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金斯 | 耽美同人与同性社交欲望

亨利·詹金斯著，郑熙青译，

编选自《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1985) 引入了“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这一术语以讨论经典文学中男性气质的表达，尤其是男性之间的友情和竞争关系。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包括《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亚当·贝德》(Adam Bede)、《多情客游记》(A Sentimental Journey)以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等。塞吉维克使用“同性社交”(homosocial) 这个词来指代“同性人群之间的社会联系”(p.1)，指出这个新词不言而喻和“同性恋”有直接的联系，而同时又和明显的性范畴存在区别。她选择的词汇“男性同性社交欲望”含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很多相关的论述都否认最理想的男性友谊和性欲有任何关系。塞吉维克认为“同性社交和同性恋之间存在一条连续的区间(continuum)，这一连续区间在我们的社会，对于男性来说是严重隔断的”(pp.1-2)。塞吉维克认为，女性主义学者开始越发赞同女性友情和女女爱情之间存在连续区间的说法，但是男权社会一直在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男性友情之间持续构建僵硬死板的界限。她认为，男性权威是由这个体制中包含着的同性恋恐惧(homophobia) 所强制执行的异性恋状态，以及男女之间可允许的行为限制所固定的。虚构小说中表现男性友谊往往依赖其情感力量，显示男性之间的强烈同性社交欲望，即使它们往往将这种欲望从明显可辨的性相形式中孤立出来：“想做男人中的‘男人的男人’，和对男人感兴趣，二者之间只被一条不可见的、小心翼翼地弄模糊了的，而且常常已经被多次穿越的界限隔开。这些说法，或小心翼翼的妥协，在我们的文化里至今无处不在，或许已经无法抹消了。”(p.89)

塞吉维克在18、19世纪英国小说中发现的那些主题(包括男性对手之间的三角欲望，男性竞争时的强烈情感张力，几乎没有受压制男性朋友羁绊的幻想)，在当代流行文化的叙事结构中也同样明显——比如《星际迷航》粉丝们赞誉的“伟大友情”主题，斯塔斯基和哈奇、拿破仑·索洛和伊利亚·库尔雅金、博迪和道尔之间的搭档关系，或在布雷克和埃冯的针锋相对火花四溅的敌手关系。评论者、制作方以及节目粉丝一直以一种类似男性同性社交欲望的词汇描述这种人物关系：爱普瑞尔·塞利(April Selley，1986) 通过引用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 1975)，认为“一个美国白人男性柯克舰长和一个绿血的外星人斯波克先生之间的友谊”(p.89)可以归入情色化男性友情的大传统之中，这传统包括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白鲸》(Moby Dick) 和《杀鹿人》(The Deerslayer)等文学作品。《CI-5行动》的创作人布莱恩·克莱门斯(Brian Clemens，1986) 将博迪和道尔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异性相吸：“雷(道尔) 和博迪就是刀锋与刀身、燧石与转轮，他们互相补足，互不可缺……只要将他们带到一起，就会迸发出夺目的火花。”(p.14)如果这些电视剧作品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男性间的羁绊，它们同时也必然压抑了这些关系中特殊的性层面；这些男性人物不断被置入短命的异性恋关系(每周的浪漫客串嘉宾)，而比之将两个男人联结起来的关系，这些异性恋关系往往都缺乏深度与密度。虽然柯克在整部连续剧播放的过程中不断地爱上各种女人，但是从没有像爱斯波克那样爱得那么深；斯波克一直在坚决拒绝那些会影响到他事业责任的爱情牵绊，但是他同时也一直坚定地准备违反命令、将自己的事业置之不顾来保护他的“朋友”。

尽管有试图强制定义男性人物性相的这些短命的异性恋关系，同人作者芭芭拉·坦尼森(1990)仍然拒绝承认电视剧中出现的这些信息就一定完全阻绝了男男爱情的可能性：

坦尼森从明显的女同性恋角度出发，质疑了商业电视叙事中的异性恋霸权逻辑(heterosexist logic)，以及以耽美同人与他们解读不符为由而拒绝耽美的粉丝：

和塞吉维克一样，坦尼森将她的写作看作显性化性经验中的不可见一面的任务，使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这一潜文本从文字之下浮上表面。

耽美同人将这一潜文本变为新文本的主要关注点。耽美同人移开了男性同性社交欲望最终实现的障碍物，将男性气质的常规观念引向危机，耽美同人揭示了男性友谊的情色面，直面对男性间的亲密关系的恐惧感。这里“每周一个死去的女朋友”综合症反映了男性性相的严重问题，而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得到解决才能使这个男人进入稳定的情感关系。性相在耽美小说中处于连续不间断的区间，平日里建构得十分牢靠的朋友与情人之间的界限在此被混淆，于是就产生了“能在彼此的身体上寻获快感的志同道合友人”(Adams，无日期，p.9)。因此，耽美文类对男权文化所提倡的男性性相碎片化，疏离化表达提出了批判。

当我们着重关注耽美同人是如何构建同性社交与同性恋欲望之间的连续状态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耽美同人故事中的主角虽然是同性爱人但是之前从没有过同性恋情感关系：男性之间的壁垒必须首先强化才能表现出它们粉碎时的戏剧化张力：性禁忌(sex taboos)进入视野的时候，也就需要男人间更大的信任和亲密感才能够打破这些禁忌。这一写作常规套路其实并不总是意味着同性恋恐惧(虽然实际情况往往如此)，因为它表现了同性恋恐惧症对男性之间更广阔的情感和肉体交流的阻碍。这种说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百合同人的数量相对要少得多，因为就像塞吉维克(1985)所言，女性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在同性社交的连续带上自由移动的权利。女性粉丝可能并没有强烈地感到需要帮助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也克服一样的问题，就像M.费·格拉斯哥所解释的那样：“大多数粉丝圈中的女性都有长久的女性友情……如果我们想看到女性之间的紧密纽带，我们只需要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简直像切片的白面包一样家常。耽美同人则是远在天边的事情——彻底的幻想。我们中间并没有很多人见过男性间有这种理想羁绊，而这正是我们乐意看到的。”(私人采访，1991)

耽美同人的意识形态仍然处于激烈辩论中，无法随意简化到任何一个现有的政治范畴。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言，耽美同人具有很多进步因素：它发展了更平等的爱情关系和情色关系，它超越了社会性别和性角色的死板分类，它批判了传统男性气质中压迫人性的一面。但是，同人作者们也可能毫无批判地接受商业写作中的社会性别观念，尤其是同性恋恐惧，以及更常见的几乎赤裸裸的对女性性相以及女性身体的不齿。耽美同人就像大部分的粉丝文化一样，代表了粉丝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构的妥协，而非彻底激进的断裂。耽美同人和其他形式的同人写作一样，仍会努力争取在电视剧内容的改写和忠实表现原作中人物性格之间达到平衡。

粉丝们自己也越来越对耽美同人的某些常规套路呈批判态度。耽美同人粉丝常常直接质疑隐藏于同性情色言情构建中的同性恋恐惧，耽美同人粉丝担心男同性爱人的性身份会完全遭到拒绝，尤其是考虑到大量的同人故事都极力否认人物从前的同性恋经历或者是同性恋性取向：比如一句常见的话叫做“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爱(填空)”，或者就像一个粉丝在一次同人展会中精准的重新概括：“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喜欢吸斯波克的那话儿。”她们呼吁更多故事超越初次故事，描述稳定的关系。她们提出疑问，认为这些人物不应从现实同性恋的生活状态中孤立开来，而普通同性恋的故事又往往会以极为刻板的方式呈现出来。耽美同人粉丝指责说大量的耽美同人忽略了性取向的政治意义，也没有讨论艾滋病的话题，关于一些有争议的同人小说，比如《布雷克七人组》的同人小说《几近珍爱/流氓》或是《CI-5行动》的同人小说《后果》(Consequence)中，粉丝们指责作者浪漫化了强奸行为，另一些人坚称围绕性暴力的强烈情感必须在没有如此紧迫的威胁状态下进行。(两个作者都让我在这里说清楚她们没有浪漫化强奸的意图。她们对其他粉丝对故事的接受情况感到惊奇和警觉。我在这本书里引用了这几篇故事不是为了声讨它们的作者[我事实上很喜欢她们的作品]而是为了显示耽美同人在能接受它的群体内部一样会引起激烈的争议，同人小说和原电视剧一样是完全对各种阅读方式开放的，同人作者对她们作品意义的掌控权并不会比原电视剧制作方对他们作品的掌控权更大。)有些粉丝担忧百合同人的稀少数量，以及一些耽美同人粉丝近乎强迫症似的反复重申自己的异性恋身份，还否认了耽美同人圈中女同性恋的存在。有些粉丝担心很多耽美同人对于女性角色(比如安·霍利或者安娜·格兰特)的对待方式就是厌女症，这些同人故事一般以男性角色之前和女性的失败浪漫关系来反衬男性同性关系的理想。像《双倍速》和《地下的泰拉·诺斯特拉》(The Terra Nostra Underground)的粉丝出版物为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了空间。同人作者们正在开始书写新型的叙事关注这些问题，在了解性政治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耽美同人这个文类。

就像这些讨论所示，耽美同人为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的女性之间的沟通创造了渠道，为性政治相关对话提供了基础词汇，并提供了更多机会以更大的公开度和自觉性讨论社会性别的构建过程。这种明显构建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连续区间的文学也可以补足女性同性社交连续区间内的缺口，认识到所有不同的群组不过同样是男权规范强令分开的而已。随着群体内部对自己写作的意义的检视，耽美同人粉丝正在不断地被同性恋团体拉到同一个政治立场上去；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的女性对耽美同人的兴趣仅仅来自于她们对柯克和斯波克的兴趣，所以信件同人志和其他同人出版物中看来遥不可及的同性恋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并非所有的耽美同人都是政治自觉的，并非所有耽美同人都是进步的，并非所有耽美同人都是女性主义的，但是人们不应该彻底忽略它的进步可能性，耽美同人作为流行文化中少有的几个可以在两极化性别之外质疑传统性身份的地方，也有其意义所在。

尽管提供了更加细致地观看原剧中角色关系的方式，耽美同人仍然代表了对原剧内容的一种尤其戏剧化的意识形态断裂。它使我们看到了文本盗猎的政治意义中尤为生动鲜明的一面，读者以自己的方式在重制“借来的东西”时将它们彻底转变，试图将其变为自己的所有物。耽美同人对女性性欲的天性、情色幻想以及其与媒体叙事的关系提出了复杂而迷人的问题；耽美同人是书写和阅读它的女人们清楚的个人表达。耽美同人作为一种文学类别使女性自由地研究她们对另类男性气质的欲望，以及她们对当代社会性别关系局限性的恐惧。

然而，所有这些常规套路的存在也表现了粉丝写作的群体智慧，反映了同人读者的品味。一种基本叙事套路的存在、一些固定的身体描写的套话、叙述模式、对于角色和人物关系的基本认识，同样反映了个体读者的个人欲望是如何在同人作者大社群已经固定下的语汇基础上成形的。而且，耽美同人的意义除了呈现在书页上，同样也建立在交换故事、八卦共享以及身份游戏所结成的社会纽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