重新经历原诗的“在场”之后，根据自己的“在场”经验，在自己的语言中重新构建“在场”。也许这番构建之后，其结果从形式上看起来与原作并不对等，但由于“在场”及“在场”经验的普遍性，这样的译作反而能更多地保留原诗的诗意。

广义的翻译

“广义的翻译”是博纳富瓦在本书提及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广义的翻译》一文指出：“在发现一首诗和决定翻译它之间，以及在接下来的工作（这工作似乎只能生产出几页纸的文字，大多数情况下被等同于翻译）中，会发生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它们是真正的翻译，是深入、包围、超越表面的翻译的东西。”博纳富瓦将这些“真正的翻译”称为“广义的翻译”。博纳富瓦所定义的“广义的翻译”扩大了“翻译”的范围，在他看来，“翻译不仅仅是译者为结束任务，最后不得不同意拿出的文本［⋯⋯］它是思考与决定的总和”。也就是说，“广义的翻译”的范围不仅不止于语言的转换过程，甚至不止于乔治·斯坦纳“理解即翻译”的阐释过程，因为上述“思考与决定”涉及的不仅是翻译或理解的过程，它们还会“从不同的意识层面影响译者的生活，更影响译者自己的作品”。换言之，“广义的翻译”还包括译作之外的、译者以诗人身份创作的其他作品，毕竟这些创作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诗人先前的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时，诗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所作出的很多选择会受到自身创作经历的影响，其结果可能会由于在形式上不同于原作而饱受诟病，但这样的“背叛”也被博纳富瓦纳入“广义的翻译”。简言之，博纳富瓦将诗的翻译与诗歌创作视为一体，因此认为在阅读或批评诗的翻译时，应将个别的译作放到译者整体的作品（不仅包括翻译，还包括创作）中去考察，分析其与译者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博纳富瓦视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对爱伦·坡作品的翻译为“完美的翻译”，尽管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忠实的改写。

在博纳富瓦这里，“广义的翻译”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不太相同，它体现出诗的翻译之于诗人译者的重要性。一方面，诗的翻译会影响诗人译者的创作甚至生活，而发生了改变的诗人译者又会在翻译中有新的发现：翻译的“益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质疑的决心和坚持”，在两种语言的间隙之间，翻译使译者更能看清文本中真正诗性的东西，从而对概念化言说提出质疑。译者有时能够通过翻译与作者对话，在作者的生活或作者其他的作品中寻找其词语关于“在场”的记忆。这也将是译者与自身思想的对话，通过反思，译者能够“更好地察觉概念化再现与在场经验之间的过渡”。另一方面，即便是博纳富瓦，也承认诗是不可译的，但由于翻译工作中呈现的语言差异使译者更好地意识到应当对概念化言说投去批判的目光，译者反而会被诗的翻译计划以及诗中的不可译因素激起成为诗人的使命感，或者增强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从而更有意识、更有效地成为诗人。肩负诗人使命的译者开始用全新的目光去更好地观察诗歌的类型，理解创作的道路，对诗歌、诗学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在变得更为“诗人”的同时，他也能够成为批评家，成为诗歌的思想者。

“广义的翻译”这一概念，从诗的翻译与译者创作的相互影响来看，还体现了博纳富瓦对某个诗的翻译标准的强调，这一标准便是“经验的融合重于形式的对等”。在博纳富瓦看来，诗的翻译尤其不应拘泥于形式上的忠实，而应看重译者能否在译作中反映原诗的“在场”经验。在《广义的翻译》一文中，博纳富瓦向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翻译活动致以敬意，因为他认为他们对爱伦·坡作品的翻译正是这种经验融合的代表。首先，两位诗人面对爱伦·坡的诗歌——比如《乌鸦》，放弃了诗歌形式而采用散文形式进行翻译。这种选择很容易遭到批评甚至攻击，但博纳富瓦却认为两位诗人如此翻译《乌鸦》，是“一种向自我的回归，回到自我的最深处，后者内在于一切诗歌欣赏中”。“回到自我的最深处”体现了“译者主体与原文表达的经验融合［⋯⋯］从整体看，形式的连贯最终还是要依靠经验的连贯来支撑”。其次，从博纳富瓦对“广义的翻译”的定义来看，对于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翻译，“我们确实应该将它们视作对爱伦·坡诗歌的翻译，甚至是真正的翻译”，真正的诗的翻译应该具备的品质不会出现在那些“翻译而不投入，翻译而不斗争，有时甚至可以说翻译而不自我拒绝”的译作中。“真正的翻译是译者投入和克制的产物，投入自我经验，克制自我令他者经验显现，如此才有可能达到经验的融合。”

二、博纳富瓦翻译思想的重要启示

对诗的翻译的本质认识促使博纳富瓦在不少翻译问题上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我们将选择“翻译与涵义”和“翻译与差异”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是因为任何翻译实践及理论思考都无法回避这两个问题，其次是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而博纳富瓦通过自己的翻译经验所提出的看法即便不是与这些学者背道而驰，至少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他的观点的独特性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对翻译中的“涵义”、“差异”等问题进行新的反思。

翻译与涵义

涵义（signi­cation）之于翻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涵义通常被认为是翻译的出发点，而对涵义的再现是翻译的最高任务。博纳富瓦并不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他指出概念性的涵义网络是“文学活动尤其小说创作的素材”，而一般的文学翻译任务的确在于传达文本的涵义。只不过，博纳富瓦也认为，不应将诗的翻译等同于一般的文学文本翻译，因为在诗歌中，“涵义根本不是一首诗的构成要素［⋯⋯］诗歌只有超越涵义的界限才能存在，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

这首先是因为涵义产生自人们所熟知的“日常”言语。《语言，动词，parlar cantando》是这么解释的：“‘日常’言语依赖的是概念性思考。我们要讨论我们周遭的事物，以及影响我们活动的事件。为此，我们需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些事物的某些特征，我们能够将其中一些特征与另一些相对照，从中推论出一些预测，甚至总结出一些规律。在经验中对这些特征进行筛选，认识便开始于此。这些特征应该有个名称，它们被称作概念，借助概念，我们能创造被我们称为涵义的一切。”诗歌经验显然与此不同。诚然，对言语的诗性运用并不能完全摆脱概念与涵义，但涵义无论多么有必要，它始终是一种障碍，阻碍着我们对“在场”直觉的感知。相比之下，受音色、韵律与节奏支撑的词语才是诗人所用的材料，由此创作出来的音乐令诗人与属于梦境的涵义拉开了距离，遇见真实的“在场”，意识到被概念性“自我”压制的“我”。译者若要译诗为诗，便不应该停留在文本材料之上，他首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诗歌音乐的节奏、音响材料的热情”，单纯在形式上照搬原作会压制译者的自发性。因此，要翻译诗歌，译者要进入诗句的音乐中，“只能使用在生存处境中重新淬炼过的词语”，面对多元涵义的圈套，译者应体验诗人保存诗意的经验，实现“我”对“自我”的超越。

那么要如何僭越涵义呢？博纳富瓦在《涵义与诗》中指出，“学习别样地行动，别样地思考，首先重新找回那些象征性的指示，令它们在接近即时性时重新获得色彩与形式”。因此，诗要尽量少用普通的涵义，以别样的行动和思考穿透涵义，探究涵义背后词语所指的真实“在场”。诗句音响的运用便是这别样的行动的一种方式，博纳富瓦指出，许多诗歌对音响的运用并不是为了像歌曲那般实现音乐的协调，而是更多地在暗中破坏词语的所指，僭越词语的概念性涵义，削弱涵义的力量，从而呈现一个充满真实“在场”的世界。

诗肩负着僭越涵义、反映“在场”的任务，这也赋予了诗歌译者同等甚至更为艰难的任务：“译者的任务不是捕获涵义，而是重新穿越涵义的灌木丛，走向被它阻挡在外的一切。译者必须记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涵义也只是对本质的模拟。因此译者不应该模仿最终迫使诗人投降的涵义，而更应该重新体验在这一失败面前趔趄的诗歌词语的激情。”译者想要翻译某部作品的计划拉近了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既由文本涵义承载，又受到涵义的阻碍。译者不同于普通的读者，翻译的计划使他在与文本相遇时，能够时时驻足、停留、回望，由此召唤词语包含的所有意义，体会到词语在成为诗时所具有的激情，由此踏着原作者的道路再次跨越涵义的藩篱，走向被涵义“阻挡在外的一切”，与他所要翻译的作者达到真正的心灵相通。

对涵义与诗的翻译之关系的认识促使博纳富瓦在另一些问题上也持有独特见解，比如对巴别塔神话的理解。在博纳富瓦看来，所谓巴别塔之前人类的唯一共同语言是不存在的，但这种对唯一语言观的否定并没有导致对翻译可能性的否定，因为他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类是拥有共相的，这共相不在于所谓唯一共有的语言，而在于所有人类都能感知到的，存在于大地各处、生活各处的重要形象，是唯有通过诗的话语才能回想起的、唯有透过概念性涵义的面纱隐约瞥见的“在场”。正是由于一切人类所共有的这种对“在场”的体验，翻译，诗的翻译，具有了可行性。如果译者只借助概念性涵义，就会止步于普通的文学翻译；而如果译者能够借助于超越概念的“在场”，便有可能抵达作品的诗意，获得想要成为诗的翻译。

再如对想象与翻译之关系的理解。我们通常认为，诗歌、诗意是富于想象的（比如超现实主义诗歌）。博纳富瓦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般文学翻译与诗的翻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隔线，这条分隔线便是涵义，因为“涵义是想象滋长的极佳土壤”，想象赋予了词语捉摸不定的涵义，涵义与想象造就了一个个富含文学意味的形象，却会破坏诗意。因此，他将科技翻译视为诗的翻译的盟友，科技翻译会尽可能避免主观性，赋予词语尽可能精确的内容，而诗的翻译也始终在努力摆脱捉摸不定的涵义，寻找词语涵义背后独特而具体的真实“在场”。想象体系对诗意造成的困扰始终存在。当原文一边为概念所困，一边努力摆脱概念时，译者所能做的不是彻底摆脱想象的世界，而是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用心聆听在文中意味着这场斗争的词语、喻象、感慨”，毕竟诗歌原文想通过词语呈现的，并不是词语在词典中的概念性涵义，而是我们在生活中真实体验到的事物，是这些事物的“在场”。

翻译与差异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因语言文化差异而生，差异是翻译存在的前提，没有差异就无须翻译。因此差异是翻译实践与理论思考中又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翻译中如何对待差异？“归化”还是“异化”？“直译”还是“意译”？对于这些问题，古今中外的翻译家与研究者们从未取得过完全一致的意见。

20世纪以来，借助越来越频繁的翻译活动，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认识日渐加深，而这种认识伴随着一种越来越受肯定的思想：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之外的“异”，我们应该尽力去理解、去研究、去充分尊重。博纳富瓦当然不可能否定这种思想本身，但他也认为，诗人译者仅止步于认识、说明文明之间的差异是不够的，他不能放弃普遍性思考，对他者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他同时也对很多人在差异面前机械地表现出的“政治正确”态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很多时候人们对差异性的所谓“包容”和“敞开”其实并非一种精神进步，反而是一种“严重的放弃”，因为它实际上是放任他者“自我封闭于历史演变进程中的某种状态”，于自我的发展不利。博纳富瓦将这种“尊重”差异的态度与做法视为一种冷漠的利己主义、一种“种族主义精致的现代形式”，它们把开放性放错了位置。比如，美洲与欧洲在这种利己主义的影响下，美其名曰不干预自由，任由更为贫穷弱小的他者与不幸抗争，却不提供任何帮助。此种情形下，这种不干预又何尝不是一种冷暴力呢？在博纳富瓦看来，如此“尊重”差异其实等于放弃检验和质疑的意愿，与翻译的任务背道而驰。因为翻译这一无止尽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与原作合作，萃取一种完整的、具有普适性的理性，而理性“有义务检验、质疑一切人类行动”。这“一切人类行动”既包括他者的行动，也包括面对他者的我们的行动，既检验、质疑他者进而接受他者，也以批判的目光审视自我，以更好地存在，更好地思考。“真正的开放性是同情也是批判”。换言之，博纳富瓦强调理性的普遍性，认为以理性目光审视、批判一切文明，令他者与自我真正“在场”，而非以“尊重”差异之名将他者视为猎奇的对象或任意忽略的对象，这才是真正开放地对待他者的途径。

博纳富瓦在自己的诗的翻译实践中也始终坚持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他者，审视自我。面对翻译中遇到的语言文化差异，他既不忽略它们，也不放任其自流，而是结合自己的“在场”经验，对差异进行一定的干预，进而令他者、令自我更充分地“在场”。比如他在翻译叶芝的诗歌《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时，并没有直接按照字面涵义翻译诗歌题目，而是对诗歌题目体现出来的语言文化差异进行了干预，就题目蕴含的神话色彩、在英语语境下呈现深刻内涵的“sailing”一词和法语本身进行审慎的思考之后，将诗歌题目译成“拜占庭——彼岸”（Byzance- l’autre rive）。

也正是因此，博纳富瓦特别看重诗歌创作与诗的翻译。在《译者共同体》的结尾，博纳富瓦强调，在处理差异的问题上，“诗的翻译在今日社会中无疑具有一种有益的功能”：“诗既得益于理性，又服务于理性”，正确进行的诗的翻译能够“突显普遍价值，重新打开理性的场域”。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言语对伟大的诗歌作品进行复译，有益于重新经历诗歌原作所完成的对“在场”的指称；同时，诗的翻译能够通过不断的复译指明哪些是真正伟大的诗人，哪些是具有批判性的伟大诗歌，帮助我们学会以批判的目光审视过去与现在，更以批判的目光探索未来。另一方面，真正的诗的翻译为读者提供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和批评他者的机会，实现对异化与惰性的超越，以理性的态度面对差异，面对“异的考验”。

我们已经看到，在本书中，博纳富瓦以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这两者在他眼里是一回事——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诗学观，为我们思考诗歌创作与诗的翻译带来了新的视角。这一翻译诗学观——我们避免使用“诗学理论”一词，因为博纳富瓦本人很反对“理论”——对“广义的翻译”、涵义、复译、理性等概念，都提出了与众不同又不乏启发性的见解。

总而言之，在博纳富瓦看来，诗，我们在声音中触及的另一种语言，是存在僭越概念性日常言语，书写生命真实“在场”的语言，诗的语言不同于世上其他一切语言，它斟酌词语，倾听节奏，“一首诗歌（poème）的诗（poésie）以一种声音（voix）的方式走向读者”。诗的翻译是可能的，但不同于其他任何翻译，只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诗歌唯一需要忠实的是‘在场’”，译者要保留诗意，便要倾听词语的音乐，重新经历诗人用声音勾起的关于“在场”的记忆，用自己的语言和存在经验去重构、去分享原诗的“在场”。诗的翻译应当受到重视，通过诗的翻译，处于两种语言间隙的译者和另一种语言的读者能够对虚幻的概念性言语提出质疑，在进一步自我批评的同时重新思考与异的关系，从而探寻真实的生活与场所，与自己真实的信念相遇。

雪是博纳富瓦频频写及的一个意象，这本论著亦不例外。小编特别想将书中一段以雪这个意象组织起来的话分享给大家：

在不同的语言里，雪是否都以相似的方式飘落呢？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语言中的词汇也许应该以相同的方式相遇、结合或回避，以相似的方式引起天翻地覆或造成些微转变，片刻的骚动之后是天空看似静止的时刻，紧接着是突然出现的亮光。但事实并非如此，共存于大地之上的方言如此之多，因此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同样的飘雪。

每种语言都有关于雪的理念。

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雪的感知也许会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互相排斥，这些感知彼此共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一阵风在光亮的一瞬间拉近的那些雪花——活力十足，甚至可以说信心十足的雪花——之间的关系一样呢？从各自语言的阳台上往外探出身，这些感知是否有时会向彼此伸出手来呢？

拜德雅（Paideia）：思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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