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 1953—2003),智利诗人、小说家。1998年获埃拉尔德小说奖(Premio Herralde),次年获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Premio Rómulo Gallegos)。去世之后逐渐成为西班牙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酒吧日记》(Diario de Bar)是波拉尼奥与西班牙小说家A. G. 波尔塔(A. G. Porta)1979年合著的短篇小说,收录于2006年出版的《莫里森的学生给乔伊斯粉丝的建议/酒吧日记》(Consejos de un discípulo de Morrison a un fanático de Joyce / Diario de Bar)。
酒吧日记
罗贝托·波拉尼奥 & A. G. 波尔塔 / 文
潘震 / 译
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星期四
差不多早上七点,比拉在柜台的拐角后面抽烟,屁股搁在托架上,眼神若有所思,胳膊抱着肚子。进门之后,马里奥停下来看了他一会儿,才坐在吧台前,手肘撑着桌面。一杯黑咖啡,他说,像是在祝早上好。比拉起身。他的衬衫领子不太干净,而且脸色苍白,好像从没晒过太阳。早,智利人,他叼着烟头应和着,一边像个篮球运动员一样走向咖啡机:老旧的意大利款式,偶尔用湿抹布擦得发亮。黑咖啡,他喃喃自语。酒吧里没有其他人,外面在下雨。智利人脱去夹克,抖了抖,挂在吧台边上,打了个寒颤,从肚子到脊柱。不一会儿消停了下来。往里面要点白兰地,他说。比拉应声。一晚上的工作结束后,智利人很喜欢待在那儿,在又长又宽的方形阴影里,满地都是烟头和空的白砂糖包。再过几个小时,比拉的女儿就会收拾干净。没什么老主顾,外面在下雨,熬了一晚上夜的马里奥双眼发光。我还以为你死了,比拉摆弄着台板上的瓶子,突然说。马里奥打了个哈欠,点了根“大公国”烟,喝下第一口咖啡。一杯黑色液体,近乎带着股腋臭味儿,喝下去感觉像是喉咙里被踹了两脚。再加点白兰地,他说。可能也擦了擦手,也可能就是这么想了一下。每次马里奥这么要白兰地,比拉都不问他收钱。昨天报纸上说的,隔壁楼有个智利人从七楼跳下去了,比拉比划着,好让马里奥知道这事发生在哪儿。也住了挺久了,虽然没人认识他,比拉边拿火柴棒掏耳朵边解释道。之后又点了根烟,走到马里奥跟前。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上礼拜你都没来过。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智利人自言自语般地重复道,伴随着思绪盲目地摆动双手,感觉到自己的指关节十分沉重,每根手指都像是被透明薄膜紧紧地绑在一起。他好奇地观察自己的手,而比拉则在想那人的自杀,想着那些在街上漫步、游荡的人们踏过智利人的尸体。马里奥看到自己在酒吧老板的脑海里从高处落下、拍碎在地上,身边充斥着叫声和议论的声音。他双唇紧闭,不太想说话。如果大家都不认识那个人,那又是怎么知道他是从智利来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星期五
他们在毯子下找到了他的护照,包在一张报纸里。还有一些假珠宝首饰。没有遗书,当然也没有钱,没有衣服,连包香烟都没留下。都带在身上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星期六
比拉在想那人的自杀,想着那些人在街上漫步、游荡,好像他们都是死去的智利人的同胞。要提醒他这种机械的联想有多不准确,反而会显得蠢。比拉也经历过很多事情,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种族、阶级。说是马里奥的同胞也只是随便说说,只是为了简单概括他脑袋里堆积如山的段落。想起这事时他披头散发,剩下的一整天里也还是这样。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天
宁静的周日午后,比拉吊着两只眼睛耐心地等待发问,尽管马里奥没什么心思说话。从玻璃门缝里时不时地渗入几丝凉风。不排除谋杀的可能,他说,一边往剩下的咖啡里倒了点白兰地,尽管马里奥也没问他要。他就是跳下去了,或者从天井的窗口被推下去了。仿佛下面就是大海,马里奥想,突然发觉这事其实太平常了。他意识到,到那时为止,自己还是想象不出那人的面孔、体格或耳朵的大小。他跳到水里,又返回去跳了两三次——比拉的话唤起了他童年的记忆,在比尼亚德尔马(Viña del Mar)度过的童年,在奶奶家,还有他的姐姐,他总是去“闲暇”游泳池那里跳水。他想起和他奶奶在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的漫长海堤上散步,还有起情人石,人们又叫它“跳海石”或“自杀石”。一块石头伸向海面,海边绝望的人们纷纷前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用他们的尸体在大石上建立情人的圣所,闪耀着神圣爱情的光辉,又被消防队员在乱石堆里拾起。爱人们在这些铺满尸体的巨石角落里互相调情,不安分的老太太们则拉着自己的孙子来,像是什么旅游景点。比拉说,星期五警察给他看人头像的时候,他认出那个自杀的人了。住在酒吧隔壁,但不常来,偶尔会看到他走在街上。马里奥喝了一口咖啡。法医收拾死者的时候,他们破门而入,厅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剩下。只有灰尘、一张床和一本《巴塞罗那城市导览》。有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很悲伤,但自己却不这么想。
《巴塞罗那城市导览》(Guia Urbana de Barcelona)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大约在早上十点半的时候,马里奥跨过门槛坐在吧台前,两只手支在台面上。已经挺晚了,他昨天一直写作到清晨,直到从书桌上醒来。一杯黑咖啡,他说,像是在祝早上好。之后照了照镜子,点了根“大公国”。身后的一张桌子上有对学生情侣在接吻,各自的文件夹合在一旁。比拉的女儿在四处打扫。十点四十分时进来一个女人,肥大的晨衣覆盖住她的全身,甚至蹭到了五颜六色的拖鞋。她几乎是颤抖着请他们让她打电话报警。比拉愣愣地看着她。马里奥和那桌情侣抬起了头。店主女儿依旧在打扫。您需要帮忙吗?比拉边拿来电话机边问,但看那女人的反应谁都能看出来她不用帮忙。她拨了一串记在纸条上的号码,说找安德拉德检察官。之后他们认出她是死者住所的门卫。她说,那个自杀的人,她重复道,那个自杀的人收到了一封信。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二
走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小伙子,停在吧台的另一头,要了一杯可口可乐。门没来得及关好,马里奥觉得有点冷。比拉把门关上。是门卫说那个人是智利来的,所以我之前以为他们说的是你。头天没有人想到要去毯子下面找。他把护照放那了。你的放在哪儿?马里奥总是带在身上,在裤子臀部的口袋里放着起皱的旧护照。马里奥什么手势都没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又抬起头来看向比拉,盯着他的眼睛右边。他反复自问,要是警察怀疑自己是那个自杀的人,得做多少工作。比拉不再用手肘撑着桌面,把抹布挂在椅背上,收了小伙子的可口可乐钱。他打开钱匣子,发出震耳欲聋的机械声,再关上时小伙子已经走了。外面在下雨。透过玻璃窗能看到街上,没什么行人,灰蒙蒙一片,缓慢地穿行着汽车,有的车窗脏得看不清里面。你那一整个星期都没来,我想也没几个邻居是智利人。马里奥则在想:头一回有人担心自己,却还认错人了。不过,一个人想知道他死没死,可能也不是在关心他。不管怎么样,这关系到他的家人,户籍和继承权也会有问题,还有之后的裁缝活儿和哀悼诗。说实话,智利人想,他也都无所谓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
智利人想,本质上来说这很简单:终日的斗争,一个人外部与自己内部的斗争,在远处又腐蚀着内心深处的斗争。他闭上眼,睡着了。汽车后座上有个女孩拉下车窗、露出脑袋,瞥向他的方向,但没看到他。她不会超过九岁,扎着两根小辫子搭在蓝色校服的肩部。车开始动了,女孩丢出几张纸片,一落地就沾湿了,之后关上车窗。他最后一眼看到的是那两根小辫子,或者是另一个孩子的,在车子最后排的位子上。后来有更多的车子,全都死死封住。马里奥睁开双眼,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梦了。他还在想着那个女孩的样子。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他是个学生,有个恋人。有个女孩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赫罗纳(Girona)女孩。他是个学生,在他房间里只有一本《巴塞罗那城市导览》。那个房间是干别的用的,比拉说。可能有人杀了他。整件事都很奇怪。有人就这样。有个女孩给她写了一封情书。很可能是他的女朋友。他是个学生,那封信来迟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他想,因为这条线索(那封信),警察或许会忘了他这个第一个被怀疑是死者的人还没有居留证。什么都没有,连个地址簿都没有,比拉边说边给他的咖啡里加了点白兰地。看起来这人在整个巴塞罗那一个朋友都没有。交朋友、独居、交往、爱人、信。但如果去的是他的房间,智利人笑着说,会找到更多东西:书、他自己写的小说和没有牌子的笔记本。他好奇他的日记该怎么办,会不会有信息科的探员为赶紧结案逐字逐句地检查。要是进的是他的房间,比拉说,肯定会找到一车的账单和收据。能看出他开了间酒吧。智利人觉得他应该是难过的。他想象那个自杀的人拿着著名的《导览》漫步的模样。和之前不同,他现在几乎可以看清他的形象:磨破的栗色大衣,右手拿着《导览》,左手插在口袋里,想着一封信。比拉用手梳理着之前没捋平的头发。马里奥盯着他看。和往常一样,他有些困。他昨天又写到了很晚,当然直到天亮才停笔。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
比拉打开了咖啡机,从吧台后面出来,升起金属门帘,把抹布丢到桌子上,摆好烟灰缸,安置好椅子,又回到吧台后面。他打开冰箱拿出几盘摆在外面的炖菜小食,在玻璃罩下摆好。他一边在平底锅里热橄榄油,一边拿出削好的土豆片摆在旁边。又点了根烟,把火柴丢在地上,掉在收银台另一边的烟头和白砂糖纸堆里。比拉的女儿已经打扫了有一阵子了。早上好!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外面有些冷,天还黑着,马里奥一脸睡意地进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天
街区还没醒来。比拉开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马里奥和一些去做弥撒的老人一起进到店里。他还是和往常一样,要了一杯黑咖啡,当是在祝早上好。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一辆红色的车开了过去。又红又亮。之后是一辆是褪了色的绿色。一个牙齿突出的老头穿着灰色的经典款大衣,喝着奶咖,帽子摆在桌子上。外面在下雨,一如既往。城市正在醒来。马里奥观察着赶去上班的人们,他们躲在雨伞下,另一只手握着长三明治,睡眼朦胧,恰是一天刚开始时的安静节奏。面包店主的大儿子用脚踢开门走了进来,手上端着用保鲜膜盖好的满满一托盘通心粉。早上好,他说。早上好,比拉、穿灰色大衣的老头和马里奥齐声应道。小伙子走了之后,比拉靠向马里奥。每次他遇到检察官的时候都要问东问西,看看他是不是还知道什么细节,再从街坊邻居的流言蜚语中总结各种论调。智利人慢慢地喝他的咖啡,吸烟,看着外面在下雨。街坊的流言。两个穿着风帽大衣的阿拉伯人停在门口,往酒吧里面探了探身,走了。马里奥觉得他们肯定也有一本《巴塞罗那城市导览》。他应该写一篇“只读《巴塞罗那城市导览》的人”;黑色小说的忠实读者。智利人在口袋里掏钱准备付账。比拉抬起搁在托架上的屁股,衬衫领子不太干净,脸色苍白,好像从没晒过太阳。他收了钱,叼着烟头点头作别。马里奥走下吧台,往门口走了两步。当时他还想回家,散着步,也不绕远。就当是散散心,他自言自语道。回来的时候,他的视线停在铺路的石子上,映衬着老城门、灰墙和铁栏杆围着的阳台,就好像未来的考古学家仔细考察的废墟。雨水仿佛拦住了他的去路。你要睡了吗?他姐姐在虚掩的门后问道。把衣服脱了吧。马里奥打了几个喷嚏。睡觉之前把头发擦干,孩子,她补充说。他想起比拉问他好,想起比尼亚德尔马的奶奶,他看了书桌最后一眼,一只手翻弄几篇纸页,右手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慢慢地、不带犹豫地从天井的窗户口跳下。他想,就像打开房间的后门一样,往下就是大海。
巴塞罗那五区,197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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