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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乌雷（Ulay）去世，从他自己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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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Uwe Laysiepen被大家称为乌雷（Ulay），他因淋巴癌引发的并发症2020年3月2日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逝世（1943-2020），享年76岁。

Ulay, (1943-2020)

Ulay原名Frank Uwe Laysiepen。

一个把一生时间投放在艺术创作中的艺术家，他会不断被置身于时代、搭档、爱情、质疑、运动、主义、艺术语言等等不同关键词的审视中，甚至让人记忆犹新的也仅仅是那几件作品。但是对于一位已逝世的艺术家，我们还是希望人们尽可能地、认真地去纵观属于他一生的创作。

Marina Abramovic and Ulay, The Lovers (The Great Wall: Lovers at the Brink)

也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对乌雷（Ulay）的认识和了解仅仅是他曾与另外一位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生活创作的行为作品：看到了他的魅力——他与阿布拉莫维奇雌雄同体、激烈深刻的共生关系；也能看到他的叛离——在作品The Lovers: The Great Wall进行期间的情感割裂；看到他们的纠葛——2015年，乌雷起诉阿布拉莫维奇，声明她违反了二人曾经建立的契约合同，并对他在作品中的贡献有所遮掩；甚至看到在MoMA展厅里的再次重逢。但这些只是乌雷艺术生涯中的一部分，他的艺术史并非只存在于与阿布拉莫维奇的身影之间。

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 Performance, 2010

S'he,

1973

乌雷艺术生涯的第一阶段始于认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之前。

1970年代，乌雷与阿姆斯特丹的无政府抗议运动“Provo”合作，在街头拍摄了运动纪录片。这场社会运动非常短暂，并很快被接踵而来的“嬉皮士运动”（Hippies）所掩盖。[1]

S'he, 1973,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B Art Agency

乌雷在此时也见证和拍摄了大量无家可归者和变性者的照片。当时社会的极其边缘群体成为他感兴趣的对象。他通过对社会边缘的“他者”的展现来挑战封闭和稳定的社会系统。这些社会边缘的“他者”既具有诱人的危险、也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乌雷在那段时期曾短暂地尝试过变装、尝试扮演女性。这促使他在接下来的五六年中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对“身体”和“性别”这两个主题进行探索。

S'he, 1974,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B Art Agency

作品S'he在表达：他同时是她，她同时也是他。“男性”、“女性”不是固定性别，[2]而是可以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转换。

乌雷展示了性别流动概念。之后几年，他一直在“性别认同”、“身份认同”领域进行探索和创作。

White Mask,

1973－1974

White Mask, original Auto-polaroid type 107, 1973-74

White Mask, 1973－74

©Ulay 2018 / DACS，伦敦

在经历了一系列拍立得摄影后，乌雷得出结论，对自我身份的挖掘要通过向内探索来质疑摄影的表象。

“摄影只能停留在事物的外围，如果我要寻找自己的遗传学或身份，我就必须深入研究。” [3]

寻求身份认同的方法转向了内部，乌雷开始使用纹身和身体穿刺的方法，在极端情况下，切割方法是接近身体并在肉体中找到自我的一种方式。乌雷在手臂上刺青GEN.E.T.RATION ULTIMA RATIO，意味着双关的“generation”，同时他还做出了“出售皮肤”的声明。

正是这种自我探寻的方式解释了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宿命般的兼容。他们于1975年首次见面，加剧着身体的融合与表达，成为了艺术上坚定的伙伴和感情上深刻的情人。

Irritation. There i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

1976

乌雷最激进的作品之一是《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Irritation. There i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1976年），

艺术家在柏林新国家美术馆偷走了希特勒最喜欢的画作（卡尔·斯皮茨威格（Carl Spitzweg）所作）。

1976年12月12日，乌雷走进位于柏林的新国立美术馆；

取下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尔·斯皮茨威格于1839年所作The Poor Poet（穷苦的诗人）；

在安保人员的追赶下，跳上他的面包车，迅速驶离现场。

他没有回家，或销赃。

相反，乌雷径直来到Moskauer Strasse，一个非法移民劳工的聚居地。

他敲门进入事先联络好，且并未透露画作来由的一个土耳其移民家庭，将客厅里原本的装饰画取下，换上了《穷苦的诗人》。

而后，他走到附近电话亭，通知了美术馆的馆长，告知大致的位置。

从画作被窃，至安然无恙回到美术馆，总共30个小时，被乌雷的伙伴以摄影录像跟拍，记录了下来。

乌雷这一行为，成功引起了媒体注意。

“疯子偷走举世闻名的Spitzweg画作“， “穷苦诗人“装点“土耳其人家“……

乌雷的目的达到了。

他成功，将此前看似毫无关联的国立美术馆，

“穷苦诗人”的作者Spitzweg，

与非法移民劳工，串联在了一起。

然而，“疯狂的窃贼”并未通过画作谋传统意义的私利，

他将《穷苦诗人》画作带去外面的世界瞥了一眼，便协助送其回归。

乌雷更像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绑匪。

Carl Spitzweg, The Poor Poet, 1839

（部分转载于【偷窃的艺术--Ulay】，作者：乃乃）

Relation Works,

1976-1988

乌雷艺术生涯的第二阶段是与阿布拉莫维奇度过的。1976-1988二人创作了14项标志性的“关系作品”（Relation Works）、引发世界瞩目。

他们这样定义自己的创作与关系： “no fixed living-place, permanent movement, direct contact, local relation, self-selection, passing limitations, taking risks, mobile energy, no rehearsal, no predicted end, no repetition.”

AAA-AAA, 1978

Light / Dark, 1977

Relation in Time, 1977

Breathing In / Breathing Out, 1977

Rest Energy, 1980

二人共同度过了12年的感情与创作，不过作品归属问题仍存在争议。

Marina Abramović/Ulay, Talking about Similarity, 1976
© Ulay / Marina Abramović
Courtesy of the Marina Abramović Archives, Ulay Foundation

长期的社会项目,

1994-95

1988年二人结束了情人和搭档的关系，分道扬镳之后，乌雷回归了自己早年创作的线索：摄影和“身份认同”。他开始专注于摄影，着眼于边缘化个体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并重新审视了民族主义及其象征的问题。

Molotov Cocktail (From the series Can't Beat the Feeling - Long Playing Record), 1992

White Candle Black Candle (From the series Can't Beat the Feeling - Long Playing Record), 1992

他的装置作品《无法击败的感觉：长期记录》（Can’t Beat the Feeling: Long Playing Record，1991－1992年)和《面包与黄油》（Bread and Butter，1993年)，公开批评了欧盟的扩张。在“柏林残影-欧盟旗帜”（Berlin Afterimages：EU Flags，1994年）系列中，他利用视网膜的残像描绘了扭转欧盟局势的成员国国旗图像。在荷兰，他以文森特·凡·高精神病学研究所为依据，制作了《妄想：艺术与精神病学事件》（2002年）。

Berlin Afterimages: 16 EU Flags, 1994

部分评论家把这些作品解读为是对“德国性”（Germanness）的追问。[4]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德国性”理解为一种把国家主义浪漫化，对神话和意志的热爱超越了日常和经验的弥赛亚情结。）

2011年，在美国著名的视觉艺术论坛Brooklyn Rail的一次访谈中，乌雷说道：“最近我决定，每当我遇到某人，我应该介绍自己为‘水’。我们的大脑大约90％是水，我们的身体约68％是水……这个新名字传达了我对水的深切关注。”[5]

简言之，身份问题仍然是他作品的核心。

Film poster

2013年，导演Damjan Kozole发布了纪录片《Ulay》，影片介绍了乌雷的生命历程，与朋友会面和旅行以及他的持续实践。

2009年，关于电影的讨论和计划已经在进行中时，乌雷被确诊出患有癌症，于是，电影所有原本的计划都被改变了。乌雷将他的病视为自己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计划，因此电影的另一名称叫“Project Cancer”。[6]

Ulay & director Damjan Kozole, 2012, copyright Simon Chang

乌雷曾在DAZED的采访中说到：“你可以40天不吃固体食物，4天不喝水，4分钟不呼吸空气，但你只有4秒钟可以不依赖于意识...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如此重要。”

（ "You can be without solid food for 40 days, you can be without water for four days, you can be without air for four minutes, but you can be only four seconds without impressions ... that's why art is so important."）

对艺术家本人来说，这些作品也许是丈量、重新审视他自身价值的明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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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Ulay Foundation

[2] 相关文献见：KryštofZeman, Provo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ity of Amsterdam, 1998．

[3] Marie Beckmann: Moments of Transition, 法兰克福的西恩美术馆官方网站

[4]Maria Rus Bojan, Alessandro Cassin：In conversation with Ulay, Finding Identity: Unlearning, In Whispers: Ulay on Ulay, Valiz, Amsterdam, 2014, pp. 189-192．

[5]Alessandro Cassin：Ulay with Alessandro Cassin, Brooklyn Rail, 2011．

[6]参见Project Cancer官网网站

图片资料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