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 · 迪迪-于贝尔曼丨文明的悲剧与现代“心灵之战”

去年底，我们出品了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小书《走出黑暗：写给〈索尔之子〉》。接下来，我们会推出他的“历史之眼”系列第1卷和第3卷：《当图像采取立场：历史之眼，1》和《图集，或不安的快乐知识：历史之眼，3》。今日推送《图集，或不安的快乐知识：历史之眼，3》的节选。

文明的悲剧与现代“心灵之战”

（节选）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 文

陈旻 / 译

卡尔·格奥尔格·海斯（Carl Georg Heise）在他的《阿比·瓦尔堡的个人回忆》（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an Aby Warburg）中强调了，自1914年起，瓦尔堡因为世界大灾难（Weltkatastrophe）遭受了“难以形容的痛苦”。战争让瓦尔堡饱经苦难——就像异教徒阿特拉斯或希伯来义人那样，把苦难完全地“背负/拥有”（porter）在他们的肩头——几个相互抵触的心理层面综合在一起，将于1918年击垮他。“一战”首先体现为一出文明的悲剧：随之而来的是纯粹暴力的支配和极端的激烈冲突。1918年，900万人死亡，2100万人受伤（残废及毁容），围绕在幸存（Nachleben）的历史学家四周。“残酷化的”社会（根据历史学家乔治·摩斯[George Mosse]的表达）、“简化的”人（根据弗雷德里克·卢梭[Frédéric Rousseau]的表述）和为合理化谋杀而牺牲的理性（根据丹尼尔·皮克[Daniel Pick]或艾伦·克拉默[Alan Kramer]的分析）：“一战”拉开了沃尔夫冈·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所谓20世纪“恐怖时代”的帷幕。

阿比·瓦尔堡很可能会延续他艺术史研究的方式，从一段为时漫长的“欧洲内战”的角度来理解战争的事件本身——恩佐·特拉沃索（Enzo Traverso）超越了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的假设，对“欧洲内战”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在这场内战中，魔鬼从未停止对每一个生命和每一种人类文明产生威胁。在瓦尔堡的谵妄心理的最深处，难免有时候会想象他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对此我们不能只是从非理性的角度进行解释：瓦尔堡是一位文化人，也是一个银行家族的核心成员，这个家族不仅直接参与了德国的经济战争，同时在世界货币的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比·瓦尔堡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文明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这场悲剧涉及了历史学家一直试图理解，甚至为此最终创立了文化研究（Kulturwissenschaft）这门学科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给瓦尔堡带来的震撼，比如说，1914年以来，德国的军国主义在政治宣传中单方面地采纳了Kultur（文明）一词，为了与Zivilization（文明）一词形成对比——Zivilization与日耳曼语Kultur的“永恒价值”相反，它指的是敌对的世界，以法英两国为代表的技术和经济实用主义世界。我们必须设想一下，这位理论家把文化设想为一条永久的跨越边境的通道（passage des frontières）——其中时空的“迁移”（Wanderungen）作为瓦尔堡理论的核心分析对象——观察到的却是边境的强制关闭、壕沟战的启动和前线的固定化，有时他会焦躁不安地、狂热地在他的笔记本里填满这些内容。

我们需要对此展开专门的研究，考察瓦尔堡对“一战”的情绪反应和学术回应，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检验“一战”对他的逻格斯和激情造成的影响。据我们所知，1914—1918年的战争也是一场动员了整个公民社会的文化战争（Kulturkrieg）和图像战争（Bilderkrieg），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精英”阶层。战争的双方都有大量知识分子走上了前线，总是饱含着最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而瓦尔堡本人并非没有为这种热情的诞生作出过贡献。在这场巨大的“欧洲危机”中，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是最早作出诊断的人，但最有影响力的是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在1919年提出的“精神危机”问题。

在这样一种语境中，瓦尔堡很可能会产生出一种直觉，一场全新的、根本的心灵之战（psychomachie）在1914年的欧洲爆发：它还是一场发生在星辰（astra）和魔鬼（monstra）之间的冲突，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残酷、更突然；不同之处在于，从那个时候开始，魔鬼甚至登上了天空（空战、毒气弹），甚至是思想的高度（民族主义、政治宣传）。这场“文明的危机”不可避免得到了发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几位年轻一辈的犹太思想家对此作出了更加彻底的分析，例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可以说“一战”的头几天就已经敲响了“理性的末日”的警钟。

这场“心灵之战”的规模惊人，涵盖了大量针对战争的出版物、见证、思考和叙事文本，不仅出版及时，而且在战争期间持续地产出：它们甚至达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纸片风暴（orages de papier）的程度，不仅席卷了文化领域，甚至成了肆虐于前线的钢铁风暴（orages d’acier）的话语替身。书本、报纸、布告、传单、海报、信件，加上绘画、像章、明信片、照片、音乐和电影，见证了这个时代极度活跃的再现和表述行为。评论家朱利叶斯·拉布（Julius Rab）仅在战争期间就出版了数本选集，约莫书写了五万首每天早晨发在德国报纸上的“战争诗”。截至战争的第一年底，德国已经出版了约两百卷战争抒情诗（Kriegslyrik）；这还不算多，如果我们对“战争叙事”的生产进行考察，会发现它涵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从真实的证词到宏伟的抒情重构，当然也包括了小说这个载体。

然而，这种“心灵之战”的内在实质似乎难以明确表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延续瓦尔堡提出的“边界扩展法”的基本理念，将“思想的边界”本身看作一场发生在欧洲的“平行的战争”。为数众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希望能够封闭边境，加入壕沟战，参与观点的自卫战和史学史的前线战斗：为了施行一种敌对政策，这一点在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叙事文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譬如他对“永恒的战士”的赞颂，将战争合法化为一种为了将迎接“新世界”的来临而必须经历的“内部体验”，赞美创新型战役的“黑暗魔术”，通过对“技术能量的部署”迫使人们在“英雄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发起“全面总动员”……很久以后，他依旧对“最重要的是维护一种特定的秩序（nomos），它是一种在文明中肯定自身的存在方式，并将在战争中保护我们”这种观点抱持肯定态度，荣格尔进一步强调了他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主权思想和“大地的法”（nomos de la terre）观点的接近性，后者意味着抵抗任何入侵、任何污染和任何敌人的侵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7年12月第一版《西方的没落》（Déclin de l’Occident）的序言中，以类似的思考方式，希望“[他的]书也许并非完全不值得德国的军事牺牲”。

据我所知，阿比·瓦尔堡从未公开谈论过他的立场。相反，他宁愿通过发行《画报》（Rivista illustrata，只有1914年和1915年的两期），向他意大利思想界的朋友，同时也是战争中的德国的敌人伸手示意。然而这场战争带给他的痛苦从未让他超越拒绝战争、捍卫反抗者或维持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但是，我们可以从像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这样的人（他强烈反对恩斯特·荣格尔）的激烈反省中找到一些瓦尔堡的口吻，前者认为“一战”是古老的激情与新技术的危险混合：“我们如何打仗？用技术指引古老的情绪。”与那些“服从战争”并认为此举能够“减少偶然的死亡”的诗人相反，卡尔·克劳斯甚至提出了流亡中的众神被国家的军事经济战略利用的情况，为了不让世界和文化的世界在某一天被双双杀死：

“但是，这个神话大杂烩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火星成了商业之神，水星成了战争之神？[……]我理解人可以为自己的性命牺牲棉花。但是反过来呢？即便是有恋物癖的人都不至于堕落至此，把灵魂当成商品。[……]每个国家都在与自己的文化交战，而不是与自己的非文化交战。[……]国家利益导致的代价总是世界的牺牲。”

早在1909年，卡尔·克劳斯就把“进步”和“世界末日”的理由结合在一起，远远早于1930年和1933年他针对《人类的末日》（Les Derniers Jours de l’humanité）和纳粹主义的兴起表示的著名立场。他反对所有欧洲民族主义的敌对政策和“封闭边界”的行为，他代表了其中一条通往真正的世界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将“不收分毫关税”（这里我引用了瓦尔堡阐释他的“边界扩展法”的一个著名表述方式）。至于瓦尔特·本雅明，我们将再次看到他用最严厉和最充分的表述阐明他的立场：除了公开捍卫卡尔·克劳斯，他还揭示出了恩斯特·荣格尔的叙事中包含的法西斯成分，“对战争的歌颂，[就是]对‘为艺术而艺术’观点肆无忌惮的挪用”。

《单行道》（Sens unique）的作者并没有混淆欧洲“心灵之战”的程度和它的真实成分，在过于泛滥的“战争叙事”的出版中，他依然可以诊断出一种真正的叙事的危机（crise du récit），不仅完全对应着历史的危机（crise de l’histoire）——被“一战”肢解的世界历史的危机，也对应着实证主义历史性的危机，从此往后，这种知识论模型再也无法在新时代中得到理解和转译。在《经验与贫乏》（Expérience et pauvreté）中，本雅明敢于跟任何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唱反调，他认为在1918年，“他们沉默着从战场归来[……]直接经验并没有丰富，反倒贫乏了。”在《小说的危机》（La crise du roman）中，他以阿尔弗雷德·多布林（Alfred Döblin）为例，提出蒙太奇纪录手段可以替代走入死胡同的传统叙事和具有史诗野心的战争叙事。最后，在《讲故事的人》（Le conteur）当中，本雅明再次回到由“一战”的经验导致的叙事危机，提出了叙事艺术中古老方式的幸存——主要是一些流行的，甚至是“贫穷的”叙事方式。也就是说，借用1909年查尔斯·贝矶（Charles Péguy）所使用的美妙比喻：面对这场文明的悲剧，克里俄（历史）只能因为现代的“野蛮行为”而“病倒”，所以我们需要跨越文明的悲剧，召唤谟涅摩叙涅（记忆）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