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卓纳画廊香港图册 2018》
(Wolfgang Tillmans: DZHK Book 2018)
中英双语,卓纳图书出版,2018
2018年3月,卓纳画廊香港空间举办了艺术家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同名个展,带来艺术家近期创作的静物与肖像系列,其中多件于香港创作。提尔曼斯向来对图像媒介与独立出版有着敏感而独特的思考,而他本人也亲自担任了本次卓纳香港展览的双语画册的编辑与版面设计。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作品即将在《卓纳线上展厅》的特别单元《工作室》中呈现。Wolfgang Tillmans
in Conversation with Allie Biswas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CLC 005》,2017

艾莉·比斯瓦斯:让我们从你对天文学的兴趣开始吧。我读到在你十岁的时候,你把相机放在望远镜的末端,拍了一张月亮的照片。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痴迷于天文学。有一天,我在父母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小册子,我猜是在同一天,我拿起母亲的双筒望远镜,然后从那时起,我就要求我的父母买天文望远镜给我。一年之后,我又要了一个更大的天文望远镜,再过一年后,我又有了更大的。我从这对天文的探索中得到安慰。我一直是个爱问问题的男孩,但我记得,当我有了星星的陪伴,发现了这无穷宇宙,感受到冥冥中更宏大的东西时,我便不再觉得孤独。比斯瓦斯:这很有趣,因为大部分的人往往是相反的感觉。他们害怕无穷无尽的东西。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星光灿烂 II》,1995
提尔曼斯:正是。我颠倒了这种常见的感觉,并把它与视觉观察联系起来,还有这个哲学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哪里来?”尽管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可以尽可能地通过观察我能看到的东西来面对它们。从那时起,我一直关注的是,天文学特别容易出现光学失真和能见度的困扰,因此我们到底能记录下什么。天文学中的一切都是在能见度的极限下完成。你能看到月球表面什么样的细节?你能看到多少个土星的卫星?你能看到土星环中的分层吗?细微模糊的物体总是非常有趣。当你直视一个朦胧的物体时,你看不见它,但当你的视线向它的侧面移过去一点时,你就可以看到它了。这是因为视网膜中心拥有最多的色彩感应区,但对光线的敏感度不强。在其周围的细胞只能感知黑色和白色,但却更敏感,使我们能够在夜间弱光的情况下看到东西。比斯瓦斯:所以在你年轻时,天文学也帮助你意识到看待事物的方法取决于一定的条件?提尔曼斯:是的,我认识到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不一致的。我们的镜头质量使物体显得锐利或不那么尖锐,或有彩色的边缘。根据你看某事物的方式,你可能看见也可能看不见。当然,这也正是社会和我们与之相互作用的故事。一件事情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作为一个青少年,我把我的兴趣从天上的星星转向了在地上的“星星”,如乔治男孩。比斯瓦斯:对天文学的兴趣也突出了你对宇宙的关注。每件事都有可能被你视为主题。提尔曼斯:天文学是普世的。全人类都能够从中获得愉悦,这点我非常喜欢。这就像化学试剂中的流平剂一样,因为它清楚地把我们各居其位。它也有很重的政治后果,比如在哥白尼之前,以及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后的人类如何看到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在过去的五年里,世界上也有许多同样重要的时刻,比如美国宇航局的开普勒任务和对数千其他星球的发现。很可能,宇宙中有许多类似地球的行星,在这些行星中有生命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在这个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时代,我认为这些新发现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被上帝选中的这个想法的最后壁垒,现在受到了来自科学的挑战。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冰箱静物》,2007
《静物》系列
比斯瓦斯:你从天空、行星、星星这些最大的物体开始了你的职业生涯,但接着在你的职业生涯初期,你却以相反的方式而出名。你的作品与最微小的细节联系在一起。是什么让你关注于日常生活?提尔曼斯:在我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我使用黑白激光复印机创作。我喜欢解构图片——照片——让它们展现出颗粒感的表面和细节。这是一种抽象的处理。然后,在1987年我搬到了汉堡,我有自己的生活和公寓。我不再住在一个小镇里,我融入了青年文化和夜店文化,尤其是“酸性浩室音乐革命”(”acid-housere volution”),它当时在汉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突然间,浩室文化扫除了80年代区分社会阶级的彰显权力的穿衣风格和精英主义,一切都民主化了。每个人都穿着牛仔裤与T恤,面带笑容。这就像是美梦成真一般——我对一个群体的政治理想,在现实生活中被实现了。这一切都如此迫切,以至于这些抽象的构想——复印的照片——失去了它们的紧迫性。反而,我想拍摄我所感受到的能量。那真的是关于我如何使用相机呈现这些关于舞蹈、音乐和身体的体验。真正体会“在身体里”,在别人身体中感到舒适,分享友谊,这些似乎解放了我。除了非常小的出版物之外,从未有过任何图像以这种方式呈现年轻人。年轻人的肖像以往都是摆拍并且经过造型的,他们的表情总是略微柔弱或面带愧疚似的。但是我知道我的同龄人和我都是强大的人,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雄鸡酒吧(吻)》,2002
该作品现为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渥太华加拿大国立美术馆、慕尼黑现代艺术陈列馆、伦敦泰特美术馆、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艺术中心馆藏。
比斯瓦斯:1988年你在汉堡的Gnosa咖啡馆举办了第一次个展——《方法》。你展出了从1987年至1989年的《方法》系列作品,对吧?比斯瓦斯: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展示你的作品对你有什么影响?提尔曼斯:那是一种别样的解放。1986年,我在找复印机来做独立杂志,而在我家乡的复印店里,我见到了第一台佳能镭射复印机。那真的是一台非常低解析度的扫描仪,而且内部还配备了镭射打印机。当然,现在每一台打印机都是如此,带有镭射扫描的打印机。但在当时,那是革命性的产品——照片第一次以半色调的方式被复印。但是,为了如此的生产方式,图片被分解成点,而我意识到这些影印照片本身就是美丽的物体,因为它们有了自己的质感。今天你称呼那东西为“噪点”。这种电子化的噪点很合适我所选的图片,通常都是从杂志或报纸上来的,后来也逐渐用在我自己拍的照片上。我突然感觉到这些影印照片是我第一次创作出的真正具有表现力的作品。它们的表现力不需要我在上面作任何额外的绘画。这是多么的解放。我意识到:“我不再需要去绘制图片了。”在照片成片的工艺里就已经有种鲜活的东西蕴含在其中。比斯瓦斯:在这个之前,你有没有考虑过使用其他媒材来创作?你刚才所说的听起来像是拼贴。提尔曼斯:是的,那很像拼贴。我曾对各种事物感兴趣——我真的尝试了各种我可以想到的东西。我做衣服,我唱歌,我做音乐。我后来停止了这一切,然后等待了20年,一直到2015年我又开始做音乐。我第一张唱片在2016年问世。提尔曼斯:这张唱片名叫《随机应变2016/1986》。唱片的2016那面是两首我在16年创作的曲子,而1986那面是我当年用卡带录音机录的三首曲子,不过之后我们在录音棚里做了后期处理。我们重新演奏那个音乐,把原本蹩脚的录音和我的声音与这重新演奏的音乐混合起来。这就像是一件你无法想像出来的东西,用30年的间隔来制造一样东西。我想过去几年,也许我回到了展现自我表演性的一面——我曾一度如此——以及创作音乐的兴趣。2015年,我在卓纳画廊的展览《PCR》展出了一件视频作品《乐器》(2015),那里面是我在跳舞。我在呼应某个时间,也许现在我已经找到了重拾旧日激情的勇气。它们不是为了结束或取代这中间三十年的视觉艺术创作。它们都是相互有联系的,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贯穿了我所有的作品。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楼梯扶手上的灰色牛仔裤》,1991
《褶裥》系列
该作品现为伦敦泰特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馆藏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BW-裤子》,1993
《褶裥》系列
该作品曾于提尔曼斯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与德国沃尔夫斯堡美术馆的个展中展出
比斯瓦斯:当你的那些朋友肖像和酒吧跳舞的照片引起公众的注意时,它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即使在10年、15年后,人们仍然使用该系列作为对你的主要参照。对你来说,是否很难改变人们的看法,特别是当你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静物的时候?提尔曼斯: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必须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在创作这些夜店相关作品的同时,我一直都保持着对其他事物的兴趣。但我确实认为有必要将公众的视线从我的那些朋友的照片上转移开。当Taschen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摄影书,它让我将焦点转移到描绘悬掛与折叠的静物上——比如悬掛或烘干衣服——它们中的一些其实是90年代初的照片。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会重新审视过去没有选择展出的作品,从而再创作。我的经验是如果想要公众真正接受一个转变大概需要七年的时间。我可以说我的静物和非人物题材在21世纪初才开始得到了充分关注,但那时我已经开始在暗房里创作非具象照片系列了。我在1998年开始创作非具象系列,它们在2000年后经常在我的展览中展出。直到我2008年在柏林的汉堡火车站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展览,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被问到了这些抽象作品。我突然意识到这真的需要七年的时间,因为我第一次向外界展示这些作品是在2001年。当然,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一直追踪每个人的发展脚步。
《透纳奖2000年》展览现场,伦敦泰特美术馆英国馆,2000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是英国视觉艺术最高奖项“透纳奖”(Turner Prize)首位非英国国籍的获奖者,也是首位获奖的摄影艺术家。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么所有事都是重要的》个展现场
伦敦泰特美术馆英国馆,2003
比斯瓦斯:当你开始在画廊做展览时,你已经从你的杂志创作里获得了一批受众。你认为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有用吗?提尔曼斯:我会说我总是有一批受众,部分的原因是我选择在杂志上发布我的照片。多年来,我不得不应对来自艺术世界部分人的势利行为,特别是在摄影界。摄影画廊和摄影界都不太严肃对待我。是当代艺术画廊选了我,因为他们看懂了杂志的意义,以及墙上的印刷品与印刷照片之间相互作用的潜力。我会在同一面墙上把一张彩色摄影配在一张杂志页面的旁边,这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具有亵渎性的。但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其他人来说,这中间有趣的是对这两个显然互斥的创作手法在观念上的探究和凸显。因此,即使在2000年当我赢得特纳奖时,保守派评论家们也认为这是时尚摄影或者这并不严肃。我一直认为,让事情看起来很重要是容易的,但让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则很困难。比斯瓦斯:人们谈及你作品特殊的品质总是会提到天然性。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需要进行相当多的步骤。我们能否将你的作品理解为描述“现实生活”的“真实”照片?这种评论对你意味着什么?提尔曼斯:是。如果你的照片中带有明显的一层矫揉造作,你首先会看到造作,以及艺术家的欲望。创作艺术的欲望是你在作品中不想看到的一件事,因为那很无聊。当然,我们都有抱负和意图,但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有趣。当我在审阅法兰克福施泰德美术学院学生的申请表时,我看到有些人会写“我想表达自己”之类的东西。这永远是一个糟糕的开头,因为这不能让你变得特别。比斯瓦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有所产出才是重要的。提尔曼斯:正是。我们都想表达自己,所以这更像是一个问题:“你想产出什么呢?”因为艺术只有作为一种人类可以延续的对话,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世纪的时候才富有意义。它是发生于特定上下文中的一场展开中的对话。脱离了这样的语境,当艺术只是纯粹的表达时,它可以是愉悦的,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装饰性的,但它其实和别的事情无关。回到内容和内容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发现摄影是如此伟大的媒介,因为它被认为是證据。如果某些东西看起来“真实”,那么大脑就会相信它确实发生了,至少在前数字化的社会里是如此。所以我在90年代——一个人际的社会——里的展览和书籍中展现的东西,被认为是“这些是他的朋友,这是他的生活”。而事实上,这里非常复杂地混合了摆拍、抓拍以及现成和合成的照片,或者在两极之间不同程度的混合。人们认为艾力克斯与卢茨那个系列的照片(1992)是来自真实生活的,但是……提尔曼斯:正是!这些照片是真的纪录片。它们是时间的存照,因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感受和意图,但并不真实地再现生活现实。它们真实表达了我当时对性别、身体和身份政治的感受。所有的想法和希望都被记录下来,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具有如此强烈的时代精神。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坐在树上的艾力克斯与卢茨》,1992
作品现为纽约MoMA馆藏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苏珊与卢兹,白色裙子,军绿短裙》,1993
作品现为纽约MoMA馆藏
比斯瓦斯:考虑到你作品出现的整体语境,你觉得你有点不同寻常吗?你跟90年代在英国伦敦的年轻英国艺术家(YBA)以及杜塞尔多夫学院出来的摄影艺术家都不太一样。提尔曼斯:YBA艺术家的集体展览《冰冻》是在1988年在伦敦Docklands举办的,我是在1990年才搬到英国,所以我比这批艺术家晚了2到3年。而我又比杜塞尔多夫学派摄影艺术家年轻十岁左右。他们在80年代末脱颖而出,在90年代初广为人知。我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我觉得“我看到”多过“我感受到”。我认为这些作品存在是件好事,但我不用再为它们创作更多。比斯瓦斯:大概因为你所在的地点,你常容易被人与别的艺术家混淆。提尔曼斯:我非常感激伦敦和英国文化。我总是将伦敦视作我第一故乡。伦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在国外可能是一种自我选择的身份危机或身份解放,因为你可以自由地重塑自己,选择你喜欢的文化,并抛弃其他的一些东西。比斯瓦斯:你可以谈谈你的展览空间“桥梁之间”(Between Bridges)吗?把它从伦敦搬到柏林,仅仅因为便于运作吗?提尔曼斯:是的,纯粹出于管理的原因。2011年,我在伦敦的工作室变得难以为继。供暖不再有效,屋顶漏水。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可以保存摄影作品二十年的地方,同时柏林租金便宜,我能负担得起一个又好又安全的工作室。所以,我认为最好把东西安置在柏林,而把伦敦的空间当作居所。但是“桥梁之间”最终还是搬到柏林,是因为我最终离开了伦敦的那栋大楼。比斯瓦斯:在2006年开设这个展览空间的考量是什么?提尔曼斯:它的创办是因为我觉得在伦敦似乎少点什么,这在伦敦东区的艺术圈更明显。我也觉得我在法兰克福美院因减少教学活动而获得的额外时间,应该花在无关我自己作品的东西上。所以我专注于那些以某种方式参与进社会或创作关于社会的作品的艺术家。我不想说这个空间的每一个展览都具有政治性,但像大卫·沃纳洛维兹(David Wojnarowicz)、柯莉塔修女(Sister Corita)或“土地使用解释中心”(The Center for Land Use Interpretation)之类,他们的创作不是以商业为目的。那时伦敦看起来很缺少冒险性,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事实上只希望发展出一套可以塑造长久职业生涯的风格。这没什么可怕的——每个人都有这么做的权利。我甚至要做一个大卫·沃纳洛维兹的展览,来提醒自己我到底能为自己的信念付出多少行动。沃纳洛维兹真的毫无保留,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一生中也没能收获很多的成功,完全不及现在在他死后25年所获得的声誉。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康纳植物,黄昏》,2011
比斯瓦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激进主义精神的艺术家吗?在早期的作品中,你将自己置于亚文化之中。你的项目《真相研究中心》(Truth Study Center,2005年至今),反映了你的政治观点。你也非常支持英国的亲欧盟运动。提尔曼斯:对我而言,很多早期作品都出于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激进主义像在酒吧喝酒跳舞一样富有魅力,甚至将这两者贯通起来。我从来没有单独来看享乐主义和激进主义。只有当你意识到生活可以有多么悲惨的时候,你才能在夜晚享受派对的深度。但我当然也知道,政治本身毫无吸引力,没有人愿意被说教。所以我迄今为止避开了非常公开的直接表达。《真相研究中心》也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这是我的宣言,是在评论和评论文章中放大我喜欢的声音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也用它来描绘骚乱和混乱——分歧意见和不真实的混乱,创造论和原教旨主义的混乱。如此一来,这也是非常矛盾的作品。比斯瓦斯:你为反脱欧运动设计的海报呈现出非常清晰的信息——你所表达的意图绝不是模糊的。提尔曼斯: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海报是我作品的一部分,但它们是由不同的必要性和标准驱动的。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澳门大桥》,1993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香港电视记者》,1993
比斯瓦斯:自2012年起的《新世界》项目(Neue Welt)也发出了新的声音,或至少是一个新的方向。它随后强调了你拍摄内容的广度。提尔曼斯:广度从未在我的考量上。这更像是2003年在英国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举办展览的标题——《如果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么所有事都是重要的》——所暗示的。我的意思是说万事都有可能变得重要。我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同等重要,抑或者,一切都应该被记录下来。但是,一切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因为是你为它们赋予了价值。这就是让开放的视角变得尽可能地更宽广,而不是抱着一颗封闭的心。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通过特定的题材,如当时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类型的风景和静物中的题材,通过拍摄艺术品、人像、夜生活、光学现象、天文以及非镜头创造的影像,我得以将这点表达出来。但是,创作的主题总是我心仪的,或是我想要了解的东西,这就让我的题材之间浑然天成。《新世界》项目是对我如何拍摄和拍摄什么的一次彻底反思。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钦加萨》,2012
《新世界》系列
提尔曼斯:到了90年代末,世界上已经有了大量的照片。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这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生产更多照片,所以我突然转向创作那些不展示真实世界的照片——它们都是抽象的图像。在21世纪初期,我非常专注拍摄相纸的观念摄影,然后是被折叠的具有雕塑质感的照片。到2007年左右,我觉得又想让自己面对相机,尝试观看外面的世界,用一种类似我在90年代初刚起步时的方法。但这次我的观察点从熟悉的地方转到了陌生的地方。或者当我要拍我熟悉的地方时,比如伦敦或者纽约,那我就要像陌生人一样去捕捉它。我非常喜欢采用局外人的观点和故意表面的方法来记录现在世界的样子。这几乎是打一枪换一炮的工作方法。比斯瓦斯:那从2009年开始,你就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并持续了四年?提尔曼斯:我旅行去了很多地方,但我从没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因为在每个新地方最初的两三天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视觉的警觉力,这没法长久维持——两周之内,这种警觉已经不会更深刻。不管怎样,你需要呆多久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地方?《新世界》项目正巧也是我开始使用数码相机的时候,所以我需要再次学习摄影语言。比斯瓦斯:这听起来像是你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提尔曼斯:我对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这些照片进行编辑也是不可能的,而这些照片看起来很随意。其中的一些图片在我过往作品中没有先例,所以我没法判断说:“这是一张好照片”。我在2007年左右感觉到我已经太过于擅长自己的摄影语言,所以我想要突破这一点。但是,要往自己现有的摄影语言中添加新的图像是非常痛苦的,并且只有当展览和书出来时,我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做的实验,并且转向数码摄影的创作成功了。比斯瓦斯:那么你觉得你的创作方法改变了吗?你之前说过,你的很多题材都取决于你对它的某种知识和喜好,这与《新世界》的主题有所不同。而你的肖像照作品大部分是基于你与这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车头灯》,1993
提尔曼斯:回想起来,在我的展览和书籍中出现的肖像作品都有着个人兴趣和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可能只有一个小时,或者,有些长达十年之久。对于《新世界》系列,我是提炼出一个我最初就一直坚持的想法,并将其放大:从表面现象审视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潜在表现。例如,我在2000年左右开始观察了汽车车头灯的设计是如何从90年代圆形或方形的“友好的面孔”转变成具有侵略性,几乎是卡通形式的龙和鲨鱼形状。我把它比作我们社会中更激烈的竞争精神。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会说:“哦,这只是汽车制造商的一个简单的设计。这只是时尚。”,但实际上,这些事物是这个样子都是有原因的。做出决定的是人,而不是自然。所以无论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的任何人造的形状,我都想激发你去质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喜欢这个?它为什么要做成这样?我是否应该同意这种变化?”我的作品也总是在质疑自己:我在哪里?我是什么?我与我所生活的世界有什么关系?不管怎样,这绝不会被观众完全解读或阅读,而这也绝对不是艺术的重点。人们永远不应该觉得他们需要了解一切。通常在我看艺术时,我有时会获得感官的刺激——无论是来自嗅觉还是味觉或感觉的记忆——如果我从展览中的5%或10%的作品中获得如此的体验,我认为这就达到成功了。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摄影 | Carmen Brunner
图片由艺术家、卓纳画廊(纽约)、Galerie Buchholz (柏林/科隆) 和Maureen Paley画廊 (伦敦) 提供
鲜有艺术家能像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b. 1968)这样深深塑造了当代艺术的面貌,并至今仍对年轻一代影响至深。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他的作品就集中体现出一种崭新的摄影的主体性,他将亲密感、趣意玩味,连同社会批判以及对既定价值和社会阶级的质疑融合在一起。他浑然一体地结合了不同的类型、主题、技法和布展方式,拓展了摄影媒介的传统表现形式,并且用他的实践持续地探讨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影像日渐饱和的世界里,图像的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
提尔曼斯1968年出生于德国雷姆沙伊德,1990-1992年求学于英国伯恩茅斯和普尔艺术设计学院,目前生活工作于柏林和伦敦两地。2000年,他获得伦敦泰特博物馆颁发的“透纳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摄影师,也是“透纳奖”首位非英国籍的艺术家。
2009年,他获得德国摄影协会文化奖,同年以艺术家顾问(Artist Trustee)的身份入选泰特博物馆委员会。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柏林艺术学院的成员,并于2013年被任命为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成员。提尔曼斯是2015年度“哈苏国际摄影奖”的获得者。2018年1月,他被德国戈斯拉尔市授予了“凯撒林奖” (Kaiserring Prize)。

《透纳奖2000年》展览现场,伦敦泰特美术馆英国馆,2000
自1990年代以来,提尔曼斯已在各大国际机构中举办个展。2003年,他的首个艺术生涯中期回顾展《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么每件事情都重要》由伦敦泰特美术馆英国馆呈现,展览广受赞誉。200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PS1分馆为艺术家举办了个展《已知的自由》,同年,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和洛杉矶哈默博物馆共同为艺术家举办了大型个展,呈现了将近三百幅摄影作品,并巡展至华盛顿特区的赫希洪博物馆和雕塑园等地。

个展现场,华盛顿特区赫希洪博物馆,2007

个展现场,大阪国立美术馆,2015
2010年,伦敦蛇形画廊为艺术家举办大型专题展,并在随后两年间巡展到南美的波哥大、利马和圣地亚哥等地。2012年,苏黎世艺术博物馆呈现了艺术家的《新世界》(Neue Welt)系列,展览在次年巡回至法国阿尔勒摄影节。2015年,个展《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你的身体属于你》由大阪国立国际美术馆举办。同年,他的双屏录像装置作品《建筑师之书》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
2017年,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为提尔曼斯举办了重要的研究个展,其中包括一件以音乐和视频为主题的沉浸式装置新作。同年,巴塞尔的贝耶勒基金会为提尔曼斯举办个展,这也是这所机构首次举办检视摄影形式的重要展览。2018年,大型巡展《沃尔夫冈·提尔曼斯:脆弱》将艺术家的作品带到了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肯尼亚内罗毕、南非约翰内斯堡在内的非洲各大城市。同年,法国尼姆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和都柏林爱尔兰现代艺术美术馆分别为艺术家举办了个展。

《今天就是第一天》个展现场,布鲁塞尔WIELS当代艺术中心,2020;摄影 | Philippe De Gobert

《战争安魂曲》演出现场,英国国家歌剧院,2018
由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担任舞台设计
2006年,提尔曼斯创办了非营利展览空间”桥梁之间“(Between Bridges)。空间最初设立于伦敦,直至2011年暂时关闭,2014年初在柏林重新开张,至今已为多位艺术家举办了展览。在2003至2009年间,提尔曼斯在世界著名的法兰克福国立造型艺术学院(Städelschule)担任教授。
提尔曼斯的作品被广泛收藏于世界各大艺术机构的馆藏中,包括伦敦泰特美术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华盛顿的赫希洪博物馆和雕塑园、大阪国立国际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学院、洛杉矶汉默博物馆等等。

《卓纳香港》系列图册,中英双语
卓纳图书出版,2018-2020
提尔曼斯的展览:
布鲁塞尔WIELS与高雄卫武营国家文化艺术中心 |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个展
卓纳香港个展《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卓纳香港群展《歌唱带电的身体》
提尔曼斯的媒体报道:
artnet | 这篇对话,也许能让你读懂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ArtReview Asia》2018春季刊封面故事 |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论高清世界中观看之边界
音乐与摄影,迷失在 Wolfgang Tillmans 的感官世界
A-Z | 全方位了解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提尔曼斯的作品: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褶裥》系列介绍
卓纳图书回顾:
《奥斯卡·穆里略:聚合内容与信息》(Oscar Murillo)
《马塞尔·扎马:穿越界限》(Marcel Dzama)
《尼奥·劳赫:宣传》(Neo Rauch)
《托马斯·鲁夫:摄影变革》(Thomas Ruff)
《罗斯·怀利:画个名词……》(Rose Wylie)
《卡罗尔·波维:十小时》(Carol Bove)
新闻 | 卓纳图书宣布与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达成发行合作
卓纳画廊是位处纽约、伦敦、香港及巴黎的当代艺术画廊,现代理近70位在世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遗产,拥有过百人的专业团队。画廊自1993年创立至今,成功举办了众多具开创性的展览。卓纳画廊活跃于一级和二级艺术市场,一直致力于培育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当中许多已在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