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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是个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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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虽然文章说的是美国,但每每阅读都不由自主地带入中国的情况——读完或许你也会有同感。如果从一个短期历史脉络来看,中国的家庭观念近一百年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快速解体的阶段,昔日四代同堂、三代同堂的景象已经被众多核心家庭(相对特殊的一点在于,计划生育带来了更多的三人核心家庭)取代。年轻人远离父母生活在异乡,其结婚、生育大都是在自己的城市发生的,从农村看,所谓家庭已经变成了隔代老人和孩子的留守。这也是个人自由价值的代价:家庭的连接越来越脆弱,离异带来的解体愈来愈容易,从而造成一种网络性的覆盖伤害。

我们是否需要回归原有大家庭?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假问题。那么,在进退两难中,是否有新的选择?或许,如何定义亲情、亲属、友情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基于情感的重新连接——哪怕对方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这种共同体的打造(基层构架类似青年公寓、打工者之家),有助于我们自由/隐私和化解孤独/团结感之间的良性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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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人在家庭生活中都经历过这个场景:几十个人围着一张临时搭建的家庭餐桌庆祝感恩节或其它节日——兄弟姐妹、表亲、堂亲、各种七大姑八大姨欢聚一堂。爷爷奶奶们第37次讲述古老的家族故事。其中一位回忆起自己初到美国的日子:"那是你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灯火...........那是光的庆典!我以为它们是为我准备的。"


老人们开始争论谁的记忆力更好。有人说起了某个遥远的记忆:"那天天气很冷,"另一个反驳道:"你在说什么呢?那是五月,五月下旬的事。"年幼的孩子们睁着大眼睛,听着家族的故事,试图拼凑出几代人的人生脉络。


© Tes


饭后,水池里有一堆堆盘子,地下室里有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年轻的父母们挤在走廊里,谈天说地,规划未来。老人们在沙发上打盹,等着吃甜点。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充满亲情,同时也略显疲惫的大家庭。


这就是巴里·莱文森(Barry Levinson)1990年的电影《阿瓦隆》(Avalon)中描述的家庭。这部电影改编自导演在巴尔的摩(Baltimore)度过的童年时光。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兄弟从东欧来到美国,做起了墙纸的生意。有一段时间,他们什么事都在一起做,就像在家乡一样。但随着电影的进行,这个大家庭开始分裂。一些人为了更多的隐私和空间搬到郊区。


有人因为工作原因搬到另一个州。一件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举足轻重的事情敲响了家族分崩离析的钟声:大哥在感恩节晚餐时迟到了,结果发现就算没有他,家里的晚餐照样如常进行。


他叫道:"不等我来,你就把火鸡切了?我可是你的亲生大哥! …… 你把火鸡切了!" 生活节奏在加快。便利、隐私和流动性比家庭忠诚度更重要。最近,当我问起那一幕,莱文森告诉我:“他们在大哥来之前吃饭,这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那才是家族中真正的裂痕。当你违反了规矩,整个家庭结构就开始崩溃了。"


在电影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庭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家庭已经不在感恩节团聚了。只有一对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儿女,在电视前吃着托盘上的火鸡。在最后的场景中,主角一个人住在养老院,思索着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迁。"到最后,你花掉了你所有的积蓄,卖掉了你所有的东西,只为了在这样的地方生存。"


"在我小时候,"莱文森告诉我,"你会聚集在祖父母身边,他们会讲家庭故事......现在大家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别人家的故事。" 他说,《阿瓦隆》的主题是 "家庭的去中心化而这一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更加严重。曾经,家庭成员至少围在电视机旁。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屏幕。"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家庭的故事。曾经的大家庭有着许多兄弟姐妹和远亲,而现在家庭分崩离析,单位变得越来越小,结构越来越脆弱。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虽说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也非常脆弱,家庭的碎片化仍在继续。在社会的不同阶层里,小家庭分裂成了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分裂成了混乱的家庭,最后干脆消失殆尽。


© The Economist


总结过去一个世纪家庭结构的变化,最真实的情况是:个人生活更自由了,但家庭生活却变摇摇欲坠。成年人的生活更美好了,但孩子们的生活却更糟糕了。曾经的大家庭,每个成员互帮互助,这有助于保护弱势群体。现在的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变小了,与其他家庭成员分离开来,这给予那些有能力的人更多优势,他们可以在社会上一展所长,不受羁绊。从规模更大、相互联系的大家庭到规模更小、相互分离的核心家庭的转变,最终导致了一种解放富人、损害工薪阶层和穷人的家庭制度。


这篇文章写的是这个转变过程,它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美国人现在是如何摸索着建立新的家庭并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



第一部分:家族扩张的时代


按今天的标准,在美国历史早期,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大家庭中。180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工人是农民;另外的四分之一大多在做家族经营的小生意,比如杂货店之类的。经营这类生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夫妻俩有七八个孩子的情况并不罕见。此外,可能还有孤苦无依、寄人篱下的姑姑、舅舅、表兄弟姐妹,以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仆人、学徒和农场工人。当然,在一些南方农场,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和人口研究教授史蒂文·鲁格尔斯(Steven Ruggles)称这些家庭为 "公司家庭"(corporate families),即围绕家族企业组织起来的社会单位。根据鲁格尔斯的说法,在1800年,90%的美国家庭是公司家庭。到1850年,大约有四分之三的65岁以上美国人与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一起生活。核心家庭也是存在的,但他们的身边都是大家庭或公司家庭。


大家庭有两大优势。第一是韧性。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或多个家庭组成的支持性网络。你的配偶和孩子是第一位的,但也有表兄弟姐妹、姻亲、公婆、祖父母。他们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维持着7人、10人甚至20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母亲去世,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和祖父母都会介入。如果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破裂,其他人可以填补这个缺口。当孩子半夜生病,或者当大人意外失去工作时,大家庭有更多的人分担这些意想不到的负担。


相比之下,一个独立的核心家庭只是少数三四个人之间的一套更紧密的关系。如果一段关系破裂了,就没有和事佬来缓冲其影响。按以往的情况来看,在一个核心家庭中,婚姻的结束,就意味着家庭的结束。


大家庭的第二大优势是他们的社会力量。多个成年人教导孩子们如何辨别是非,如何对待他人,如何与人为善。在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化和文化变革开始威胁到传统的生活方式。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对大家庭加倍重视,以便在无情的世界里创造一个道德的避风港。根据鲁格尔斯的说法,从1750年到1900年,大家庭一起生活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这种生活方式比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普遍。


在维多利亚时代,“壁炉和家”(hearth and home)的概念成为了一种文化理想。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社会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写道,家“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维斯塔神庙(vestal temple),是家神守护的灶神之殿,除了那些可以用爱来迎接的人,谁也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这种转变是由中上层阶级领导的,


然而,大家庭虽然有优势,但也会让人疲惫和窒息。家庭成员几乎没有隐私。你不得不每天与各种亲戚打交道,而这些人都不是你能选择的。大家庭稳定性较强,但流动性较差。家庭的联系更紧密,但个人的选择权却减少了。你在生活中没有更多的空间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是重男轻女的,尤其是长子会得到更多。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厂在美国各大城市开张,年轻的男女们纷纷离开大家庭去追逐美国梦。这些年轻人一有机会就结婚。在农场里的年轻人可能要等到26岁才会结婚;在寂寞的城市里,男人在22、23岁就已经成家。从1890年到1960年,男性的初婚平均年龄下降了3.6岁,女性也下降了2.2岁。


© Freepik


他们创建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多代同堂家庭的衰落正好反映了农场就业率的下降。孩子们的成长不再是为了承担经济上的角色,他们的成长是为了在青春期时能够飞出巢穴,成为独立的人,寻找自己的伴侣。培养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为家族贡献,而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已经取代了公司家庭,成为主流。到了1960年,77.5%的孩子与已婚的双亲生活在一起,与大家庭分开。


核心家庭,短暂而幸福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从1950年到1965年,离婚率下降,生育率上升,美国的核心家庭似乎过得很好。大多数人似乎都很富裕,很幸福。在这些年里,围绕着这种类型的家庭,形成了一种文化,当时的权威女性杂志《麦考尔杂志》(McCall’s)称其为 "团结"(togetherness)。健康的人生活在双亲家庭中。在1957年的一项调查中,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说,未婚的人 "有病"、"不道德 "或 "神经质"。

(www.nytimes.com/2012/02/21/opinion/brooks-the-talent-society.html)


在这一时期,这种理想家庭在我们的脑海中落地生根:一对夫妻加上两到三个孩子。当我们想到美国的家庭时,许多人仍然会想到这种理想家庭。当我们讨论如何强化家庭时,我们想到的是双亲核心家庭,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住在郊区街道上的某个独立的家庭住宅里。我们把它当作常态,尽管在1950年之前的几万年里,这不是大多数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不是1965年以来的55年里,大多数人类的生活方式。


今天,只有少数美国家庭是传统的双亲核心家庭,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1950-65年并不是常态。那是一个畸形的历史时刻,全社会都在有意无意地合谋掩盖了核心家庭脆弱的本质。


首先,大多数妇女被家庭所禁锢。在20世纪中期,许多公司禁止已婚女性就业。公司会雇佣单身女性,但如果她们结婚了,就必须辞职。贬低和剥夺妇女权利的现象十分猖獗。妇女们在丈夫的领导下,大部分时间被困在家里,相夫教子。


然而,这个时代的核心家庭与其他核心家庭的联系要比今天紧密得多。正如社会学家尤金·利特瓦克(Eugene Litwak)所说,构成了一个“改良的大家庭”,即“处于相互依赖状态的核心家庭联盟”。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电视和空调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人们仍然彼此串门,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朋友们可以随意管教彼此的孩子。


上世纪50年代,在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这样的郊区,成为一名年轻的房主,必须参与公共生活。这种生活只有最坚定的独行侠才能躲过。烧烤、咖啡馆、排球比赛、育婴合作社、不断地以物易物,孩子由附近有空的夫妻照看,邻居们不敲门就可以随时从门外走进来。这些年轻人在郊区荒芜的小房子里安家落户,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他们建立社区生活的工具。这是一种公开的生活。


最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给予了这种家庭繁荣稳定的理想条件。战后时期是教会参与度、工会化、社会信任和大众繁荣的高点,这些都与家庭凝聚力有关。一个人可以相对容易地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成为单一收入家庭的经济支柱。到1961年,美国25至29岁男性的收入中位数比他父亲在同一年龄段的收入高出近400%。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524-015-0440-z)


简而言之,从1950年到1965年这一时期表明,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可以围绕着核心家庭来建立的,但前提是妇女只能参与家庭生活。核心家庭交往频繁,这基本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大家庭,社会上的每一个经济和社会学条件都在共同支持这个制度。



解体


但这些条件并没有持续下去。曾短暂支撑起核心家庭的力量开始衰落,20世纪50年代受到庇护的家庭被此后压力重重的家庭所取代。其中有些家庭的压力来自于经济方面。从70年代中期开始,年轻人的工资下降,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家庭造成了压力。但主要的压力是文化方面的。社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人们更加重视隐私和自主性。同时,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妇女有了更大的生活和工作自由。


社会学家弗朗西斯卡·坎西安(Francesca Cancian)和史蒂文·L·戈登(Steven L. Gordon)对女性杂志的研究发现,从1900年到1979年, 50年代的基调是以家庭至上:“爱意味着自我牺牲和妥协


等到了六七十年代,把自我放在家庭之前变得更普遍:“爱意味着自我表达和个性。”男性也支持这些主张。婴儿潮一代的文化主题是解放——"自由鸟"、"天生爱跑"、"狂奔的人"(一系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摇滚歌曲。——译者注)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心理学家和婚姻学者伊莱·芬克尔(Eli Finkel)认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文化一直是“自我表现的婚姻”。他写道:“美国人现在越来越多地从婚姻中寻求自我发现、自尊和个人成长。”根据社会学家凯瑟琳·艾丁(Kathryn Edin)和玛丽亚·凯福拉斯(Maria Kefalas)的说法,婚姻“不再关乎生儿育女。现在的婚姻主要关于成年人的自我满足。”


对一些成年人来说,这种文化的转变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但这对一般家庭来说就不尽然了。在压力大的时候,少有亲戚能在身边帮助夫妻俩度过难关。如果你是为了爱情而结婚,那么当爱情消逝后,留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这种婚姻关系的淡化可能是在19世纪末开始的。从1870年到1920年,离婚人数增加了约15倍,然后在“核心家庭”时代的头几十年里,离婚人数或多或少地持续攀升。正如知识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在上世纪70年代末指出的那样,美国家庭并没有在60年代开始分裂,而是已经“分裂了100多年”。


今天美国人的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从1970年到2012年,由已婚夫妇和孩子组成的家庭比例减少了一半。1960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有13%的人独居,2018年,这个数字是28%。在1850年,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75%的人与亲戚住在一起;到1990年,只有18%的人与亲戚住在一起。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人们在婚姻中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结婚的时间越来越晚,如果成功结婚,离婚的人也越来越多。1950年,27%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今天,则有约45%。1960年,72%的美国成年人结婚了;2017年,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根据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 )2014年的一份报告,大约90%的婴儿潮一代女性和80%的X一代女性在40岁之前结婚,而只有大约70%的千禧一代女性会这么做,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低比例。


而在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五分之四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结婚并不是过上充实生活的必要条件,但他们回避的不仅仅是婚姻制度。2004年,根据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18至34岁的美国人中,33%的人在没有恋爱伴侣的情况下生活;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51%。


在过去的两代人里,家庭也变得越来越小。美国的总体出生率是1960年的一半。2012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没有孩子,数量比养宠物的家庭还要少。1970年,大约20%的家庭拥有5人或以上的成员。截至2012年,只有9.6%的家庭是这样。




我们可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家庭结构变化。其原因是经济、文化和体制上的。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分隔核心家庭的物理空间已经扩大了。以前,妯娌们会在门廊上相互大声问候。孩子们会常常串门,谁家的冰箱离得最近,他们就在哪蹭饭。但现在草坪变得更加宽阔,门廊的生活越来越少了,形成了一个缓冲空间,把各个家庭分隔开来。


正如曼蒂·兰·卡朗(Mandy Len Catron)最近在《大西洋报》(The Atlantic)上指出的那样,已婚人士不喜欢去看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更不愿意帮助他们做家务或提供情感支持。一种家庭自给自足的法则盛行。爸爸妈妈和孩子们都是自力更生,各自的家就像海上孤岛,各有各的天然屏障。

(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7/case-against-marriage/591973/)


最后,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家庭变得更加不平等。美国现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制度。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家庭模式几乎和1950年代一样稳定;而在较不富裕的人中,家庭生活往往是完全混乱的。这种分化是有原因的。富裕的人拥有足够资源,可以雇人代替曾经大家庭所提供的便利,以支撑自己的生活。想一想,现在富裕的父母在子女身上花的钱,过去都是由亲属来完成的:保姆、专业的托儿所、家教、辅导、治疗、昂贵的课外活动(为此,想想看,富裕的人如何为自己聘请治疗师和生活教练,来代替亲戚或亲密的朋友)


这些昂贵的工具和服务不仅支持儿童的发展,帮助他们准备好在精英体制中竞争;而且通过减少父母的压力和花费在家庭生活的时间,他们维持了婚姻的和睦。富裕的保守派人士常常为拥有稳定的核心家庭而沾沾自喜。他们鼓吹其他人也应该建立稳定的家庭。但是,他们却忽视了自己家庭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大家庭曾经提供的支持,而他们说教的对象,收入水平更低,却负担不起。


1970年,富人和穷人的家庭结构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现在他们之间有了裂痕。截至2005年,在母亲40岁时,85%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所生的孩子,仍然与双亲同住。而在工薪阶层家庭中,只有30%。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年龄在22岁至44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有78%的可能,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维持20年以上。而在相同年龄范围内,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女性只有大约40%的可能性。在18到55岁的美国人中,目前只有26%的穷人和39%的工人阶级结婚。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在她的著作《摆脱束缚的一代》(Generation Unbound)中引用了一项研究,指出家庭结构的差异“使收入不平等增加了25%”。如果美国回到1970年的结婚率,儿童贫困率将降低20%。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曾经说过的那样:“结婚的是享有特权的美国人,而结婚有助于他们保持特权。

(www.aei.org/wp-content/uploads/2017/09/The-Marriage-Divide.pdf)


© Weronika Gęsicka/Alamy‍‍


当你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很可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家庭结构变化。原因有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在核心家庭中长大的人,往往比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中长大的人更崇尚个人主义。具有个人主义心态的人,往往不愿意为了家庭而牺牲自我,其结果是更多的家庭破裂。在混乱的家庭中长大的人,更难获得所需的教育,而他们需要这些教育才能有成功的事业。因为经济上的压力和其他因素,没有成功事业的人很难建立稳定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孩子会变得更加孤立,受到更多的创伤。


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人没有安全的发展基础,也没有清晰的成长之路。那些有资本去探索、试错、缓冲的人,有着巨大的自由和机会;而对于那些缺乏资本的人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困惑、飘忽不定和痛苦。


在过去的50年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直试图减轻这些趋势的有害影响。他们试图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降低离婚率。他们的重点一直是加强核心家庭,而不是大家庭。偶尔,一个独立的计划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但不足以扭转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受家庭支持下降影响最大的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在1960年,大约5%的孩子是由未婚女性所生;现在大约有40%。皮尤研究中心报告称,1960年,11%的儿童与父亲分开居住;2010年,这一比例为27%。现在大约有一半的美国儿童将与亲生父母一起度过他们的童年,而20%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亲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父亲已经去世)。与其他国家的孩子相比,美国孩子更有可能生活在单亲家庭中。


诚然,稳定又有爱的单亲家庭的确存在。但平均而言,比起与父母同住的孩子,单亲家庭或未婚同居家庭的孩子往往身体、心理健康状况更差,学业成绩更差,行为问题更多,逃学率更高。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儿童与家庭中心(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联席主任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的研究显示,如果你出生在贫困家庭,并由已婚父母抚养长大,那么你有80%的机会摆脱贫困。如果你出生在贫困家庭,由未婚母亲抚养长大,那么你有50%的几率会泥足深陷。

(csweb.brookings.edu/content/research/essays/2014/saving-horatio-alger.html)


伤害孩子们的不仅仅是亲情的缺乏,而是这种感情的动荡不定。根据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2003年的一项研究,12%的美国孩子在15岁之前至少有过三组不同的“父母关系”。切尔林表示,当母亲的旧伴侣搬出去或她的新伴侣搬进来时,这种过渡时期,对孩子来说是最艰难的。

(www.jstor.org/stable/3556562?read-now=1&seq=1)


虽然儿童是受近期家庭结构变化影响最明显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想一想那些单身男性。曾经的大家庭为他们提供了与其他男性的情感纽带,也提供了女性的陪伴,两者对其成长有显著的影响。而如今,许多美国男性在人生的前20年没有父亲,之后15年没有配偶。曼哈顿研究所的凯·海默威茨(Kay Hymowitz)花了她职业生涯中的许多时间来研究美国家庭的衰落所造成的破坏,并引用证据显示,在缺乏家庭提供的情感纽带和人生意义的情况下,未婚男性的健康状况较差,他们常常酗酒或吸毒,而且收入较低,寿命也比已婚男性更短。

(www.city-journal.org/decline-of-family-loneliness-epidemic)




核心家庭兴盛的时期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怪异的历史时刻,整个社会都密谋掩盖其脆弱的本质。




© The Conversation


对于妇女来说,核心家庭结构给她们带来了另一种压力。虽然传统家庭结构的松动让她们受益匪浅,她们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许多在没有大家庭帮助的情况下抚养年幼子女的母亲发现,这是一种残酷而孤独的生活方式。


最近的数据显示,女性在家务和照看孩子上花的时间仍明显多于男性,这一事实让女性的处境更加悲惨。因此,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压力大、疲惫不堪的母亲们试图在工作和育儿之间取得平衡,而当家庭生活变得一团糟时,她们不得不重新安排工作。


没有了大家庭,老年人也在受苦。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数据,在4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5%的人说他们长期感到孤独。许多老年人现在是 "老年孤儿",没有亲人或朋友来照顾他们。2015年,《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篇名为《乔治·贝尔的孤独死亡》(The Lonely Death of George Bell)的文章,讲的是一个72岁的孤寡老人去世后,尸体躺在皇后区的公寓里都腐烂到无法辨认的地步,才被警察发现。


最后,被歧视的群体往往有更脆弱的家庭,因此,非裔美国人在核心家庭时代受到的伤害尤为严重。近一半的黑人家庭都是未婚的单身女性,而在白人家庭里,这一比例不到六分之一(黑人入狱率较高,因此能够成为丈夫或照顾孩子的男性很少)。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35岁以上的黑人妇女中,25%从未结过婚,而白人女性中只有8%。2018年,三分之二的非裔美国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而白人儿童的比例为四分之一。黑人单亲家庭最集中的地方,恰恰是奴隶制最盛行的地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社会学和人口学教授约翰·埃斯兰(John Iceland)的研究表明,白人和黑人家庭结构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两个群体之间30%的富裕差距。


2004年,记者兼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她的最后一本书——《前方的黑暗时代》(Dark Age Ahead),书中对北美社会进行了评估。她的核心论点是,家庭是“注定要失败的”。她写道,曾经支撑家庭的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虽然雅各布斯对很多事情都过于悲观,但对数百万人来说,从大家庭到独立小家庭的转变确实是一场灾难。


© The Atlantic


随着支撑家庭的社会结构衰落,关于家庭的争论变得脱离实际。社会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可以让核心家庭回归。但却忽略了20世纪50年代稳定的核心家庭的条件一去不复返。对于那些父亲跑路的孩子,那些有着许多同母异父兄弟的孩子,保守派哑口无言。"你要在核心家庭里生活 "对他们而言只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只有少数家庭是传统的核心家庭,那就意味着大多数家庭都是其他:单亲父母、未婚父母、混合家庭、祖父母家庭、连续伴侣关系等等。保守的社会观念还没能跟上现实。


与此同时,进步派人士仍像上世纪70年代的个人主义者那样讲话:人们应该有选择适合自己的任何家庭形式的自由。话虽如此,但是许多新的家庭形式并不适合大多数人——尽管进步的精英们虽然嘴上声称所有的家庭结构都很好,但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不这么认为。


正如社会学家W·布拉德福德·威尔科克斯(W. Bradford Wilcox)所指出的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进步人士在谈论整个社会时,可能会在家庭结构上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但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有着极其严格的期望。当威尔科克斯询问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学生,他们是否认为非婚生子女是错误的,62%的人说没有错。当他问学生,如果他们自己有一个非婚生子女,他们的父母会作何感想时,97%的学生说他们的父母会“抓狂”。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比起那些没有从大学毕业的人,18至50岁受过大学教育的加州人更不可能会说非婚生子是错误的。他们更倾向这样说:他们个人不赞成婚外生孩子。


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家庭观念是无法落地的,因为它不再贴切实际;而进步派根本没有家庭观念,因为他们不想让人觉得他们是在评判他人。性革命来了又走了,它让我们没有了家庭生活的准则,没有了具备指导性的价值观,也没有了明确的理想。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我们的文化无能为力。因此,几十年来,家庭一直在分崩离析。


好消息是,人类是会适应的,尽管政治上的变化会很慢。当一种家庭形式不再可行时,人们会去寻找新的东西,有时古人的智慧会在这里帮上忙。



第二部分:重新定义亲属关系


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小组。在数万年的时间里,人们通常生活在一个25人的小组里,这个小组又与大约20个小组构成了一个部落。小组里的人出去寻找食物,然后带回来分享。他们一起打猎,一起打仗,为彼此做衣服,照顾彼此的孩子。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他们都依赖于他们的大家庭和众多远亲。


只是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定义亲属关系。我们认为亲属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但纵观人类历史,亲属关系是可以创造的。


几十年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争论亲属关系到底是什么。通过对传统社会的研究,他们发现不同文化之间有着千差万别的亲属关系。对于菲律宾的伊隆戈人(Ilongot)来说,一起迁徙到某地的人就是亲属。对于尼比利亚河谷(Nebilyer Valley)的新几内亚人(New Guinean)来说,亲属关系是通过分享油脂产生的。油脂是在母乳或红薯中的生命能量。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的丘克人(Chuukese)有句俗语:“我的兄弟姐妹来自同一条独木舟",如果两个人在海上经历风浪,同生共死,那么就会成为亲戚。在阿拉斯加北坡(Alaskan North Slope),因纽特人(Inupiat)以死人的名字为子女取名,这些孩子被认为是同姓家庭的成员。


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生活在大家庭中。旧的大家庭中不仅仅是有他们的亲属,还包括他们的合作伙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最近对34000年前居住在现俄罗斯境内的古人进行了基因分析,从他们合葬在一起,可以合理推测他们生前生活在一起。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人的亲属关系并不密切。在对现存的32个觅食社会的研究中,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的占比通常不超过小组人口的10%。


在传统社会中,大家庭可能在基因上未必很亲近,但他们在情感上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亲近。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一篇关于亲属关系的文章中说:在许多这样的社会中,亲属之间有一种 "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


已故宗教学者J·普利兹-约翰森(J.Prytz-Johansen)写道,亲属关系被视为灵魂的“内在团结”。已故南非人类学家莫妮卡·威尔逊(Monica Wilson)称,亲戚之间“神秘地相互依赖”。萨林斯写道,亲属属于彼此,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 "彼此的成员"。

(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7/10/171005141759.htm)


早在十七八世纪,当欧洲新教徒来到北美时,他们相对独立的个人主义文化与美洲原住民的族群文化并存。塞巴斯蒂安·荣格(Sebastian Junger)在其《部落》(Tribe)一书中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尽管欧洲人不断叛逃,与美国原住民家庭生活在一起,但几乎没有美国原住民叛逃,与欧洲家庭生活在一起。欧洲人偶尔会抓到美洲原住民,强迫他们和自己一起生活。欧洲人教他们说英语,用西方的方式教育他们。但每当有机会时,原住民都会逃跑。


但是,欧洲人有时会在战争中被美洲原住民俘虏,被带到原住民社区生活。他们很少逃跑。这让欧洲人感到疑惑:我们明明有优越的文明,所以为什么人们用脚投票,选择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当你读到这样的描述时,你不禁会想,我们的文明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当然,我们不能回到原始社会。西方的个人主义者不再是那种生活在史前小组里的人了。我们甚至可能不再是电影《阿瓦隆》前半段中的那种人。我们重视隐私和个人自由。


我们的文化奇怪地卡住了。我们需要稳定和安定,但也需要流动性、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以及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想要的是亲密的家庭,但却不想要法律、文化和社会上的种种限制。我们已经看到了核心家庭崩溃后留下的一片狼藉。我们看到了鸦片成瘾、自杀、抑郁症、不平等的兴起——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因为我们的家庭结构太脆弱了,以及我们的社会过于超然、彼此分离、充满了不信任。


然而,我们不能完全回到一个更集体主义的世界。历史学家史蒂文·明茨(Steven Mintz)和苏珊·凯洛格(Susan Kellogg)在1988年写下的这句话在今天可能更正确:“许多美国人正在探索家庭生活的新模式,但与此同时,深深的困惑和矛盾如影随形。”


从核心家庭到伪造家庭


然而,最近的现象表明,一种新的家庭模式也许已经出现。我以上列举的许多数字都很可怕。但它们描述的已经过去,所以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作为对混乱家庭的回应,家庭的优先地位开始回归。为了寻求稳定,美国人正在尝试新的亲属关系和大家庭。


通常在我们意识到新的文化出现之前,行为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想象一下,数以亿计的小箭头。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它们会改变方向,起初只有几支,之后是很多都改变了。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注意,但最终人们开始意识到,一种新的模式和价值观已经出现。


© Weronika Gęsicka/Alamy


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正在发生。原因多样,部分是出于需要,部分是出于选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压力已促使美国人更多地依赖家庭。从2012年左右开始,与已婚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比例开始上升。与上一代相比,大学生与父母的联系更多了。我们倾向于嘲笑这是直升机教育(helicopter parenting: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译者注)或发射失败。它的确太过了。但如今的教育耗费时间更长,也更昂贵,所以年轻人比过去更依赖父母是有原因的。


1980年,只有12%的美国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多代同堂家庭急剧增加。如今,20%的美国人(6400万,历史最高)与几代人同住。


大家庭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搬回家住的年轻人推动的。2014年,18岁至34岁的美国男性中有35%与父母同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这种转变基本上是健康的。它不仅受到经济的推动,还受到有益的社会愿景的推动。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许多年轻人已经在展望未来,准备赡养年迈的父母。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05/24/for-first-time-in-modern-era-living-with-parents-edges-out-other-living-arrangements-for-18-to-34-year-olds/)


这种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年人搬去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独居老人的比例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现在,超过五分之一的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与子孙后代同住。这还没有算上那些搬到离孙辈更近,但没有搬到同一屋檐下的老年人。


许多移民和有色人种面临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于是更有可能生活在大家庭中。超过20%的亚洲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而白人只有16%。随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大家庭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非裔美国人一直比白人更依赖大家庭。即将出版的新书《我们如何出现》(How We Show Up)的作者米娅·伯德桑(Mia Birdsong)最近告诉我:“尽管有各种力量将我们分开——奴隶制、吉姆·克劳(Jim Crow:吉姆·克劳法是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译者注)、强制移民、监狱系统、城市化,但我们坚守着彼此。


事实是,黑人家庭是一个庞大的、多变的家庭,他们依靠'村子'的支持、知识和能力来互相照顾。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在母亲、祖父母和叔叔之间来回走动,白人,不论是研究员/社会工作者还是别的从业人员会认为这是 '不稳定的'。但实际上,这个家庭(大家庭和选择的合作伙伴)正在利用所有的资源来抚养这个孩子。"


即使在奴隶制度下,在黑人们被迫离开自己亲人的情况下,黑人大家庭仍然存在。不论在南方的种族隔离区还是北方的内陆城市,对于黑人而言,家庭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应对大规模移民和机会有限的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应对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


但政府的政策有时会使这种家庭形式很难发展。我刚进入社会时,在芝加哥做一名警察记者,写过有关公共住房项目的文章,比如卡布里尼-格林(Cabrini-Green)。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下,政客们拆除了摇摇欲坠的低层建筑社区,建起了大型公寓楼。尽管那里暴力和犯罪的发生率很高,但这种做法却将这些建筑所支撑的复杂的社会联系网络连根拔起。其结果是可怕的:暴力犯罪、帮派霸占电梯、家庭和邻里生活遭受影响。幸运的是,这些建筑自那时起就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收入的社区,这些社区更有利于家庭形式的发展。




我经常问那些移民到美国的非洲朋友,当他们抵达美国时,最令他们难受的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多样,但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孤独。



多代人居住安排的回归,已经在改变着美国的建筑景观。2016年,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4%的购房者正在寻找能住下年迈父母的房子,而42%的人想要能住下回家的成年子女的房子。房屋建筑商的应对措施是,用建造建筑公司莱纳(Lennar)的话来说就是“同一屋檐下的两栋房屋”。“”


许多这样的家庭有共享的厕所、洗衣房和公共区域。但“姻亲套房”(in-law suite)有独立的入口、小厨房和用餐区,这是为年迈的父母准备的地方。“千禧套房”(Millennial suite)也有自己的车道和入口,这里是供成年子女居住的地方。当然,这些楼盘是为了满足那些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的人的需求。但它们表达了一个共识:不同年龄的家庭成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互相支持。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跨越亲属关系的大家庭。在过去几年中,新的生活方式兴起,将不是亲属的人带入家庭或类似家庭的关系。在CoAbode网站上,单亲妈妈们可以找到其他有兴趣分享家庭的单亲妈妈。在全国各地,你都可以找到合住项目。在这些项目中,一群成年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居住,房子有独立的睡眠区和共享的公共区域。Common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6个城市经营着超过25个合住社区,年轻的单身人士可以在这里以这种方式生活。最近,Common还与另一家开发商Tishman Speyer合作,推出了针对年轻父母的同居社区Kin。每个年轻家庭都有自己的居住区,但也可以共享游戏空间、托儿服务,以及家庭活动和郊游。


这些实验和其他类似的实验表明,虽然人们仍然希望有灵活性和隐私,但他们正在寻找更公共的生活方式,并以一套仍在发展中的价值观为指导。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个名为Temescal Commons的合住社区,23名成员的年龄从1岁到83岁不等,他们住在一个有9个单元的综合楼里。


这可不是什么湾区的富人社区。公寓面积不大,居民都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有一个共用的院子和一个大号厨房,居民们在周四和周日晚上在这里准备公共晚餐。大家共同承担物业维护的责任。大人们互相照看孩子,年长的父母为年轻的父母出主意。成员之间互相借牛奶和糖等生活用品。当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遭遇失业或重大健康危机时,整个家族都团结在一起。


© Weronika Gęsicka/Alamy


考特尼·E·马丁(Courtney E. Martin)是一名作家,她是Temescal Commons的居民,专注于研究人们如何重新定义美国梦。她告诉我:“我真的很喜欢在我们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周围有着不一样的成年人,尤其是不一样的男性。我们把所有的孩子都视为自己的孩子。"


马丁有一个3岁的女儿史黛拉(Stella),她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建立了特别的友谊。这种感情永远不会在大家庭之外发展起来。马丁说:"斯黛拉逗得他哈哈大笑,大卫觉得这个3岁的孩子很崇拜他。"她总结道,这是一种财富无法买到的魔力。你只能通过时间和奉献,通过加入一个大家庭,才能拥有的。如果居民们常常搬进搬出,这样的社区就会分崩离析。但至少在这里,他们没有。


在马丁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阿瓦隆》那样的旧式大家庭和今天的新式大家庭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在《阿瓦隆》中,大家庭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家里所有的女性都被关在厨房里,一次养活25个人。2008年,一个由美国和日本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发现,与只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女性相比,日本多代同堂家庭中的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压力所致。但今天的大家庭生活安排中,性别角色更加多样化。


然而,至少在一个方面,美国人正在形成的新家庭,在我们原始的祖先看来是很熟悉的。这是因为这是被选择的家庭,超越了传统的亲属关系。


20世纪80年代,现代选择家庭运动在旧金山的同性恋者中兴起,他们中的许多人疏远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在应对艾滋病危机时,他们只有彼此。在她的书《我们选择家庭: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亲属关系》(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人类学家凯斯·韦斯顿(Kath Weston)写道:“我在旧金山湾区看到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建的家庭,它们往往有着极其圆滑的边界,就像非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工人阶级之间的亲属组织一样。”


她继续写道:


和异性恋一样,大多数同性恋也认为家庭成员是“在你身边”的人,是你在情感上和物质上都可以依靠的人。一个男人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达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Dallas)的政治学家丹尼尔·伯恩斯(Daniel Burns)称这些组织为“伪造家庭”(forged families)。悲剧和苦难让人们走到了一起,这不仅仅是一种方便的生活方式。正如这位人类学家所说,他们变成了“虚构的亲属”。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核心家庭的衰落造成了如一场流行病的精神创伤,数以百万计的人漂泊在外,因为他们生命中最爱和最安全的关系破裂了。这些漂泊的人慢慢地、但越来越频繁地走到一起,建立起了一个个伪造家庭。这些伪造家庭有一种坚定的承诺感。你所选择的家庭成员是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在Pinterest网站上,你可以找到贴在伪造家庭的厨房墙上的标牌,上面写着:“家庭并不总是血肉至亲,也可以是你生命中那些希望你在他们的生命中出现的人;是那些接受真实的你的人。那些为了看到你的微笑而不惜一切的人,无论如何也要爱你的人。"


两年前,我启动了一个叫做“编织”(Weave)的项目:社会结构项目。“编织”的存在是为了支持和吸引人们对社区建设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我的同事意识到,大多数“织工”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愿意为非亲属提供许多人只向亲属提供的那种关怀,那种过去由大家庭提供的支持。


丽莎·菲茨帕特里克(Lisa Fitzpatrick)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卫生保健主管,也是一名“织工”。有一天,她坐在一辆汽车的副驾驶座位上,突然注意到两个10岁或11岁的小男孩举起了一件很重的东西。那是把枪。他们朝她脸上开了一枪。这是一个入伙仪式,一份投名状。当她康复后,她意识到她只是附带伤害。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年轻的男孩,他们必须开枪才能进入一个家庭——他们的帮派。


她辞掉了工作,开始从事帮助黑帮成员迷途知返的工作。她敞开大门,欢迎那些可能会加入帮派的孩子们。某个星期六的下午,有35个孩子在她家玩耍。她问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位中年妇女家里度过美好的一天。他们回答说:“你是第一个开门的人。


在盐湖城(Salt Lake City),一个名为“另一边学院”(Other Side Academy)的组织为重刑犯提供了一个大家庭。许多加入该计划的人被允许离开监狱。他们通常已经在监狱服刑很长时间。但他们出狱后,必须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在合伙生意、搬家公司和旧货店工作。学院的目的是改变每个家庭成员的性格。白天,他们做搬运工或收银员。然后,他们一起吃饭,每周有几个晚上聚在一起做“游戏“:他们会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道德失误就出局,比如做事马虎,不尊重另一个家庭成员,消极好斗、自私或逃避。


这个游戏是不讲礼貌的。为了打破自己在监狱里披上的层层盔甲,这些人互相大喊大叫。想象一下,两个满身纹身的大块头男人尖叫:“去你的!去你妈的!去你妈的!“在我参加的游戏中,我以为他们会打起来。但是在愤怒之后,一种以前不存在的亲密感产生了。他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而现在他们突然有了“亲人”,他们对他们负责,并需要遵守道德。正直诚信成了加入家庭一种方式。另一边学院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提供了一个给予关爱的机会,并由此创造了一个伪造家庭。


我可以给你讲几百个这样的故事,有的组织把受过创伤的退伍军人带入大家庭,有的养老院亦接纳年幼的孩子,让他们和老人一起生活。在巴尔的摩,一个叫 "线绳"(Thread)的非营利组织志愿者来帮助成绩不好的学生,其中一些志愿者被孩子叫做 "爷爷奶奶"。在芝加哥,"成为男子汉"(Becoming a Man)帮助弱势青年组建家庭联系。在华盛顿特区,我最近遇到了一群中年女科学家:一位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另一位是天体物理学家。她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主教的世俗社区,共同分享资源,分享生活。当今美国的伪造家庭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对许多人来说,核心家庭的时代是一场灾难。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是残酷的,但家庭的不平等可能是最残酷的,它会残害心灵。



你也许也是一个伪造家庭的一份子。我也是。2015年,我受邀前往一对名叫凯西(Kathy)和戴维(David)的夫妇的家中。他们在华盛顿特区创建了一个类似大家庭的团体,名为“我们的孩子”(All Our Kids),简称AOK-DC。几年前,凯西和大卫有一个孩子在华盛顿的公立学校上学,他有一个叫詹姆斯(James)的朋友,他经常没饭吃,也没有地方住,所以他们建议,让詹姆斯和他们住在一起。那孩子有一个朋友的情况类似,而那些朋友也有朋友。到我加入他们的时候,每周四晚上大约有25个孩子在吃饭,其中几个睡在地下室里。


我加入了这个社区,从未离开。他们成了我选择的家人。我们星期四晚上一起吃晚饭,一起庆祝节日,一起度假。孩子们都叫大卫和凯西为爸爸妈妈。在早期的时候,这里大人们就像父母一样,为年轻人更换坏了的手机,在他们患抑郁症时支持他们,为他们筹集大学学费。当我们小组的一位年轻女性需要一个新的肾脏时,大卫把自己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了她。


我们有我们的原生家庭,这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也有这个家庭。现在这个伪造家庭里的年轻人都已经20多岁了,对我们的需要也少了。大卫和凯西已经离开了华盛顿,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晚饭仍在进行,我们仍然会互相见面,互相照顾。多年来一起吃饭,一起经历生活,形成了一种情感纽带。如果谁遇到危机,我们都会出现在一起。这段经历让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伪造家庭成员,和完全不像自己的人在一起。


自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以来,一张图表一直在困扰着我。它描绘了一个国家的独居人口比例和该国的GDP。两者有很强的相关性。在五分之一人口独居的国家,如丹麦和芬兰,比几乎没有人独居的国家要富裕得多,如拉丁美洲或非洲的国家。富国的家庭比穷国的家庭要小得多。德国人平均住在一个有2.7人的家庭里;冈比亚人平均住在一个有13.8人的家庭。


© www.pewforum.org


这张图说明了两点,尤其是在美国的情况下。第一,市场希望我们独居,或只和几个人一起生活。这样,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不受束缚,不受约束,可以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第二,在发达国家长大的人赚钱后,他们会用钱买隐私。


对于有特权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很有效。它使富裕家庭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和收发电子邮件,而不受家庭义务的束缚。他们可以雇佣那些愿意做大家庭曾经做过的工作的人。但挥之不去的悲伤潜伏着,当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不在身边时,当邻居,不管是在地理上或还是在心理上离你很遥远,让你无法靠近,或他们无法靠近你时,你会意识到,你的情感是空虚的。今天的情感危机源于家庭生活的贫困。


我经常问那些移民到美国的非洲朋友,当他们抵达美国时,最令他们震惊的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多样,但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孤独。一天中空荡荡的郊区街道,除了一位孤独的母亲推着一辆婴儿车在人行道上,别无他人。


对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来说,孤立的核心家庭时代是一场灾难。它导致家庭破裂或根本没有家庭。飘忽不定的家庭给孩子们留下精神创伤和孤独,让老人们独自死在房间里。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是残酷的,但家庭的不平等可能是最残酷的,会残害心灵。最终,家庭的不平等甚至破坏了核心家庭本应服务的经济:在混乱中长大的孩子日后很难成为有技能、稳定、社会流动性强的雇员。


© Andrzej Krauze


20世纪60年代,当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开始盛行时,人们开始尝试拥抱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方式。今天,我们正从超个人主义的废墟中爬出来。它使许多家庭离群索居,得不到支持。


人们正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大家庭为基础,在尝试更多的生活方式,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政府的支持可以帮助培育这一尝试,特别是针对工薪阶层和穷人,比如儿童税收抵免、改善困难家庭养育技能的辅导项目、早期教育补贴和延长育儿假。尽管最重要的转变将是文化上的,并由个人选择所驱动,但在美国社会较贫穷的阶层,家庭生活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如果政府不采取一些行动,经济就不可能复苏。


与此同时,双亲家庭也不会就此灭绝。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有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人,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方式。但一种与21世纪的现实和价值观相一致的、更具有社区精神的新思潮正在形成。


当我们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对家庭问题的讨论远远不够。这种讨论感觉太主观了,太不舒服了,甚至可能太宗教化了。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核心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在以缓慢的速度瓦解,而我们的许多其他问题,如教育、心理健康、毒瘾、劳动力素质等,都源于这种瓦解。


我们已经抛弃了1955年的“核心家庭”模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不会回归。美国人渴望以既古老又新颖的方式,在大家庭中生活。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一个加深和扩大家庭关系的机会,让更多的成年人和儿童在十几双充满爱的眼睛注视下生活和成长,当他们跌倒时,有十几双手臂将他们扶起。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越来越小的桌子上吃饭,亲人也越来越少。


是时候想办法把大桌子搬回来了。



文/David Brooks

译/Sue

校对/boomchacha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3/the-nuclear-family-was-a-mistake/605536/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Sue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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