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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开始，性教育始终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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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公开谈论“性”往往是尴尬且难以启齿的，人们更倾向将其归于隐私的范畴避而不谈，或者用一些遮遮掩掩的方式来指代它。

但是，当越来越多性侵害悲剧或丑闻曝光时，人们不禁反思：我们的“性”教育是否缺位了？

网络讨论度很高的英剧《性爱自修室》

公开的性教育是一个让人感到如履薄冰的话题，但矛盾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各式各样关于性的信息扑面而来，这种分裂错位似乎已成为一种无奈的默认。

性与性教育，折射出的是各个时代文化思潮与社会图景的变迁。

中国人真的谈“性”色变？

很多人觉得，中国人对于“性”的隐晦保守，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留存下来的，但事实上，古代也存在着各种性知识、性观念、性教育，起到了启发、诱导的社会功效。

在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中，介绍了一种压箱底的铜镜，这种铜镜的作用并不是梳洗打扮，而是古代女子出嫁时的嫁妆，铜镜背面画有男女房事，母亲在女儿出嫁前交给她，告诉她结婚后要怎样做。

当然，这样的“教具”并不只铜镜一种载体，还有诸如“嫁妆画”等形式，大抵为同一功用。

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和不腐女尸一同出土的除了那件著名的素纱禅衣，还有我国现存最早的性学著作——《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等，试想如果不是被封为经典，又怎会带入墓中？

向左滑动接受古代性教育

如果仔细阅读两千多年前的那些文字，我们会发现古人并非视“性”为洪水猛兽，反而正视且坦然。

东汉张衡（发明过地动仪，这是知识点），在他的一首描写夫妻新婚生活的长诗《同声歌》中写道：“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帐，素女为我师，天老教轩皇。”写得很直白，即使文言文功底不太行的人，也能参透。

当然，古代社会的确在“性”上有诸多教条和禁忌，尤其是在程朱理学后，传统儒家礼教对社会个体的约束到达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存天理、灭人欲”也成为主流价值取向，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性观念。

在这样的禁欲思潮下，诸如男女之事这样的私生活片段自然不再能拿到上台面来讲。但矛盾的是，宋朝的情欲文学市场繁盛，狎妓之风也极为流行，这样的明暗对比不禁引人深思。

《歌舞图》轴，明朝吴伟绘

古代文士正在狎妓观舞

在“性”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变得越来越分裂，一方是传统文化中对绵延子嗣、生殖崇拜的向往，而另一方则是提倡禁欲的礼教伦理。

即使到了明清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性观念有渐趋开放的态势，也陆续问世了诸如《金瓶梅》等大胆描写两性关系的文学，“性”处于两极对立的矛盾状态。

鲁迅竟然是中国性教育“第一人”

直到近代，中国才有知识界人士将“性”作为目标对象加以科学研究，同时也公开宣扬性教育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追溯近代性教育的肇始，同彼时西学东渐之风有很大联系。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有识之士开始对传统价值理念进行再判断，再加之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传入，越来越多人质疑儒家传统思想、质疑受礼教束缚的禁欲观，鲁迅就是其一。

但在鲁迅出场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首先站了出来。

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写道：“美男妙女之欲得我意者而交之。”

而谭嗣同则更为直接：“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

翻译一下，谭嗣同的意思是，因为男女生殖器官生长于私密处，人们总觉得其羞耻龌龊，但如果它们生长于脸上，人与人每日见面时也会觉得羞愧难当吗？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性教育开始被当做一种科学看待，翻译西方性学书籍也渐成风气。

《男女婚姻卫生学》等图书陆续公开发行，一系列讨论性教育问题的文章也争相发表。而此后的二三十年间，在性教育的问题上，更是出现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

20世纪初翻译的日本图书

《男女婚姻卫生学》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以及张竞生、潘光旦被后世称为近代性教育的先驱，除了周建人外，其余几人都有留学经历，他们所受的西式教育也成为其后推动中国近代性教育的基础。

近代性教育先驱五人：周氏三兄弟（第一行）

及张竞生（左下）、潘光旦（右下）

鲁迅登上“性讲堂”是在其从日本医科学校留学归来后，他拿着自己编写的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走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为堂下学生亲授生殖健康知识。

据说，在上这节生殖课前，鲁迅对学生提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课时大家不许笑。

之后鲁迅的老乡、文学家夏丏尊说：鲁迅对我们说，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

再说一说近代性教育先驱中比较有争议的北大教授张竞生。他曾追随孙中山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回国后于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提倡节制生育、性教育、妇女解放。

张竞生的一段“以水喻性”的论述非常有名，他认为——

“性教育的公开研究不胜于道学先生的一味不说与压抑为能事，以致少年于暗中愚昧无知地一味去乱为吗？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则人们当暑气炎热满身焦躁时才肯入浴，断不会在严冬寒冷投入受病，又断不会自己不识水性，就挽颈引颈，闭目伸头，一直去跳水死。故要使青年不至于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我想这个性教育的运动极关紧要。”

这个比喻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因为他在1926年公开征集《性史》并集结成册发行，后又提出“第三种水”、试婚制、情人制等理论，而遭到了大众舆论的谴责，甚至被冠以“卖春博士”的名号。

最终他在一片反对声中出走法国，1932年回国后于广东老家隐姓埋名，不再参与性学讨论。

张竞生编著的《性史》

第一集封面为比亚兹莱的《月亮里的女人》

在这样一批先驱者的推动下，公众对于性教育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1922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邀请美国节育运动的先驱珊格尔夫人在北大做演讲，题目是《生育节制的什么和怎样》，除了节育，她还谈到了性伦理和性教育的问题。

在这场讲座中，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作陪，据当时的人回忆，听讲座的人很多，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趴着的，甚至把窗户桌子都要挤坏了。

在如此公开场合性教育讲座，这在当时中国性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而在珊格尔夫人到上海进行演讲时，据说当时负责翻译的俞庆棠女士感到很为难，只得找男教员来代替翻译工作。

胡适、珊格尔夫人和张竞生（右）

跟青少年，该怎么谈“性”？

近代性教育在20世纪初之所以能风生水起，自然有其实现的社会土壤。彼时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那时的人们要打破传统伦理的旧道德，实现个性解放、人格独立。

在1922年的《妇女评论》中便有文写道：

“恋爱故不以性交之达到算为成熟的证据，但是因恋爱而自然到这地步，就是极合理的事，不能算是可耻，或秽污。”

除了个性的解放，还因娼妓业过于繁盛而影响到国民健康。据调查，当时上海都市人口与娼妓之比例竟为149:1，比日本要高出三倍。

由此带来的是花柳病等疾病的传播，出于对预防疾病、优生优种的思量，性教育可谓正当其时。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性教育不仅是一批先驱人物在呼吁，它也渐渐走进了学校，登上了课堂。

中国科学教科书

初中生理卫生学（1949年出版）

在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生理卫生暂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里，有了“性的发育行为和责任”的内容；

在1933年，教育部公布高级中学卫生课程中，便已包括了男女性器官之解剖、生理及保健（含配偶之选择及性的卫生）、性道德、自戕之害、性病及结果等。

此外还规定，在进行性教育时，男女生要分开教学，所聘教师与学生同性别。

而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家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有人便主张孩童从四五岁时，家长就应进行初步的性教育，可采取一些类比的手段，最初可用“花”，之后慢慢过渡到鱼、鸟、哺乳动物，进而到人类的生育。

虽是如此规定，但若没有各级学校的理解与执行，性教育课程便也不能保证。

例如1940年四川省教育厅曾专门组织督导队到省内检查各个学校的健康教育情况，其中有一所学校的校长在被检查时，极力回避，支支吾吾，未能按要求进行性教育课，而当督导医师表示要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时，校长表示仅因他们是“厅里来的人”而勉强同意，但课程一开始，便离开了教室。

不知从这位校长身上，正在阅读的你是否也能发现自己当年生物老师的影子呢？的确，在中国，性教育的对象本就不应仅仅是孩子。

2017年北师大出版的《珍爱生命》

小学生性教育丛书

被一些人视为“黄段子”

对于当时学校设置性教育课程，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有的人家因此禁止子女到学校上课。在这样的社会舆论下，即使是鲁迅一般的人物，也不能做到心无旁骛。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讲授生殖课时，也采取了一些特殊处理手段。他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性生殖器，用“幺”字表示精子。

张竞生在出版《性史》等行为遭受非议后，离开北京去了上海，开了一家“美的书店”继续宣传自己的性主张，而对于这件事，鲁迅曾在文章中讽刺他——

“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轻脸白的女店员，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再版的《性史》

当年规定未满18岁者禁止阅读

但却风靡一时

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性教育”态度仍在开放与封闭间来回地试探摸索。

相信很多人读过最近的一本畅销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房思琪问妈妈：“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却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

当然，任何教育都应是谨慎的，毕竟纯真的孩童是万万不可戕害的，但其实人类该什么时候成熟，自然会什么时候成熟，成长途中的谜团，也终究会被戳破。

关于性教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潘绥铭曾这样说——

“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纯洁的时代’吗？我们所努力争取的，也是一个‘干净的世界’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就从来也没有在无菌温室中长大；我们自己全都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我们将来还会无休无止地修正自己。关键仅仅在于获得足够的教训，就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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