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情细读（11）：知音与孤独——吴大羽、倪贻德、梁锡鸿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通过艺术家专题和文献专题，梳理中间美术馆展览“动情：1949 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本篇推送将谈及三位艺术家：倪贻德（1901-1970）、吴大羽（1903-1988）、梁锡鸿（1912-1982）。这三位都经历了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萌芽期和转型期，都曾任教于中国最早的几所美术学院。国破家亡的年代缺乏个人发展的稳定环境，供艺术发挥的余地也少之又少。1949 年后，苏式写实主义无出其右，那些与新中国文艺路线不尽相同的艺术家，或被迫游离于大局之外，如吴大羽；或改弦更张重登舞台，如倪贻德、梁锡鸿。

展厅一层

展厅三层

从 20 世纪初始，中国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 “新旧” 之思的时代命题。梁锡鸿出生于 1912 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以公历取代农历，努力与世界各国接轨。同时，为了缓解这一变更给各行各业带来的不便与混乱，在历书中保留了节气与农历记法。而西方绘画，最早自 19 世纪末随传教士进入中国。到了 20 世纪的一战前和二战中期，从日本和欧洲留学归国的新青年又把西欧的现代主义绘画带到中国。吴大羽、倪贻德和梁锡鸿都属于在二战期间留日留法的新锐人士。

梁锡鸿出生在广东一个乡绅家庭。1929 年，他考取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国画系，结识了西画导师倪贻德，后因参与学潮运动被学校开除。1930 年，他跟随导师转学至其就职的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在校期间，梁锡鸿接触了由倪贻德和旅法回国的画家庞薰琹、翻译家傅雷共同成立的画会“决澜社”。“决澜” 意为 “力挽狂澜的决心”。1932 年，倪贻德在上海美术刊物《艺术旬刊》上发表《决澜社宣言》：

“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了我们的四周……我们承认绘画绝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死板的形骸的反复……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以来，欧洲的艺术突现新兴的气象，野兽群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达达主义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让我们起来罢！用了狂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倪贻德的主体性明确，他不把自己视为西方的附庸。比如他认识到，现代西画解决了画面繁琐、复杂和平板等弊病，可以更为率真地表现作者的情感，“线条” 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中国绘画长久以来也十分注重线条。

“决澜社” 画会一共举办过四次展览，参展过的艺术家包括：庞熏琹、倪贻德、方干民、林风眠、刘海粟、王悦之、吴大羽、王济远、周多、周真太、段平右、张弦、阳太阳、杨秋人、丘堤、陈澄波、梁白波、陈抱一、邓云梯、傅雷、关良、梁锡鸿、司徒乔、卫天霖、许幸之、丁衍庸、赵无极、李东平、赵鲁、曾鸣、李仲生。这些名字中不少频频出现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

梁锡鸿只参加了 “决澜社” 的第一回展。1932 年，他赴日学习西画。1934 年，他与李东平、赵兽等人在东京成立了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35 年，他们先后在广州和上海举办展览，效仿西方的超现实主义绘画。

吴大羽与倪贻德是同辈人，在 20 年代留学法国期间，他也与画家林风眠、林文铮、蔡威廉等人参与创办 “霍普斯学会”（后改名“艺术运动社”），学习西方新艺术运动的风格与思想。1927 年，他回国参与创办杭州国立艺术院，并担任西画系主任教授，任教直至抗战爆发。

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开始萌芽，但曲高和寡，无论是“决澜社”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还是 “艺术运动社”，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一方面，在短短 20 年里，人们对现代艺术审美无法适应。傅雷曾评论：“多少青年，过分地渴求着 ‘新’ 与 ‘西方’，而跑得离他们的时代与国家太远！”。另一方面，成就艺术家的社会环境还远未成形。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打响，这些社团的成员们也都各奔天涯。

1949 年后，三人的艺术道路则更为曲折。接受苏联教学体系培训回来的老师成为了油画系的主导。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曾任倪贻德工作室助教的金一德（1935- ）感慨说到：“现在看来是很滑稽的，但那时候认为他们 (留法、留日老师) 不会画油画。因为他们的油画与苏联的油画不一样。苏联的油画可以把人画得很像，很深入，可以画历史画、领袖画。而留法、留日的老师主要是野兽派和表现主义。所以人们认为他们不会画油画。现在看来，他们的画绘画性很强，水平很高。”

吴大羽曾是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的老师，在新中国后退居体制边缘。1950 年，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解聘了吴大羽，理由是 “艺术表现趋向形式主义，作风特异，不合学校新教学方针之要求……。” 在此后近 40 年里，吴大羽守住自己的艺术初心，是少数坚持不懈的现代主义分子。

另一边，出于种种原因和经历，而立和不惑之年的梁锡鸿和倪贻德都不再热衷于现代派艺术，转向写实风格。1948 年，梁锡鸿发表文章《超现实主义的商榷》，里面写道：“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重建新的本质作品……发掘人民大众的语言，感受人民的感情，了解人民的心理……完全融化在人民这大洋里面。” 尽管如此，梁的笔下大多是水彩和风景画，这类作品也不属于社会主义美术的主旋律。他的创作退居主流视野之外，直到近些年才被艺术界重新挖掘出来。

梁锡鸿，《春雨》，1955年，纸本水彩，32×26.5厘米，作品由艺·凯旋画廊惠允

倪贻德，《小城街头》之一，1950年，纸本水彩，24×36厘米，作品由艺·凯旋画廊惠允

倪贻德，《江边小镇》，1960年，纸本水彩，32×34厘米，作品由艺·凯旋画廊惠允

吴大羽，《无题241》，约1950年，纸本蜡彩，26.6×19.2厘米，作品由势象空间惠允

吴大羽，《无题175》，约1950年，纸本蜡彩，39.4×27.8厘米，作品由势象空间惠允

吴大羽，《无题327》，约1960年，纸本彩墨，14.1×10.8厘米，作品由势象空间惠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