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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桑｜时间星丛中的游荡者 ———论本雅明现代性思想中的时间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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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星丛中的游荡者

——论本雅明现代性思想中的时间观念^{^[1]}

Walter Benjamin

摘要：本文主要聚焦于本雅明的时间星丛概念，探讨谈论本雅明的时间观念。本雅明的现代性思考的根基就在于对时间的创造性阐释，即创造了一种与过去构成星丛关系的当下，从而摧毁和解构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在这样一种时间观中，历史被表述为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辩证历史，直线历史时间被截停，被压抑记忆的乌托邦潜能得以释放，从而使得当下时间转变成为具有一个包含伦理力量的时刻。游荡者（Flâneur）正是这一时间体验的承受者和揭示者。

原刊发表于《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2卷第3期

本雅明通过对时间的思考切入了现代性深处。现代性是本雅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处身境遇，其《拱廊街著作》（Das Passagen-Werk）所考察的十九世纪正是现代性的鼎盛时期。本雅明思想体系的独特的时间结构致使他的现代性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或政治的现代性，不过，他并没有以自己对现代性的独特沉思盲目地对抗现代性。现代性创造了一种无限进步的直线时间观，他毕其功于一役反抗的就是这个时间观。按照卡尔·洛维特的考察，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历史的进程并未表现为线性进步，那个时代的时间具有不断重复的周期性顺序，并且，缺少一种旨在抵达未来目标的改造体验。^{^[2]}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分析，如果不将古人的循环时间拉伸为历时性的线条，现代性就不可能发生：“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时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被构想出来。在一个不需要时间连续型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其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3]}可以说，本雅明的现代性思考的根基就在于对时间的创造性阐释，即创造了一种与过去构成星丛关系的当下。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atei Calinescu

在现代性的处境中，本雅明的哲学思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史问题，他并不试图关在书斋逃离现代性，而恰恰是超越、纠正和重塑现代性，他试图还原一种具有震惊性和不适感的现代性，以开启对源初世界的回归。他一生都在现代性的漩涡中心与之进行着殊死搏斗，在他的生活和写作中甚至流露着一些对现代性的沉溺和迷恋。通过对现代性起源的考古开掘，通过对其进行星丛式的重新表征，本雅明试图使现代性从抽象、空洞的时间模型变形为具体、生动的开放存在。或者可以说，本雅明对现代性的质疑使他超越了现代性又以承受而不是逃避的姿态成就了自己的现代性。本雅明对当下历史充满责任、希望和期待，他不甘于成为一名颓废的怀旧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对过去的跳跃和追忆绝不代表对人类往昔的怀旧，而是对原初历史潜能的开掘。他的哲学钟情于事物和时代的表层，同时又进入了时间的褶皱之中，或者说他倾心的历史就是生生不息的时间本身。

一

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最初思考起源于超现实主义。在他看来，超现实主义与梦幻的关系密切，其信奉的自动写作就是最大限度地释放无意识梦幻。1925年6月3日，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刚刚出版，本雅明写信给里尔克表达了初读超现实主义的兴奋：“超现实主义尤其打动我的是，语言以征服的方式权威而标准地进入梦幻的领域。”^{^[4]}但是，本雅明在《超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超现实主义的梦幻与真切的经验有关，而与理论和幻境（Phantasmagorie）无关，这些经验并不仅限于做梦、吸食大麻或鸦片。超现实主义的梦幻并不代表癫狂、神秘主义或宗教幻觉，而是一种本雅明所谓的“世俗启示”。它是一种神学对现代世俗历史和经验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变形。在超现实主义的世俗启示之中，本雅明发现的是类似神学的真理体验，这是一种极具现代世俗历史特征的体验，他在其中隐约窥见了伊甸园的梦境。在超现实主义版本的伊甸园梦境中，真理的意义如自动贩卖机一般不断涌现，世界处于破碎的完整之中。但是，这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伊甸园，而是一个经过变形的世俗历史中的伊甸园。在对超现实主义的论述中，本雅明为人类最初的完整设置了一个现代性的语境。伊甸园中的和谐以世俗斗争或公众示威的现代形式呈现出来。

pygmalion and the image iii the godhead fires

Edward Burne-Jones

76.3x99cm 1875-1878

在世俗斗争的现代历史中，伊甸园的梦幻潮汐不断渗透、涌现。在本雅明眼里，这不是回归到原初的时刻，而是原初记忆的突然涌现。他为这种原初记忆赋予了一个集体的形式，从而将宗教启示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启示，即所谓的世俗启示。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乌托邦梦幻具有集体无意识的面具，并凝聚在诸如敞开的大门、玻璃窗等影像中。本雅明将超现实主义的书写视为“沉醉的辩证法”（Dialektik des Rausches），辩证法的视野使本雅明能够在梦幻风暴的核心地带看到了觉醒的胚芽，而这种沉醉的辩证法正是对孤独自我在根基上进行的摧毁，他在《超现实主义》中写道：“在世界结构中，梦就像一只蛀牙，使个体松动。这种对自我的松动是通过沉醉来实现的，同时，这一过程本身同时是丰沃的活生生的经验，它使人们从沉醉中被施以魔咒的空间里走出来。”^{^[5]}

过去和当下的关系并非已经形成就不可变更。过去要求过去以记忆的形式获得当下的新颖面目，尽管这可能是一种扭曲的、隐秘的面目。这种扭曲的形式就是辩证影像，它是历史尤其是现代性历史赋予时间的梦幻晶体。借助梦幻与清醒的辩证法，历史获得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形式。本雅明在《拱廊街著作》中写道：“觉醒是作为正题的梦境意识和作为反题的清醒意识的合题？如果是，那么觉醒的一刻将等同于‘可辨认的现在’（Jetzt der Erkennbarkeit），在这一刻，事物带上了它们真正的——超现实主义的——面目。因此，正如普鲁斯特笔下，在生活断裂的最辩证的那一点上来把握整个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觉醒。普鲁斯特以对觉醒空间的描绘开始。”（N3a,3）^{^[6]}他强调了当下/可辨认的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关于可辨认的现在、生活的解体与重组的思考都是在这个层面展开的。

本雅明认为，过去并未消散，而是以梦幻影像的形式沉浸在当下时代的无意识之中，它总是犹如被压抑的无意识一样一再闪现于当下。当下的可辨认性来自于过去的剩余和觉醒。在这一方面，“相似性”（Ähnlichkeit）是本雅明思考过去和记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他对记忆的再现，借助的是当下自我与“与世界及事物的模仿性关系”。^{^[7]}相似性指向一种自然历史，即人与自然的亲密共处关系。本雅明在占星术中看到了这种彼此吻合、一致的征兆，对他而言，星辰间的星丛隐喻着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人与事物之间多维度的相互模仿、呼应、吻合。相似性或模仿能力并非对事物的简单复制和抄袭，而是对事物的变形、翻译、表征，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事物建立起一种原初的、自然的、亲密的存在关系。模仿能力在历史进程中不停地流变、甚至看似正在逐渐枯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在前现代，事物之间通过相似性、名称或模仿与事物发生关联，“而不是通过把自身抽离于客体的方式来实现的”，世界并未出现“有意义的客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与偶然意义”的割裂。^{^[8]}可是，一般的推论和偏见是，启蒙和科学主义的强盛造成了相似性的丧失。但本雅明试图说明的是，在业已祛魅的现代科学世界的世界并不缺乏这一维度，比如在超现实主义中，世界通过辨证影像、以星丛的方式重新获得了了相似性表征。他在《论模仿能力》中指出，“我们必须假定，制造相似性——例如，在舞蹈中，这是最古老的功能——的天赋，由此还有辨认它们的天赋，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变化。”^{^[9]}

模仿能力的现代形态表明，当下本身能够转变成一个起源的时刻。但将当下表征为起源时刻需要用过去的星丛来启迪，所以，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相互追溯、渗透的时间结构。同时，流变的相似性进一步将起源概念历史化，起源不是一个存在于远古的绝对真理，而是被不同的历史所实践着的，它具有不断变迁的语境和价值。必须强调的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在历史中变迁的，以不同的处境和需求对起源提出不同的要求，同时，这种要求必然要面临记忆对它的修正。如此，一种过去与当下的二元对立被消解了，过去随时可以被征用为一种用以想象或补救当下的资源。而当下也可以成为重新发明过去的镜像。历史成为了一个不断变形的合力的结果，任何以单一概念来对历史进行阐释甚至定向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可怕的。

起源是对原初关系的赞颂、依恋和感伤，是对世界原初时刻和原初秩序的回忆。本雅明通过对相似性和模仿能力的考察发现了人类相似于事物的强烈冲动。那么，记忆就是对这种人、事物之间相互契合的原初时刻的思念。在记忆中，事物返回到原初状态从而确立自身的价值。那么，在相似性中，这种起源也具有了自然历史的意味。相似性指示着一个人类幸福共同体。通感的媒介是记忆，是一种原初记忆的涌现以及在当代事物身上的叠加。在通感的目光中，事物成为了凝聚过去记忆的影像。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本雅明进一步指出，对于波德莱尔而言，“通感是回忆（Eingedenken）的资料。它们不是历史的资料，而是前史（Vorgeschichte）的资料。使节日变得伟大而有意义的，是与久远生活（frühere Leben）的相遇。”^{^[10]}通感是对过去生活的追忆。原初记忆在本雅明的语境中代表着被现代性压抑的乌托邦记忆，它依然以记忆为媒介隐藏于现代世俗历史之中。

本雅明在《拱廊街著作》中写道：“在十九世纪，‘被掏空’的物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因为技术进步不断把刚刚进入流通领域的物品撤换出来。”（N5,2）^{^[11]}正是在这个时候，本雅明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发现了拯救这种空洞经验的梦幻，以及相似性的概念，这使本雅明得以定义一种新的乡愁，他在《论普鲁斯特的影像》（Zum Bilde Prousts）中写道：“正如孩子们不知疲倦地将这只袋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变成第三样东西——名义上，是一只袜子——普鲁斯特无法一下子将那只空洞的人偶——他的自我——填满，为的是囤积那些第三样东西，那些满足他的好奇心——事实上，是缓解他的乡愁——的影像。普鲁斯特躺在那张床上被这种乡愁折磨着，那是对一个被扭曲的相似性世界的乡愁，那个存在的超现实主义面目凸现出来的世界。”^{^[12]}

存在的超现实主义面目就是一个事物之间自由穿梭、变形的梦幻世界。对梦幻世界的体验实在无意识状态中呈现出来的，并且需要一个主体腾空自己的过程，从而填满对被扭曲的相似性世界的乡愁。相似性是历史的内在结构，它为历史赋予一个梦境般的时间晶体。历史不再是孤立的实在，而是通过相似性而存在，被建构为相互渗透的影像。主体也处于同样的情形之中，通过相似性，主体向他者敞开。本雅明在《拱廊街著作》中指出，在可辨认的当下，真理闪现于被历史碎片装载到即将爆裂之时，真理时间的临界点则是主体意图的死亡：“每个现在（Gegenwart）都由那些与之共时的影像所决定：每个现今都是一个特定的具有可辨认性的现今（jedes Jetzt ist das Jetzt einer bestimmten Erkennbarkeit）。在现今之中，真理被时间装载到要爆裂的程度。（这爆裂不是别的，正是意图[Intentio]之死，这与本真历史时间即真理时间的诞生相一致。）”（N3,1）^{^[13]}他认为，极度膨胀的主体哲学，无法使碎片化的现代经验与悠远的无意识记忆即原初记忆之间取得联系。只有主体腾空自己的过程才是放松自己、向世界开放、使自己与世界万物相似的过程，超现实主义梦幻是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梦幻。在这个意义上，超现实主义和普鲁斯特展示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小说的可能性，他们从孤独的个体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相似性的开放的梦幻世界，也提示了一个被扭曲的原初世界的存在。

二

相似性的梦幻并不只是存在于遥远的过去，现代世界中它具有转化了的面目，斯文·克拉默指出：“现代的祛魅了的世界绝不缺乏这一维度，尤其是在超现实主义中，本雅明看到，这一维度得到了富有创造性的扬弃。”^{^[14]}现代世界使经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讲故事的人时代的悠远经验逐渐碎裂为技术时代的孤立经验，经验的完整性丧失了，不过，本雅明并不因此认为相似性就在现代世界消失殆尽了，相反，相似性的维度以变化的形式开始与震惊因素联系在一起。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中，本雅明提出，震惊（Chock）体验打开了通往无意识世界的大门：

震惊时刻（Chockmoment）在个别印象（Eindrucken）中越多，意识就越会更警惕地防御刺激；这种防御越有效，这些印象就越少进入经验（Erfahrung），就越多充溢于体验（Erlebnis）概念。震惊防御（Chockabwehr）取得特殊成就的方式或许是，事件（Vorfall）以牺牲内容的完整性为代价，将准确的时间点指派进入意识之中。这是反思（Reflexion）的最高成就之一。它将事件变成体验。如果缺少反思，将出现一个原则上令人愉悦的然而（多数情况下）令人反感的惊恐（Schreck），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证明了震惊防御的失败。^{^[15]}

犹如在大街上穿梭于人群中的惊恐，一旦放松自己接受震惊的袭击，我们将获得一种新颖的经验类型，这就是经验的现代形式：体验（Erlebnis）。在体验中，无意识梦幻就会被更加自由的释放。对于本雅明而言，新的哲学思考必须从这个也已降临的现代世界为起点。这个现代社会又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切现代诗人和作家的处身语境。波德莱尔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位现代诗人，就是因为他首先书写了现代世界中的体验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诗歌的革新形式。他将震惊体验视为必须面对的经验，并放置在了创作的中心。他的诗歌中充满了与震惊体验进行的斗争，他以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承受震惊。于是，他的诗就目击了悠远经验在现代震惊体验中逐渐枯萎的过程。他的诗呈现了震惊造成的词语间的裂缝。波德莱尔是首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他让自己深入了现代性的神经中枢。

Pierre baudelaire

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忠实于现代性所造就的新的“经验”（Erfahrung），本雅明后期的大量著作包括《拱廊街著作》都是试图呈现“经验”（Erfahrung）这个词语在当代的命运。他早年曾经对这个词大肆批判，在后期的著作中，他却赋予这个词以一种对抗康德式机械经验的力量，同时又找到了另一个词语作为援手，这个词就是“体验”（Erlebnis）。

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对传统经验中的光韵的衰弱，他持以乐观的态度，并期待出现一种去灵韵的、技术复制的大众文化。本雅明提出了技术复制使传统艺术作品的“光韵”（Aura）衰落，即技术复制时代批量生产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原件，传统艺术作品的本真性和权威性失落了，这样就废除了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而生成了一种新颖的展览价值，艺术作品的私人性被公共性所取代，从而开启了艺术的政治化即民主化道路。不过，这一点触痛了阿多诺的敏感神经，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向来反感，认为本雅明对文化工业的乐观主义是去辩证法的，忽略了文化工业背后的资本运作。本雅明则坚持从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审美化的过程中发现，艺术作品的光韵产生膜拜价值（Kultwert），这些作品播撒的审美幻象要求人们对其进行膜拜，是对革命的反动。只有用技术复制时代的震惊体验摧毁光韵，并以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Ausstellungswert）代替其膜拜价值。随着艺术作品的技术复制方法的多样化，它的展览性也极大地增强，两种价值之间的量变突然变成了艺术本质的质变。展览价值结束了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使其成为大众可以随意观赏和体验的事物，这样，艺术作品就成为了具有全新功能的塑造物。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审美化（Ästhetisierung der Politik）相反，共产主义倡导的是艺术政治化（Politisierung der Kunst）。

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本雅明对经验的二元对立态度进行了纠正。他用第一位现代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取代了讲故事的人列斯科夫。对于波德莱尔而言，这两种经验不再不可和解。弗里斯比在《现代性的碎片》中指出，“新的震惊取代了传统的环绕艺术作品的光韵。波德莱尔在为自己的诗找销路的时候，寻求保留两者。”^{^[16]}十九世纪，传统经验的确无可挽回地衰弱了，但是，作为直接书写这个世纪的经验的诗人，波德莱尔并不急于返乡，也并不强迫自己对时代做出轻易的批判，而是将自己投入了现代性的漩涡，去承受它、穿越它、书写它，呈现出现代性所有的梦幻与困境。通过波德莱尔，本雅明找到了更加复杂的路劲进入现代性的丛林深处，也为《拱廊街著作》找到了更加辩证更加内在的经验理论。沃林在《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中指出，本雅明最终调和了《讲故事的人》中所表现的保守主义和《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激进主义，“不再试图把一种田园牧歌式的过去与堕落的当下对峙起来。相反，他试图以一种更加内在的风格揭示现代社会生活的困境。”^{^[17]}

在一个1939年的片段中，本雅明写下一句话：“历史就是传统与政治组织之间的震惊（Chock）。”^{^[18]}在他看来，当前政治必须接受传统的震惊才能理解历史。当下对传统的重新定义和重组是对过去的一次震惊性遭遇，过去的膜拜性光韵在震惊中被摧毁，过去碎裂为自由的碎片，在当下身上敲打出迎接革命的缝隙。在每一次面向过去的复归中，过去通过记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当下瞬间变形，复归是以历史的具体形态实现的，需要一个当下的身体来接纳，现代社会的复归与救赎恰恰可以发生在现代性的巅峰。前提是对近代自然科学和启蒙哲学中的机械论宇宙观所割裂主客二元对立。只有终止主客的区别，过去才能恢复成可以被当代主体所经验到的时间之流。过去与当下变成一种具有相似性的柔韧结构，一旦对过去的膜拜幻象被打破，过去就可以由当下的紧迫性所重组，并启示当下。本雅明在《拱廊街著作》中写过：“使事物存在于当下的真实方法，是在我们的空间中表征它们（而不是在它们的空间中表征我们自己。）[……]本质上，同样的方法可以应用于思考来自于过去的伟大事物。”（H2,3）^{^[19]}对过去的跳跃不是滞留于过去，恰恰是邀请过去进入当下，使过去的伟大事物（当然还有失败的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改变我们的政治秩序。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胡桑，1981年生，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欧陆哲学与文学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和当代诗学研究，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